正在阅读:

“科技向善”的尽头,是做公益?

扫一扫下载界面新闻APP

“科技向善”的尽头,是做公益?

腾讯阿里字节扎堆做公益,互联网技术也要“内卷”?

文|螳螂观察 图霖

腾讯阿里字节扎堆做公益,互联网技术也要“内卷”?

一家6口,父亲有病,母亲智障,弟弟妹妹年幼无助。1988年,年仅12岁的张胜利,无所凭依。

在这个深山贫困农村里,除了他,村子里大半孩子都因无力承担学费失学了。至于他上的学校,白天房子是教室,晚上则是羊圈。

1988年,父亲病重离世,母亲不久后改嫁,家里再难供他读书。张胜利和村里其他孩子一样,也濒临失学了。

由于记起来曾来村子考察的当地县政协副主席“要好好上学”的话,张胜利抱着渺茫的希望给这位副主席写了信:“俺爹娘穷,他不让我们念书,可是我们还想念书,念出书来像你一样,做一个对国家有贡献的人……”

次年,张胜利收到了青基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200元补贴。正是靠着这200块钱,张胜利才得以顺利读完小学,也才有了后来学业有成、重回家乡发展教育的他。

这是青基会旗下“希望工程”当年最早资助的一名学生。如今,张胜利被借调到涞源县教育局,负责扶贫工作。对他来说,希望工程开启了他人生的新篇章。而更深远的意义在于,“希望工程”就此推动了国内公益事业的大踏步。

如今,国内公益性组织越来越多,尤其在疫情过后,公益事业开始愈加得到人们的重视。

民政部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全国社会组织总量为89.44万个。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日共同发布的《慈善蓝皮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21)》,2020年全国社会公益资源总量预测为4100亿元,较2019年增长18.85%。

除了这些社会性组织,去年,“共同富裕”目标提出以后,腾讯、阿里和字节等互联网巨头们,也相继加快了旗下公益版块的布局。

扎堆做公益,他们真是为了“共同富裕”?高喊“科技向善”的巨头们,又是否真能为中国的公益事业添砖加瓦呢?

公益普及,任重道远

近日,南都公益基金会名誉理事长、希望工程发起人徐永光接受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CFF)“中国基金会行业发展40年与新征程”主题专访,结合自己的公益生涯,纵论对中国公益行业发展的现状和趋势。

他提到,“当下中国公益慈善的公众参与度,肯定没超过10%;99公益日也主要是朋友圈“杀熟”。中国公益三四十年,在公众参与度上到底是进步还是退步,需要我们深刻反思。”

徐永光的话其实直指公益事业那个“老生常谈”的问题:看似热闹的公益活动,究竟有没有落到实处?

以开头提及的失学儿童为例。“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的数据显示,中国的近3亿适龄儿童中,未入学率不到1%,也就是还剩300万左右的孩子没法上学,大部分来自于贫困地区。

公开资料显示,中国2004年之前成立的基金会数量仅占总数的8%,2012年之后成立的基金会数量占总数的65%,大多数基金会属于年轻基金会。

要继续完成这场革命,不仅这些年轻的基金会需要尽快成长起来,还需要更多新的公益参与者加入进来。这也是《螳螂观察》认为,互联网巨头们选择投身公益的重要原因之一:通过自身的带头作用,帮助中国公益尽快迈步新台阶。

实际上,互联网巨头做公益本身也具备天然优势。

过去,受助方、捐赠者和公益机构之间由于信息流通不畅,极易在资源调配和后续数据跟踪的过程中出现信任问题。而互联网企业恰好擅长连接人与资源,既保证了透明度,也提升了全流程的效率。

在疫情带来的“后遗症”以及“共同富裕”目标影响下,我们也不难发现,互联网巨头们近期在公益事业有了“主动争取、重点投入”显著表现。

去年十一月,民政部公布了《第三批慈善组织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名单》,共有10家企业和机构入选公示名单。入选名单中,除了有中国青基会的亲青公益、央企所属的中国移动公益等大型公益组织,也有我们熟悉的互联网平台和企业,包括字节跳动公益、小米公益、携程公益和哔哩哔哩公益。

据了解,本次的竞争相当激烈,自去年11月民政部发布遴选通知后,有超20多家组织和企业提出申请,但最终留下的也仅10家。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入选的字节、小米、携程和哔哩哔哩,并非最早一批进入名单的互联网平台。腾讯公益、阿里旗下的淘宝公益、美团公益等,要更早入选,它们已经是合法的慈善组织互联网捐助信息平台了。

当然,公益作为一项必须调动公众参与度的活动,对参与方的流量和话题度提升,一定是有帮助的。对互联网巨头们来说,投身公益不仅有利于获得公众好感,也能借此将争取到的流量为自己所用,是能实现“双赢”的。

譬如腾讯旗下的腾讯文档,就曾在河南暴雨期间“火”过一把。因网友创立的《待救援人员信息》协作文档,呈现了详细的救援信息,访问量激增,腾讯文档热度随之提升。七麦数据显示,自《待救援人员信息》协作文档建立当日起,腾讯文档APP迎来了一波下载量高峰。

不过,也有部分观点怀疑,互联网企业做公益,免不了打着商业化算盘,它们真能守住公益的初心吗?

但在《螳螂观察》看来,我们倒是不必过于忌讳“公益是生意”的说法。互联网巨头们如果真能将公益变成一门“钱生钱”的生意,就会有更多的“张胜利”圆梦,对国内公益的发展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至于对“公益”和“生意”两者之间比例的把控,最终还得由巨头们自己决定。名利双收是最好,但能不能实现,就要各凭本事了。

公益善心下的技术“博弈”

有巨头的地方,自然就有博弈。

基于本质仍旧难离利益,巨头们在公益上的博弈与其他博弈一样,是有竞争核心的。这个核心便是技术。

2021年11月发布的《中国互联网公益观察报告(2020-2021)》(以下简称“报告”)中强调,在互联网公益思维不断发展进化的今天,技术对于公益品牌传播的作用,不仅仅停留在表层的透明度建设和传播建设,而是成为养分深入改造项目本身,激发项目发展活力。

与传统公益形式相比,技术加持的公益形式,能有效提升公益效率、降低公益参与门槛和改善公益体验。在此基础上,“技术公益”的理念,也就成了巨头们争相追捧的“香饽饽”。

2019年,阿里巴巴集团CTO、阿里云智能事业群总裁张建锋宣布成立“阿里巴巴经济体技术公益委员会”,号召工程师用技术做公益。同年,腾讯99公益日期间,腾讯基金会正式发布科技公益计划,旨在连接技术志愿者和社会公益需求,共同推动科技公益事业的发展。

在去年12月举办的首届湾区科创峰会上,腾讯还启动了技术公益创投计划(以下简称“创投计划”),希望以公益技术和创新之力,营造全新、可持续的公益生态空间。

巨头们对技术的重视程度虽然无太大区别,但在技术赋能公益的具体实施上,仍旧呈现出了一定的差异性。

腾讯选择将公益技术与其自带的社交流量优势相结合,实现公益活动的快速“破圈”。

众所周知,腾讯的基因是社交。公益本就是与人相关的事业,而社交吸纳而来的流量,恰好能成为推动公益活动破圈的“天然催化剂”。

一个显著案例是,今年1月,腾讯公益旗下小红花产品的再度升级。该轮升级过后,用户通过公益行为积累小红花“爱心账户”,就可以捐助指定的公益项目。

公益参与度的提升,既需要降低参与门槛,让更多人加入进来,也需要通过记录、传播等动作增强成就感,让大家愿意持续做公益,形成正向循环。小红花产品的初心便是如此。

公开资料显示,2021年全年,腾讯公益用户收集的小红花数量总和4.6亿朵,其中,通过捐步做公益的人次(2.3亿),大大超过了通过捐款做公益的人次(1.5亿)。

阿里坚持“公益心态,商业手法”的初心,以互联网科技的手段推动公益效率的提升。

我们对阿里公益其实并不陌生,支付宝蚂蚁森林、兴农扶贫等,都是阿里旗下普及度较高的公益项目。

与腾讯发挥社交优势相比,阿里更期望公益技术能依托商业化手法发挥作用。譬如当前淘宝天猫的“公益宝贝”。淘宝天猫网商在开店的时候,可以自主设置一些商品,成交之后就捐出两分钱、五分钱。

阿里巴巴公益事业群总裁胡晓明去年在接受采访时介绍,每一笔捐赠他们都打在区块链上,钱给了谁、做了什么项目,都可查询。2020年,这个捐款数是100亿笔。

字节跳动侧重发挥信息分发技术的优势,为旗下公益项目提供底层支撑。

字节跳动最早做的一个名为“头条寻人”的公益项目,截至目前已经帮助寻找到了17000多名走失人员,帮助了17000多个家庭团聚。这个项目之所以能成功并延续至今,离不开字节成熟的信息分发技术。

而在该技术基础上诞生的抖音,自然也就成了字节新的公益“试验田”。

前不久,抖音推出了针对未成年的“时间锁”功能,规定未成年人每天只能使用不超过40分钟抖音。这既避免了未成年人沉迷网络,也让他们的父母更安心,是比较典型的公益动作。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公益活动带来的流量、转化率等,可以作为巨头们公益博弈的指标,但这些“大佬”的竞争欲望却并不强烈。

前面提到的阿里巴巴公益事业群总裁胡晓明,就在此前的专访中表示,在公益和善意面前是没有竞争的,他更期待大家一起推进更大的公平。

欣慰的是,互联网巨头门的加入,对提升公益的公众参与度,的确在发挥正向作用。

根据腾讯公益数据显示,2015年“99公益日”期间,通过腾讯平台发起并落实的项目筹款总金额为1.27亿元,参与总人次为205万,而去年筹款数额已达23.2亿元,捐款人次增长为5780万余次。

互联网巨头通过公益肩负起更大的社会责任,中国公益也因这些“大佬”的加入焕发了新活力。既然结果是大家喜闻乐见的,那么再谈竞争的确有些煞风景了,不是吗?

参考资料:

1.《他是希望工程被捐助的第一人,毕业后重回太行深处,点亮无数人》——北京日报

2.《互联网大佬做公益,图什么?》——深燃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评论

暂无评论哦,快来评价一下吧!

下载界面新闻

微信公众号

微博

“科技向善”的尽头,是做公益?

腾讯阿里字节扎堆做公益,互联网技术也要“内卷”?

文|螳螂观察 图霖

腾讯阿里字节扎堆做公益,互联网技术也要“内卷”?

一家6口,父亲有病,母亲智障,弟弟妹妹年幼无助。1988年,年仅12岁的张胜利,无所凭依。

在这个深山贫困农村里,除了他,村子里大半孩子都因无力承担学费失学了。至于他上的学校,白天房子是教室,晚上则是羊圈。

1988年,父亲病重离世,母亲不久后改嫁,家里再难供他读书。张胜利和村里其他孩子一样,也濒临失学了。

由于记起来曾来村子考察的当地县政协副主席“要好好上学”的话,张胜利抱着渺茫的希望给这位副主席写了信:“俺爹娘穷,他不让我们念书,可是我们还想念书,念出书来像你一样,做一个对国家有贡献的人……”

次年,张胜利收到了青基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200元补贴。正是靠着这200块钱,张胜利才得以顺利读完小学,也才有了后来学业有成、重回家乡发展教育的他。

这是青基会旗下“希望工程”当年最早资助的一名学生。如今,张胜利被借调到涞源县教育局,负责扶贫工作。对他来说,希望工程开启了他人生的新篇章。而更深远的意义在于,“希望工程”就此推动了国内公益事业的大踏步。

如今,国内公益性组织越来越多,尤其在疫情过后,公益事业开始愈加得到人们的重视。

民政部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全国社会组织总量为89.44万个。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日共同发布的《慈善蓝皮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21)》,2020年全国社会公益资源总量预测为4100亿元,较2019年增长18.85%。

除了这些社会性组织,去年,“共同富裕”目标提出以后,腾讯、阿里和字节等互联网巨头们,也相继加快了旗下公益版块的布局。

扎堆做公益,他们真是为了“共同富裕”?高喊“科技向善”的巨头们,又是否真能为中国的公益事业添砖加瓦呢?

公益普及,任重道远

近日,南都公益基金会名誉理事长、希望工程发起人徐永光接受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CFF)“中国基金会行业发展40年与新征程”主题专访,结合自己的公益生涯,纵论对中国公益行业发展的现状和趋势。

他提到,“当下中国公益慈善的公众参与度,肯定没超过10%;99公益日也主要是朋友圈“杀熟”。中国公益三四十年,在公众参与度上到底是进步还是退步,需要我们深刻反思。”

徐永光的话其实直指公益事业那个“老生常谈”的问题:看似热闹的公益活动,究竟有没有落到实处?

以开头提及的失学儿童为例。“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的数据显示,中国的近3亿适龄儿童中,未入学率不到1%,也就是还剩300万左右的孩子没法上学,大部分来自于贫困地区。

公开资料显示,中国2004年之前成立的基金会数量仅占总数的8%,2012年之后成立的基金会数量占总数的65%,大多数基金会属于年轻基金会。

要继续完成这场革命,不仅这些年轻的基金会需要尽快成长起来,还需要更多新的公益参与者加入进来。这也是《螳螂观察》认为,互联网巨头们选择投身公益的重要原因之一:通过自身的带头作用,帮助中国公益尽快迈步新台阶。

实际上,互联网巨头做公益本身也具备天然优势。

过去,受助方、捐赠者和公益机构之间由于信息流通不畅,极易在资源调配和后续数据跟踪的过程中出现信任问题。而互联网企业恰好擅长连接人与资源,既保证了透明度,也提升了全流程的效率。

在疫情带来的“后遗症”以及“共同富裕”目标影响下,我们也不难发现,互联网巨头们近期在公益事业有了“主动争取、重点投入”显著表现。

去年十一月,民政部公布了《第三批慈善组织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名单》,共有10家企业和机构入选公示名单。入选名单中,除了有中国青基会的亲青公益、央企所属的中国移动公益等大型公益组织,也有我们熟悉的互联网平台和企业,包括字节跳动公益、小米公益、携程公益和哔哩哔哩公益。

据了解,本次的竞争相当激烈,自去年11月民政部发布遴选通知后,有超20多家组织和企业提出申请,但最终留下的也仅10家。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入选的字节、小米、携程和哔哩哔哩,并非最早一批进入名单的互联网平台。腾讯公益、阿里旗下的淘宝公益、美团公益等,要更早入选,它们已经是合法的慈善组织互联网捐助信息平台了。

当然,公益作为一项必须调动公众参与度的活动,对参与方的流量和话题度提升,一定是有帮助的。对互联网巨头们来说,投身公益不仅有利于获得公众好感,也能借此将争取到的流量为自己所用,是能实现“双赢”的。

譬如腾讯旗下的腾讯文档,就曾在河南暴雨期间“火”过一把。因网友创立的《待救援人员信息》协作文档,呈现了详细的救援信息,访问量激增,腾讯文档热度随之提升。七麦数据显示,自《待救援人员信息》协作文档建立当日起,腾讯文档APP迎来了一波下载量高峰。

不过,也有部分观点怀疑,互联网企业做公益,免不了打着商业化算盘,它们真能守住公益的初心吗?

但在《螳螂观察》看来,我们倒是不必过于忌讳“公益是生意”的说法。互联网巨头们如果真能将公益变成一门“钱生钱”的生意,就会有更多的“张胜利”圆梦,对国内公益的发展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至于对“公益”和“生意”两者之间比例的把控,最终还得由巨头们自己决定。名利双收是最好,但能不能实现,就要各凭本事了。

公益善心下的技术“博弈”

有巨头的地方,自然就有博弈。

基于本质仍旧难离利益,巨头们在公益上的博弈与其他博弈一样,是有竞争核心的。这个核心便是技术。

2021年11月发布的《中国互联网公益观察报告(2020-2021)》(以下简称“报告”)中强调,在互联网公益思维不断发展进化的今天,技术对于公益品牌传播的作用,不仅仅停留在表层的透明度建设和传播建设,而是成为养分深入改造项目本身,激发项目发展活力。

与传统公益形式相比,技术加持的公益形式,能有效提升公益效率、降低公益参与门槛和改善公益体验。在此基础上,“技术公益”的理念,也就成了巨头们争相追捧的“香饽饽”。

2019年,阿里巴巴集团CTO、阿里云智能事业群总裁张建锋宣布成立“阿里巴巴经济体技术公益委员会”,号召工程师用技术做公益。同年,腾讯99公益日期间,腾讯基金会正式发布科技公益计划,旨在连接技术志愿者和社会公益需求,共同推动科技公益事业的发展。

在去年12月举办的首届湾区科创峰会上,腾讯还启动了技术公益创投计划(以下简称“创投计划”),希望以公益技术和创新之力,营造全新、可持续的公益生态空间。

巨头们对技术的重视程度虽然无太大区别,但在技术赋能公益的具体实施上,仍旧呈现出了一定的差异性。

腾讯选择将公益技术与其自带的社交流量优势相结合,实现公益活动的快速“破圈”。

众所周知,腾讯的基因是社交。公益本就是与人相关的事业,而社交吸纳而来的流量,恰好能成为推动公益活动破圈的“天然催化剂”。

一个显著案例是,今年1月,腾讯公益旗下小红花产品的再度升级。该轮升级过后,用户通过公益行为积累小红花“爱心账户”,就可以捐助指定的公益项目。

公益参与度的提升,既需要降低参与门槛,让更多人加入进来,也需要通过记录、传播等动作增强成就感,让大家愿意持续做公益,形成正向循环。小红花产品的初心便是如此。

公开资料显示,2021年全年,腾讯公益用户收集的小红花数量总和4.6亿朵,其中,通过捐步做公益的人次(2.3亿),大大超过了通过捐款做公益的人次(1.5亿)。

阿里坚持“公益心态,商业手法”的初心,以互联网科技的手段推动公益效率的提升。

我们对阿里公益其实并不陌生,支付宝蚂蚁森林、兴农扶贫等,都是阿里旗下普及度较高的公益项目。

与腾讯发挥社交优势相比,阿里更期望公益技术能依托商业化手法发挥作用。譬如当前淘宝天猫的“公益宝贝”。淘宝天猫网商在开店的时候,可以自主设置一些商品,成交之后就捐出两分钱、五分钱。

阿里巴巴公益事业群总裁胡晓明去年在接受采访时介绍,每一笔捐赠他们都打在区块链上,钱给了谁、做了什么项目,都可查询。2020年,这个捐款数是100亿笔。

字节跳动侧重发挥信息分发技术的优势,为旗下公益项目提供底层支撑。

字节跳动最早做的一个名为“头条寻人”的公益项目,截至目前已经帮助寻找到了17000多名走失人员,帮助了17000多个家庭团聚。这个项目之所以能成功并延续至今,离不开字节成熟的信息分发技术。

而在该技术基础上诞生的抖音,自然也就成了字节新的公益“试验田”。

前不久,抖音推出了针对未成年的“时间锁”功能,规定未成年人每天只能使用不超过40分钟抖音。这既避免了未成年人沉迷网络,也让他们的父母更安心,是比较典型的公益动作。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公益活动带来的流量、转化率等,可以作为巨头们公益博弈的指标,但这些“大佬”的竞争欲望却并不强烈。

前面提到的阿里巴巴公益事业群总裁胡晓明,就在此前的专访中表示,在公益和善意面前是没有竞争的,他更期待大家一起推进更大的公平。

欣慰的是,互联网巨头门的加入,对提升公益的公众参与度,的确在发挥正向作用。

根据腾讯公益数据显示,2015年“99公益日”期间,通过腾讯平台发起并落实的项目筹款总金额为1.27亿元,参与总人次为205万,而去年筹款数额已达23.2亿元,捐款人次增长为5780万余次。

互联网巨头通过公益肩负起更大的社会责任,中国公益也因这些“大佬”的加入焕发了新活力。既然结果是大家喜闻乐见的,那么再谈竞争的确有些煞风景了,不是吗?

参考资料:

1.《他是希望工程被捐助的第一人,毕业后重回太行深处,点亮无数人》——北京日报

2.《互联网大佬做公益,图什么?》——深燃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