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高佳

编辑 | 刘海川

1.

陈利文和廖春燕去世有18年了。廖春燕的儿子汪冰以为往事会被淡忘，母亲留下的印记却不时跳出来提醒。

首先是他左眼眼角的疤痕——那是导致母亲丧生的车祸留下的，七针长，多年过去，仍在眉毛下方隐现；然后是她的债务，她生前向银行贷款10万元，他满18岁时，这笔债务转移到了他身上；再就是34岁这年，他得知，母亲的遗产中包含一处房产，但知道这消息的当下，房子已归别人所有了。

时间回到2003年——车祸发生前，廖春燕带着儿子汪冰，和男友陈利文及其子陈新新一同住在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宿舍，一套99.63平米的三居室里。

那一年，汪冰16岁，陈新新15岁。他们的中考成绩不错，都被市重点中学录取。开学前，陈利文和廖春燕打算带他们去离昆明市不远的普者黑景区游玩。

那时，廖春燕和前夫离婚近10年，她和同样离异的陈利文正处于同居状态，对外以夫妻相称。

车祸是在他们返回昆明的路上发生的。2003年8月23日，汪冰记得那是星期六，陈利文驾驶一辆桑塔纳轿车，行驶在石林县326国道上，车子和迎面驶来的一辆货车相撞。

方向盘顶住陈利文的胸口，造成他当场死亡。廖春燕坐在副驾，也没留住性命。

汪冰和陈新新活了下来，目睹了事故发生。在昆明市中医院，医院没查出他身体有机能性损伤，他父亲汪建民想，事故带给儿子的心理阴影更大。车祸发生后，儿子很长一段时间不敢独居。“一个人在房间睡觉，他会惊醒，抱着被子跑下床。”

幸好随时间流逝，车祸“梦魇”淡去，在儿子面前，汪建民绝口不提往事，直到他再次接到前工作单位打来的电话。

汪建民和廖春燕同在昆明市一家国有企业工作时，担任企业的中层干部。这家企业后来经过改制，2017年，昆明市规划局研究决定，该企业及周边片区开展土地一级开发整理旧城改建项目。

“土地商业化后，企业有了钱，就通知老员工申请职工住房补贴。”汪建民1996年在企业工作时，曾购买一套60多平方米的住房。2021年年初，单位电话告知他，他应得补贴面积不止60平方米，因此仍享有申请住房补贴的资格。

他在电话里问道：“廖春燕也是厂里中层干部，也没享受补贴，把她报上去，能给她儿子享受吧？”按照《云南省机关事业单位职工住房补贴暂行办法》规定，若去世职工未领足按实际工龄计算应得的住房补贴，可将其应发未发的住房补贴一次性支付给其合法继承人或受遗赠人。

信息上报没多久，单位通知汪建民，昆明市住建局驳回了廖春燕的申请。他问及原因，对方称：“她已经享受过职工住房补贴政策。”

 “在什么地点享受的？”汪建民到市住建局询问时得到答复：“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宿舍。”

他这才知道，那套99.63平方米的房子是由廖春燕和陈利文共同购买的。

在昆明市房产交易中心查询这套房产的产权状况时，汪建民又惊奇发现，2020年5月7号，已故17年的陈利文和廖春燕签订了《二手房买卖合同》，将这套房产以65万元的价格卖出。购买方是陈利文的儿子陈新新。

2.

滇池路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宿舍楼是房改房，这栋2000年交付的板楼一梯两户，共7层。宿舍楼离地铁站200米远，附近学校、医院、购物中心一应俱全。

附近同样是面积99.63平方米的住房挂在网上出售，价格为110万至140万不等。房产中介称，该小区的房屋均价在13000元左右。这样的房子，目前出租价格不低于2500元。

车祸之后，汪冰和陈新新再没联系，现在因为房子，他们各执一词。

两人之间的共识是，陈利文和廖春燕没有办理结婚登记。而争议在于，汪冰认为，根据昆明市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制的《昆明市个人购买公有住房审定书》（以下简称《审定书》），他的母亲廖春燕使用自己的购房名额参与了昆明市中院宿舍此套房改房的购买，是房产共有人。

陈新新则质疑，“他俩（陈利文和廖春燕）没有打结婚证。这样可以（共同）参加福利分房吗？我相信这在哪都说不通。”

《审定书》在申请人陈利文的配偶情况一栏中填写了廖春燕的基本信息。配偶情况栏要求写明申请人配偶的每处房产地址、产权单位、住房建筑面积，并写明是否领过异地安置修缮费或建房补助费，是否买过优惠价房。

廖春燕所在单位在这栏中盖章并写道：“廖春燕同志在我单位无住房，没有领过异地安置修缮费，建房补助费，没有买过优惠价房。”

云南上首律师事务所律师杜晓秋是汪冰的委托代理人，他解释称：“单位盖了章，说明廖春燕在原单位没有享受过住房福利，买房改房的过程当中，把廖春燕的福利加进去，法院也审定通过，表示认可。”

云南省直房改办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界面新闻，“当时房改房政策规定，如果单身买房，价格稍贵一点，填上配偶，价格就便宜一些。”

该工作人员表示，“《审定书》上填写了配偶姓名，该房产就视为夫妻共同财产。如果要过户交易，必须两个人同时在场办理。”

2020年5月6日，距离车祸发生近17年后，一份署名陈利文和廖春燕的委托书出现。

委托书中写道：“陈利文和廖春燕系夫妻关系，二人现将位于昆明市滇池路的房产出售给陈新新。经我们慎重考虑后，我们双方均自愿委托给受托人（杨鸿），代为办理如下事项。”

5月7日，云南省昆明市明诚公证处公证员李云鹏出具公证书称：兹证明陈利文、廖春燕和陈新新于2020年5月6日在昆明市，在本公证员和公证人员王盛石怡的面前，在前面的委托书上签名、捺印，并表示知悉委托的法律意义和法律后果。

此后，出卖人陈利文和廖春燕与买受人陈新新签署了《二手房买卖合同》，陈新新于5月7日以65万元价格一次性付款买下了位于滇池路的这套99.63平方米房屋。

汪冰向昆明市西山区公安分局对陈新新等人提出诈骗罪及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的刑事控告后，2022年3月8日，明诚公证处撤销相关公证书，公告公证书自始无效。

3月18日下午，界面新闻联系到陈新新，“我也有说不出的苦衷。”他坚持，“但这个房子彻头彻尾就是我的，房产证、产权证、土地证，那些就是我父亲的。”

陈新新不愿透露更多。签署房屋买卖合同后，2020年5月8日，他向土地管理部门申请办理了房屋所在地块的划拨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经办人意见中称，此前陈利文领有该地块划拨的《国有土地使用证》，经办科室同意上报办理该地块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昆明市西山区自然资源局和区人民政府先后审批通过了这项申请。

3.

上世纪90年代的香港电影《玻璃之城》讲述了一个爱情故事。影片中，港生和韵文年轻时是恋人，各自婚嫁后意外重逢，又重续前缘。1997年元旦，这对情人准备一起倒数迎接新年来临，驾驶汽车去往广场的路上遭遇车祸，双拥而逝。

港生、韵文的丧事和他们的旧居，也由各自的孩子一同处理。影片凄美，“旧居”提醒着孩子们父母所拥有的共同回忆。

相似的情境映照进现实，实在的收获重要性远大于模糊的爱情记忆。分歧始终横亘在汪冰和陈新新之间。

车祸发生后58天，2003年10月20日，昆明市石林县交警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广西福通运输有限公司的货车驾驶员负该起事故的全部责任。认定书的公布却并未宣告两死者善后事宜的落定。

廖春燕曾在生前购买保险，事故发生后，汪建民到保险公司调取记录，得知保险合同的投保人和受益人是廖春燕，被保险人是陈利文。2004年4月，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对这份保险合同进行了理赔，批单显示：兹根据申请人肖茹红于2004年4月15日对康宁终身保险单的申请，按照条款规定，同意给付保险金60000元。

肖茹红是陈利文的前妻，陈新新的母亲。

汪建民不解，自2004年开始，他每年都到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询问与廖春燕有关的这项“遗产”的处理情况。（注：昆明市中院曾协助处理陈利文的善后工作。）

2006年，汪冰满18岁。母亲廖春燕的10万元银行债务转移到他头上。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发来执行通知书，要求汪冰偿还申请执行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行借款本金人民币103147.02元。

2010年，盘龙区人民法院再次公告，要求汪冰偿还借款本金、利息、罚息等。这部分债款，汪冰一直没还清。在母亲的“遗产”分配落定之前，他也不打算还。

车祸发生后，汪建民从事的边贸生意落入低谷，他卖掉了房子，做起了出租车司机。那场不幸似乎恰巧给他们的生活划了一条分界线。

上世纪90年代，有铁饭碗保障的汪建民和廖春燕手头都宽裕。廖春燕去世后，汪建民查询她的银行账户，发现“所有账户里的钱加起来只有两万块。”汪建民猜想，她有购置房产的可能。只是，“她在哪买了房？”他一点头绪也没有。

直到这次单位电话通知揭开往事一角。得知“亡者卖房”是偶然，汪建民感慨：“但知道这个状况也是必然。”

3月11日，汪冰收到昆明市公安局西山区分局的立案告知书，陈新新等人因涉嫌伪造身份证件被立案侦查。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陈利文、廖春燕、汪冰、陈新新、汪建民、肖茹红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