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席小丹

编辑 | 翟星理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2022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明确将以新生代农民工为重点推动参保扩面，推动企业为农民工缴纳职工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等社会保险费，合理引导灵活就业的农民工按规定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和基本养老保险。

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将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列为新生代农民工。2020年北京市外来新生代农民工监测报告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占农民工总数的50.1%，平均年龄31.4岁，多集中于劳动密集型行业，且从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新生代农民工比例较上一年大幅提高。

“今天的新生代农民工，90后、00后占比越来越大，且灵活就业人员群体与新生代民工群体有着很大交叉，劳动关系问题反应比较集中。他们的工作场所不稳定，或是未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因此社会保障的不完善是多方面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蔡翼飞表示。

“然而，企业成本上越来越高，如果按照劳动合同法严格执行社保规章，很多企中小微企业负担不起，因此企业会采取灵活用工政策。”蔡翼飞说。

此前，国家曾出台多个文件，着力解决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问题。2021年7月23日，人社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强调建立劳动者权益保护的工作机制，健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公平就业、劳动报酬、休息、劳动安全、社会保险等方面的制度，并要求工会介入，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2022年1月，国家发改委等九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要求完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与平台企业、用工合作企业之间的劳动关系认定标准，探索明确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认定标准，合理确定企业与劳动者的权利义务。

实际上，有相当部分新生代农民工也属于农村转移人口。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研究员陈彬曾撰文表示，农业转移人口规模大，市民化程度低、成本高，面临的障碍多，是我国城市化的最大特色。

2022年3月11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胡祖才介绍，将着力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推动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加快覆盖常住人口，以新生代农民工为重点推动参保扩面。

蔡翼飞认为，曾经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基本公共服务配置结构近年来已有很大改善。城乡基本公共的服务均等化越来越受重视，城乡公共福利的差距一直在缩小，然而在城市工作的农民工群体却缺失整体的社会保障。

他表示，新生代农民工作是“回不去”的一代。“他们不像初代农民工，可以回老家务农。因为学历的升格和更多样的工作经历，他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已城市化。”2020年北京市外来新生代农民工监测报告显示，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制造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共吸纳67.2%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收入水平也有提升。

蔡翼飞认为，当前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的财政支持不足仍是最大的问题。“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国家应提供财政支持，但目前，人、地、钱三挂钩机制支持力度仍较小，不足以解决转移人口集中地的公共服务紧张的局面。”

胡祖才在此前发布会上表示，除推动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加快覆盖常住人口，以新生代农民工为重点推动参保扩面外，还将保障随迁子女在常住地接受义务教育，加强农民工就业服务和技能培训，今年开展农民工补贴性培训600万人次以上。并将进一步加大中央财政市民化奖励资金支持力度，推动省级财政建立市民化奖励资金，重点支持吸纳跨市域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多的城市。

“新生代农民工是劳动力中比较有活力一部分。”蔡翼飞说，“经济发展始终需要这一部分创造力更强、更有活力的年轻人。如果能够培养他们成为有技能的产业工人或是各行各业的人才，这对我国的经济增长是一种动力源泉。”

因此他认为，《重点任务》的核心是要保证新生态农民工的高质量的就业，“提高就业的稳定性，是他们在城市生存的基础。此外，加强培训，提高其受教育技能水平，保障劳资关系的规范，才能更好地保障其劳动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