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阅读:

被市场遗忘的年轻乐队,还能熬出头吗?

扫一扫下载界面新闻APP

被市场遗忘的年轻乐队,还能熬出头吗?

用Love给Live一个机会。

文|音乐先声 朋朋

编辑|范志辉

年轻人太想看现场演出了。

他们把老年人的合影PS到音乐节、Livehouse的背景上,传遍了微博和朋友圈,调侃这是他们疫情结束后在现场相遇的合影。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数据显示,今年到3月底,全国取消或延期的场次约9000场,严重的供给不足下,“疫情结束后,去看一场音乐节吧”、“我们现场见”成了年轻人之间浪漫的“接头暗号”。

然而,市场似乎没有眷顾到年轻乐队。

三年来,演出机会大幅缩水,大场地将流量的考量提到空前重要的位置,小场地在经营困局前苦苦挣扎,一年到头来屈指可数的现场演出使得年轻乐手们不得不“架空”乐队,另谋出路。

独立乐队迅速进入主流市场,音乐节线上线下两开花,音乐综艺层出不穷,在纷繁热闹的行业中,年轻乐队显得格外寂寞。

现场演出的“弃儿”

下播时,奶牛猫累计获得了39530个金仓鼠。这是B站直播的通用货币,主播可在直播中通过用户投喂金瓜子而获得,金瓜子则是粉丝充值的打赏道具。

金仓鼠与人民币的比率是1000:1,也就是说,通过这场直播奶牛猫获得了39.35元的收入。

奶牛猫是上海一个金属乐队的吉他手。最近小区被封,乐队的排练也随着按下了暂停键。他在居家办公的同时开始在B站上直播弹吉他。一直以来,只有乐队寥寥粉丝和朋友支持他。奶牛猫并不认为直播是一场演出,而是将这一笔收入归类为“音乐版权收入”。

如此一来,今年到目前为止乐队的演出收入还没有实现零的突破。

在北京,经纪人哼哼拒绝了最近的一次演出邀请。由于贝斯手的工作需要频繁出差,隔离的风险始终存在。为了规避违约费用,乐队不得不拒绝少而又少的演出邀请。为保持乐队的活跃度,哼哼一直在考虑做乐队的公众号或是短视频,但是囿于繁忙的工作,这个计划不得不一再搁浅。

相对而言,图图和乐队是幸运的。他带着乐队在辽宁“侥幸”完成了演出,但在乐队前往巡演下一站前,他被社区电话通知为确诊病例的“时空伴随者”,这是指图图的手机号码曾与确诊号码在800m*800m的时空网格里停留超过10分钟。按照政策要求,他需要和两个乐手留在大连完成14天的居家隔离。

三年来,疫情始终是悬在演出乐队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演出宣布定档以后只能祈祷取消和延期不会随之而来。

然而,这三年也是独立乐队商业化迅速跟进的三年,供不应求的现状带动了歌迷超强的购买力,旺盛的市场需求推动着主办方们和疫情“对赌”,颇有几分“富贵险中求”的意味。

所以,与电影票房的稳步回暖不同,音乐演出市场在疫情中却能创造出“跨越式”发展的票房成绩。以2021年的“五一档”为例,五天小长假全国共有56场音乐节,比2019年同期提升了37%,票房和观演人次同比2019年分别增加了252%、173%;Livehouse票房、观演人次分别同比2019年增长了448%、326%。

统计数据只是笼统的整体,数据背后呈现出的市场样态才能说明问题。

第一,独立音乐和流行音乐所面对的听众市场不再“泾渭分明”,薛之谦、吉克隽逸、伊能静这样的主流音乐人,以及尤长靖、钱正昊这样的偶像型歌手,也逐渐成为音乐节的常客;第二,演出阵容的同质化现象也愈加严重,据不完全统计,马赛克、Joyside这样的头部乐队平均每天都要演一场音乐节,而麻园诗人、棱镜、虎啸春近几年备受关注的乐队在短短三天内的出场频率也在2次以上。

事实上,对于很多年轻乐队而言,这一次市场的“报复性消费”不过是一场事不关己的狂欢。

疫情之下演出机会的锐减、乐手之间协调的困难,以及不幸被隔离所增加的成本,都在限制着年轻乐队的发展。疫情走过三年以后,年轻乐队由于缺乏现场演出的曝光,在乐迷视野中逐渐“查无此人”。

那么,在被疫情围困的演出市场中,年轻乐队该何去何从?

乐队市场的“马太效应”

在分析年轻乐队为何没有演出机会前,我们需要明确一个基础问题,即乐队为什么需要现场演出。

“现场演出是乐队的根基,乐队的魅力就来自于现场。”摩登天空副总裁、摩登天空现场音乐事业群负责人张翀硕告诉音乐先声,“乐队无论处于哪个阶段、流量大小,都必须坚持有足够的现场演出曝光,才能维持线下的乐迷群体和保持现场感染力。”

所以,疫情的突然爆发沉重地打击了现场演出后,音乐行业便开始积极向云端探索,将大量演出迁移到线上进行。在明星流量以及平台的多渠道推广下,在线音乐演出市场在2020年上半年发展迅猛,用户规模一举超八千万。

但在独立音乐推手、霓雾娱乐创始人徐凯鹏看来,这不过是一场“恐慌下的繁荣”。彼时,在取消或延期近万场线下演出的严峻形势之下,“许多从业者在居家时候陷入一种恐慌,急于为现场演出寻找出路。”

但随着2020年一整年过去以后,业内发现“卧室直播式”的演出形态是非常初级的,并不能利好行业的发展。再加上线下演出的逐步复苏,乐迷也不再买账。

“所以,现在行业冷静下来。即便要做线上演出,也要提高质量。”徐凯鹏补充道。肉眼可见的,经纪公司、音乐平台、短视频平台乃至乐队如今都为“云蹦迪”按下暂停键。

由于云演出无法弥补线下演出的收益缺口,乐队们都不得不展开线下演出机会的角逐,而在这个过程中,年轻乐队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2019年到2020年,两季《乐队的夏天》已经向市场昭告了一份第一梯队的名单,同时也为资本指明了去向。

这些尚未被综艺节目选中的乐队,就活在市场的失焦之处。

“早在疫情之间,演出市场商业化的发展就已经形成了演出市场的‘二八法则’,为数不多的乐队掌握着绝大多数的演出资源,”珠海乐坊Livehouse主理人梁楚表示,“只不过疫情又进一步加强了这一现象,把‘二八法则’甚至拉扯成‘一九法则’。”

同时,逐步稳固的市场格局又重新作用在演出乐队的选拔机制上,越来越多的主办方被迫选择了一条“流量依赖”的路子。他们倾向于用流量叠加流量,在有限的演出机会内争取最大化的收益。毫无疑问,这种打法加剧了乐队间的马太效应,富者愈富,穷者愈穷。

“基于目前这个环境,演出主办方不仅要负担乐队吃、住、出行这样的直接成本,还要覆盖到疫情所带来的各种沉没成本。”在梁楚看来,这种思维模式无可厚非,“锁定一批有票房号召力的乐队反复拼盘,是疫情之下最稳妥的选择。”

徐凯鹏也关注到现场演出的成本问题。“数据不好看的乐队很难覆盖舞台的成本”,整个行业都处于寒冬的时候,演出机会本就不多的前提下,“年轻乐队的演出机会就会受到挤压。”当行业内的各个主体都在疫情中自顾不暇时,针对年轻乐队的扶持计划只能退居次位。

“能给年轻乐队流量扶持的音乐平台,也是瞄准了音乐版权的潜力。”徐凯鹏告诉音乐先声。

这也与奶牛猫的切身体会如出一辙。在疫情期间,奶牛猫的乐队曾经考虑参与一项游戏歌曲创作的竞赛来争取曝光,然而合同中明文规定“参赛曲目的词曲版权在赛后归主办方所有”。

“无论是否获奖,这歌的版权从此就不归我们了,总感觉像是把自己的歌拱手让人。”思来想去,奶牛猫的乐队放弃了这个机会。

张翀硕则在采访中表示,“围着流量拼”的演出模式的确可以在短期内实现营利的目的。但是长此以往,这些演出“缺失自己明确的价值主张和审美体系”,提供的演出产品也无法形成“用户对品牌的情感认同和粘性”。

这样一来,对于参演的头部乐队而言就是一种消耗。而年轻乐队即便得到了参演机会,由于缺乏音乐节、艺人、用户三方之间的“正反馈循环”,最后极可能沦为一次“无效露出”。

再造一个“回春丹”

事实上,如果绝对地讲独立乐队市场中形成了“阶级固化”,那是有失偏颇的。在乐队综艺扶持能力式微、市场格局基本形成的前提下,有一批年轻乐队的发展路径让市场看到了另一种潜力和可能——网红乐队。

与老乐队通过多张专辑和多年演出积累影响力的情况不同,他们在短时间内迅速蹿红,音乐作品的传播路径上有了抖音这样的短视频平台的加成。除此之外,他们的音乐风格上减少了传统摇滚认知上的愤怒,趋向治愈和温柔,歌词也更加注重个人化的表达,弱化反叛的色彩。

“这一批乐队的涌现决定了乐队的发展应当更重视运营,音乐创作也更像产品研发,”梁楚总结道,“他们在用互联网思维在做一支乐队。”

巧合的是,徐凯鹏也用“产品”一词来描述这些乐队的作品。“歌迷想要听到更新鲜的作品,更有意思的风格,这个时代的乐迷不满足于十年前大热的风格”,徐凯鹏说,“乐队想要实现发展,需要切中用户需求研发产品”。

诚然,网红乐队作为这个时代的“新生物种”,他们诞生在话语交锋处,趋同的音乐风格和相近的歌词表达使他们备受质疑,但是需要看到的是他们也同样诞生在情绪共振处。

网红乐队的蹿红虽不乏新兴平台的加成作用,但是更深层的原因是音乐节、livehouse的核心受众已经从迈入中年的70后和80后转移到了如今正年轻的95后,甚至00后。

《2021年五一档演出观察》显示,演出市场消费结构趋于年轻化,00后消费力明显提升,跃居为线下演出消费的主力军。而从更早的《2017中国现场娱乐消费洞察报告》来看,自2012年开始,90后在现场娱乐消费人群中的占比迅速攀升,从2016年开始,90后就在现场娱乐消费人群中占比近60%,成为消费驱动的核心人群。

而更切中年轻一代审美标准的网红乐队,也就自然顺势而起。

“90后、00后乐迷与70后、80后乐迷的有很大的不同,”《我爱摇滚乐》主理人段郎告诉音乐先声,“老一代乐迷诸如the Beatles等西方乐队的影响下,对于乐队风格和文化的发展历程有大致的认知”,因此在观看演出的时候,他们对于乐队的风格呈现也有明确的预期。

而在年轻一代的乐迷身上,观看现场演出越来越像一种“社交货币”,“现场演出与剧本杀、看电影实际上是一样的。”

街声大登陆负责人孙骁则认为年轻一代也带来了“社会思潮”的变化,独立音乐从小范围的文化表征逐渐走向了大众化的娱乐消费项目。“文化属性下降,娱乐消费属性上升”,他举了一个演出场地经营者的实例,“十几年前,朋克现场演出乐迷尽是鸡冠头,金属现场演出乐迷尽是长发,而如今无论何种风格的演出,现场只清一色的年轻人”。

但是,孙骁并不认为这是一件坏事,正是年轻人的购买力,为独立音乐的发展注入了生命力。对于网红乐队的舆论诟病,孙骁也是持否定态度。

“你嗤之以鼻回春丹的蹿红,但你也写不出一首《艾蜜莉》。”孙骁说,“就算你能写出《艾蜜莉》,你也无法达到回春丹的位置。”

在他看来,运气这个不确定因素也在年轻音乐的进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天赋和机遇对于年轻乐队而言同样重要。”对于年轻乐队来说,更可怜的在于机遇往往可遇不可求。

只可惜,再造一个回春丹,可能性微乎其微。

用Love给Live一个机会

不仅是年轻乐队,对于千千万万独立音乐从业者而言,疫情之下的演出寒冬都是一场修行。

在采访的最后,徐凯鹏告诉笔者,许多年轻乐队还有另一份本职工作,但是对于很多从业者而言,疫情给他们的职业生涯按下终止键。“我原来有两个重点培养的下属,一个还在音乐行业但不做演出了,另一个转行去干影视了。”

梁楚也表示,他打算在珠海再开一个更小的演出场地,努力打造一个利好年轻乐队发展的生态。但在他最近的一条微博里,他写道“疫情快快退,市场快复苏吧。”

不过,在疆进酒主理人左野看来,演出与否并不是乐队延续的关键。“演出只是作品成型后的有效展示”,延续乐队的核心是“靠创作、靠出作品”。因此,业内在挖掘年轻乐队时,更注重乐队创作作品的潜力和引导听众审美的潜能。

尽管如此,业内平台的扶持仍然是必要的。张翀硕表示,新血计划将持续为有潜力的新人提供在草莓演出的机会,X计划则补充打造厂牌主理人,摩登天空还和字节跳动合作“跳飞船”孵化计划,帮助年轻人打造爆款曲目。在常规计划之外,摩登天空每个经纪部门和现场音乐的负责人在不同平台、不同演出现场挖掘新人。

“摩登天空每年的演出阵容中,年轻乐队的占比在46.8%,我可以肯定,未来的新裤子、痛仰甚至周杰伦,就在这46.8%的新人里。”

孙骁也表示,在疫情之下,街声大登录第五季也会按计划进行。目前,街声大登录已经公布了深圳站、上海站的征选结果。“这些乐队中,有几支非常有特点,我们也相信他们的潜力。”

“如今坚持在这个行业中的人,还是有独立音乐的情怀在。”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评论

暂无评论哦,快来评价一下吧!

下载界面新闻

微信公众号

微博

被市场遗忘的年轻乐队,还能熬出头吗?

用Love给Live一个机会。

文|音乐先声 朋朋

编辑|范志辉

年轻人太想看现场演出了。

他们把老年人的合影PS到音乐节、Livehouse的背景上,传遍了微博和朋友圈,调侃这是他们疫情结束后在现场相遇的合影。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数据显示,今年到3月底,全国取消或延期的场次约9000场,严重的供给不足下,“疫情结束后,去看一场音乐节吧”、“我们现场见”成了年轻人之间浪漫的“接头暗号”。

然而,市场似乎没有眷顾到年轻乐队。

三年来,演出机会大幅缩水,大场地将流量的考量提到空前重要的位置,小场地在经营困局前苦苦挣扎,一年到头来屈指可数的现场演出使得年轻乐手们不得不“架空”乐队,另谋出路。

独立乐队迅速进入主流市场,音乐节线上线下两开花,音乐综艺层出不穷,在纷繁热闹的行业中,年轻乐队显得格外寂寞。

现场演出的“弃儿”

下播时,奶牛猫累计获得了39530个金仓鼠。这是B站直播的通用货币,主播可在直播中通过用户投喂金瓜子而获得,金瓜子则是粉丝充值的打赏道具。

金仓鼠与人民币的比率是1000:1,也就是说,通过这场直播奶牛猫获得了39.35元的收入。

奶牛猫是上海一个金属乐队的吉他手。最近小区被封,乐队的排练也随着按下了暂停键。他在居家办公的同时开始在B站上直播弹吉他。一直以来,只有乐队寥寥粉丝和朋友支持他。奶牛猫并不认为直播是一场演出,而是将这一笔收入归类为“音乐版权收入”。

如此一来,今年到目前为止乐队的演出收入还没有实现零的突破。

在北京,经纪人哼哼拒绝了最近的一次演出邀请。由于贝斯手的工作需要频繁出差,隔离的风险始终存在。为了规避违约费用,乐队不得不拒绝少而又少的演出邀请。为保持乐队的活跃度,哼哼一直在考虑做乐队的公众号或是短视频,但是囿于繁忙的工作,这个计划不得不一再搁浅。

相对而言,图图和乐队是幸运的。他带着乐队在辽宁“侥幸”完成了演出,但在乐队前往巡演下一站前,他被社区电话通知为确诊病例的“时空伴随者”,这是指图图的手机号码曾与确诊号码在800m*800m的时空网格里停留超过10分钟。按照政策要求,他需要和两个乐手留在大连完成14天的居家隔离。

三年来,疫情始终是悬在演出乐队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演出宣布定档以后只能祈祷取消和延期不会随之而来。

然而,这三年也是独立乐队商业化迅速跟进的三年,供不应求的现状带动了歌迷超强的购买力,旺盛的市场需求推动着主办方们和疫情“对赌”,颇有几分“富贵险中求”的意味。

所以,与电影票房的稳步回暖不同,音乐演出市场在疫情中却能创造出“跨越式”发展的票房成绩。以2021年的“五一档”为例,五天小长假全国共有56场音乐节,比2019年同期提升了37%,票房和观演人次同比2019年分别增加了252%、173%;Livehouse票房、观演人次分别同比2019年增长了448%、326%。

统计数据只是笼统的整体,数据背后呈现出的市场样态才能说明问题。

第一,独立音乐和流行音乐所面对的听众市场不再“泾渭分明”,薛之谦、吉克隽逸、伊能静这样的主流音乐人,以及尤长靖、钱正昊这样的偶像型歌手,也逐渐成为音乐节的常客;第二,演出阵容的同质化现象也愈加严重,据不完全统计,马赛克、Joyside这样的头部乐队平均每天都要演一场音乐节,而麻园诗人、棱镜、虎啸春近几年备受关注的乐队在短短三天内的出场频率也在2次以上。

事实上,对于很多年轻乐队而言,这一次市场的“报复性消费”不过是一场事不关己的狂欢。

疫情之下演出机会的锐减、乐手之间协调的困难,以及不幸被隔离所增加的成本,都在限制着年轻乐队的发展。疫情走过三年以后,年轻乐队由于缺乏现场演出的曝光,在乐迷视野中逐渐“查无此人”。

那么,在被疫情围困的演出市场中,年轻乐队该何去何从?

乐队市场的“马太效应”

在分析年轻乐队为何没有演出机会前,我们需要明确一个基础问题,即乐队为什么需要现场演出。

“现场演出是乐队的根基,乐队的魅力就来自于现场。”摩登天空副总裁、摩登天空现场音乐事业群负责人张翀硕告诉音乐先声,“乐队无论处于哪个阶段、流量大小,都必须坚持有足够的现场演出曝光,才能维持线下的乐迷群体和保持现场感染力。”

所以,疫情的突然爆发沉重地打击了现场演出后,音乐行业便开始积极向云端探索,将大量演出迁移到线上进行。在明星流量以及平台的多渠道推广下,在线音乐演出市场在2020年上半年发展迅猛,用户规模一举超八千万。

但在独立音乐推手、霓雾娱乐创始人徐凯鹏看来,这不过是一场“恐慌下的繁荣”。彼时,在取消或延期近万场线下演出的严峻形势之下,“许多从业者在居家时候陷入一种恐慌,急于为现场演出寻找出路。”

但随着2020年一整年过去以后,业内发现“卧室直播式”的演出形态是非常初级的,并不能利好行业的发展。再加上线下演出的逐步复苏,乐迷也不再买账。

“所以,现在行业冷静下来。即便要做线上演出,也要提高质量。”徐凯鹏补充道。肉眼可见的,经纪公司、音乐平台、短视频平台乃至乐队如今都为“云蹦迪”按下暂停键。

由于云演出无法弥补线下演出的收益缺口,乐队们都不得不展开线下演出机会的角逐,而在这个过程中,年轻乐队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2019年到2020年,两季《乐队的夏天》已经向市场昭告了一份第一梯队的名单,同时也为资本指明了去向。

这些尚未被综艺节目选中的乐队,就活在市场的失焦之处。

“早在疫情之间,演出市场商业化的发展就已经形成了演出市场的‘二八法则’,为数不多的乐队掌握着绝大多数的演出资源,”珠海乐坊Livehouse主理人梁楚表示,“只不过疫情又进一步加强了这一现象,把‘二八法则’甚至拉扯成‘一九法则’。”

同时,逐步稳固的市场格局又重新作用在演出乐队的选拔机制上,越来越多的主办方被迫选择了一条“流量依赖”的路子。他们倾向于用流量叠加流量,在有限的演出机会内争取最大化的收益。毫无疑问,这种打法加剧了乐队间的马太效应,富者愈富,穷者愈穷。

“基于目前这个环境,演出主办方不仅要负担乐队吃、住、出行这样的直接成本,还要覆盖到疫情所带来的各种沉没成本。”在梁楚看来,这种思维模式无可厚非,“锁定一批有票房号召力的乐队反复拼盘,是疫情之下最稳妥的选择。”

徐凯鹏也关注到现场演出的成本问题。“数据不好看的乐队很难覆盖舞台的成本”,整个行业都处于寒冬的时候,演出机会本就不多的前提下,“年轻乐队的演出机会就会受到挤压。”当行业内的各个主体都在疫情中自顾不暇时,针对年轻乐队的扶持计划只能退居次位。

“能给年轻乐队流量扶持的音乐平台,也是瞄准了音乐版权的潜力。”徐凯鹏告诉音乐先声。

这也与奶牛猫的切身体会如出一辙。在疫情期间,奶牛猫的乐队曾经考虑参与一项游戏歌曲创作的竞赛来争取曝光,然而合同中明文规定“参赛曲目的词曲版权在赛后归主办方所有”。

“无论是否获奖,这歌的版权从此就不归我们了,总感觉像是把自己的歌拱手让人。”思来想去,奶牛猫的乐队放弃了这个机会。

张翀硕则在采访中表示,“围着流量拼”的演出模式的确可以在短期内实现营利的目的。但是长此以往,这些演出“缺失自己明确的价值主张和审美体系”,提供的演出产品也无法形成“用户对品牌的情感认同和粘性”。

这样一来,对于参演的头部乐队而言就是一种消耗。而年轻乐队即便得到了参演机会,由于缺乏音乐节、艺人、用户三方之间的“正反馈循环”,最后极可能沦为一次“无效露出”。

再造一个“回春丹”

事实上,如果绝对地讲独立乐队市场中形成了“阶级固化”,那是有失偏颇的。在乐队综艺扶持能力式微、市场格局基本形成的前提下,有一批年轻乐队的发展路径让市场看到了另一种潜力和可能——网红乐队。

与老乐队通过多张专辑和多年演出积累影响力的情况不同,他们在短时间内迅速蹿红,音乐作品的传播路径上有了抖音这样的短视频平台的加成。除此之外,他们的音乐风格上减少了传统摇滚认知上的愤怒,趋向治愈和温柔,歌词也更加注重个人化的表达,弱化反叛的色彩。

“这一批乐队的涌现决定了乐队的发展应当更重视运营,音乐创作也更像产品研发,”梁楚总结道,“他们在用互联网思维在做一支乐队。”

巧合的是,徐凯鹏也用“产品”一词来描述这些乐队的作品。“歌迷想要听到更新鲜的作品,更有意思的风格,这个时代的乐迷不满足于十年前大热的风格”,徐凯鹏说,“乐队想要实现发展,需要切中用户需求研发产品”。

诚然,网红乐队作为这个时代的“新生物种”,他们诞生在话语交锋处,趋同的音乐风格和相近的歌词表达使他们备受质疑,但是需要看到的是他们也同样诞生在情绪共振处。

网红乐队的蹿红虽不乏新兴平台的加成作用,但是更深层的原因是音乐节、livehouse的核心受众已经从迈入中年的70后和80后转移到了如今正年轻的95后,甚至00后。

《2021年五一档演出观察》显示,演出市场消费结构趋于年轻化,00后消费力明显提升,跃居为线下演出消费的主力军。而从更早的《2017中国现场娱乐消费洞察报告》来看,自2012年开始,90后在现场娱乐消费人群中的占比迅速攀升,从2016年开始,90后就在现场娱乐消费人群中占比近60%,成为消费驱动的核心人群。

而更切中年轻一代审美标准的网红乐队,也就自然顺势而起。

“90后、00后乐迷与70后、80后乐迷的有很大的不同,”《我爱摇滚乐》主理人段郎告诉音乐先声,“老一代乐迷诸如the Beatles等西方乐队的影响下,对于乐队风格和文化的发展历程有大致的认知”,因此在观看演出的时候,他们对于乐队的风格呈现也有明确的预期。

而在年轻一代的乐迷身上,观看现场演出越来越像一种“社交货币”,“现场演出与剧本杀、看电影实际上是一样的。”

街声大登陆负责人孙骁则认为年轻一代也带来了“社会思潮”的变化,独立音乐从小范围的文化表征逐渐走向了大众化的娱乐消费项目。“文化属性下降,娱乐消费属性上升”,他举了一个演出场地经营者的实例,“十几年前,朋克现场演出乐迷尽是鸡冠头,金属现场演出乐迷尽是长发,而如今无论何种风格的演出,现场只清一色的年轻人”。

但是,孙骁并不认为这是一件坏事,正是年轻人的购买力,为独立音乐的发展注入了生命力。对于网红乐队的舆论诟病,孙骁也是持否定态度。

“你嗤之以鼻回春丹的蹿红,但你也写不出一首《艾蜜莉》。”孙骁说,“就算你能写出《艾蜜莉》,你也无法达到回春丹的位置。”

在他看来,运气这个不确定因素也在年轻音乐的进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天赋和机遇对于年轻乐队而言同样重要。”对于年轻乐队来说,更可怜的在于机遇往往可遇不可求。

只可惜,再造一个回春丹,可能性微乎其微。

用Love给Live一个机会

不仅是年轻乐队,对于千千万万独立音乐从业者而言,疫情之下的演出寒冬都是一场修行。

在采访的最后,徐凯鹏告诉笔者,许多年轻乐队还有另一份本职工作,但是对于很多从业者而言,疫情给他们的职业生涯按下终止键。“我原来有两个重点培养的下属,一个还在音乐行业但不做演出了,另一个转行去干影视了。”

梁楚也表示,他打算在珠海再开一个更小的演出场地,努力打造一个利好年轻乐队发展的生态。但在他最近的一条微博里,他写道“疫情快快退,市场快复苏吧。”

不过,在疆进酒主理人左野看来,演出与否并不是乐队延续的关键。“演出只是作品成型后的有效展示”,延续乐队的核心是“靠创作、靠出作品”。因此,业内在挖掘年轻乐队时,更注重乐队创作作品的潜力和引导听众审美的潜能。

尽管如此,业内平台的扶持仍然是必要的。张翀硕表示,新血计划将持续为有潜力的新人提供在草莓演出的机会,X计划则补充打造厂牌主理人,摩登天空还和字节跳动合作“跳飞船”孵化计划,帮助年轻人打造爆款曲目。在常规计划之外,摩登天空每个经纪部门和现场音乐的负责人在不同平台、不同演出现场挖掘新人。

“摩登天空每年的演出阵容中,年轻乐队的占比在46.8%,我可以肯定,未来的新裤子、痛仰甚至周杰伦,就在这46.8%的新人里。”

孙骁也表示,在疫情之下,街声大登录第五季也会按计划进行。目前,街声大登录已经公布了深圳站、上海站的征选结果。“这些乐队中,有几支非常有特点,我们也相信他们的潜力。”

“如今坚持在这个行业中的人,还是有独立音乐的情怀在。”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