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阅读:

【特写】县城独居老人:养儿未必防老

扫一扫下载界面新闻APP

【特写】县城独居老人:养儿未必防老

不管作为一种观念还是一种生活方式,“养儿防老”的传统正在被现代社会快速消解。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记者 | 赵孟

编辑 | 翟瑞民

已过凌晨,71岁的王华睁着眼睛躺在床上,床边放着十几枚鸡蛋大的鹅卵石。

前一天早上,为了节省1.5元的公交车费,她徒步走了五六公里,不慎撞上一截栏杆,失去知觉。王华醒来后,强撑着爬起来,踉踉跄跄回到家,但头晕一阵阵泛起。

她怕自己走上父亲的老路,“头天摔了一跤,回来还是好好的,第二天就突发脑溢血走了”。这让她尤为担心,怕过不了这个夜晚。

王华住在四川江油城郊一栋破败的楼里,已独居多年。两个女儿都不在身边,她怕遇到紧急情况连电话都来不及拨出去,便准备了一些鹅卵石放在床边,以便砸碎窗户玻璃求救。

在中国,像王华一样的老人数以万万计。“七普”人口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末,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2.67亿人,占全国人口的18.9%,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超过2亿人,占全国人口的14.2%。中国已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人口学专家指出,较之大城市,县级城市的公共服务滞后、人口流出量大,老龄化趋势来得更为迅猛。江油作为县级市,60岁以上人口达196919人,占比26.93%,高于其所在的绵阳市(23.71%)和省会成都(17.98%)。

老龄化不只是一串冷冰冰的数字,而是由无数个步履蹒跚的老年人组成。年龄冷酷地在他们与子女之间筑起隔阂,而表达障碍和信息化社会拉开的“数字鸿沟”,让他们的处境和需求,鲜少被看见。

界面新闻在江油市寻访10多位高龄老人,以期描摹他们的晚年生活群像。他们的养老困境提醒公众,不管是作为一种观念还是一种生活方式,“养儿防老”的传统正在被现代社会瓦解,而新的养老模式仍在探索中。

远离的子女

“女儿上一次是什么时候来看你的?”

对84岁的张秀英来说,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不是因为记忆力衰退,而是距女儿上一次来看她实在太久。虽然她们同在一座城市。

张秀英原籍上海,1965年响应“支边政策”来到四川,成为江油市一家钢铁厂的普通工人。作为一名1930年代出生的人,她们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前就完成了生儿育女,这个年纪的人多数拥有两三个孩子。

张秀英育有一儿一女,孩子们接替她的岗位,都成了钢铁厂的工人,后来女儿辞职,至今没有稳定工作。年近50的儿子仍在钢铁厂,只是一名普通工人。子女们都有了后代,各自仍在生活中挣扎,很少有时间顾上这位老母亲。自从去年老伴儿离世后,张秀英就过上了独居生活。

一位独居老人所住的步梯楼。摄影:赵孟

人老了——对很多老人来说,这种感觉首先来自与子女们那种随时间流逝而逐渐拉开的距离。对于一些亲子关系并不理想的家庭,这种“被抛弃”的感觉更为明显。

张秀英的两个孩子都出生于1970年代,那正是物资匮乏的时期。当地没有奶粉卖,张秀英节衣缩食,让亲戚帮忙从上海购买奶粉寄过来。儿女资质平平,她又想办法让他们进了自己的单位,“好歹有个稳定工作”。

可自从孩子们成家后,张秀英就觉得与儿女的距离越来越远。她与女儿的关系一向紧张,她觉得“这个女儿白养了”,女儿则认为父母“重男轻女”。这种矛盾贯穿半生,并在她的晚年愈加凸显,女儿几个月都不来看她一次,甚至逢年过节的团聚也经常缺席。

儿子儿媳虽然孝顺,但也只能每天下班后过来看一眼,送些生活物资。“他们现在也有一家人要照顾,我不可能任何事都跟他们说。”张秀英心中装着不少事,但很少告诉儿女。 

同样遭遇的还有张秀英的同事,今年80岁的陈晓凤。她育有3个子女,孩子们也先后进了钢铁厂。上世纪90年代,钢铁厂效益不佳,两个孩子离开去外省打工,并在当地安家。孩子们处境艰难,几年才回来一次。留在身边的只有一个儿子,他也只是一名普通工人。

她50岁就从厂里退休,不久丈夫又去世,日子愈加艰难。那时她自觉身体尚可,去餐馆打工、端午节前帮人包粽子、自制八宝粥卖,经常忙到凌晨两三点才休息。刚睡三四个小时又起床,去菜市场捡剩菜,菜叶做炒菜,根茎则用来做腌菜,靠着这些才将孩子们拉扯大。

对于“养儿能否防老”这个问题,陈晓凤无奈的摇头,“靠不上,靠不上”。最近几年她住了4次院,外地的两个孩子都未能回来,医药费除了报销之外,全部靠她的积蓄承担。

从世俗意义上看,养儿防老面临一个悖论——如果子女越有成就,就越走得更远;若子女平庸,则要为生活付出更多时间和精力,即便留在身边也很难兼顾到父母。

作为江油市一名退休的处级干部,王长胜对此体会更深。他育有一儿一女,女儿事业有成,大学毕业后在上海定居,如今是一位高级工程师。儿子只读到大专,是一家本地公司的普通工人。虽然儿子留在身边,但对父母的回报有限,相反他和老伴儿一直在为孙子付出。

王长胜退休后不久孙子出生,这让他把精力全部转移到了孙子身上,“从幼儿园开始,2岁带到20岁”。他说,由于儿子工资低,孙子的学费、生活费等开支,绝大部分由他承担。没有钱的时候就告诉女儿,“1万、2万都在给”。

对于那些儿女优秀的父母来说,经济问题并不是晚年生活的主要困难,但有些困难却是经济无法解决的。

身体的警钟 

随着年龄的增加,身体的警报拉响,那些年轻时透支的精力、体力,在60岁以后开始“索赔”。人老了——不只是一种心理的暗示,下垂的皮肤、脆弱的骨骼、以及越来越无力的心脏,都在提醒暮年已至。

王翠花和丈夫年轻时身体一向很好,但退休不久,丈夫一次意外摔倒导致骨裂。不久,王翠花也摔倒了,同样出现骨裂。几个月后,她勉强能外出时,又再次摔倒,这次胸骨骨裂,迫使她在床上躺了3个月。

“人一上年纪,骨头就是脆的。”王翠花感慨。当地民间有种说法,骨头痊愈与年龄相关,“活了多少岁就需要多少天”,她感慨“岁月不饶人”,看似健康的身体背后已隐忧重重。

王翠花只有一个女儿,自认为“我们是付出最多的一代人”,“年轻时响应号召只生一个,把什么都给她,老了又考虑到她一个人负担太重,只能靠我们自己攒点退休工资养老。”她和丈夫受伤后,女儿刚生下第二个孩子,只能每天晚上过来看望。即便如此,王翠花和丈夫也不愿意去养老机构。

但不同于发达国家,中国人去传统养老机构的意愿低迷。江油市卫健局老龄股负责人介绍,江油的老龄化程度虽然比大城市高,但和全国一样,90%以上的老人以居家养老为主。鉴于此,居家养老上门服务和“医养结合”的养老模式在多地推行,被认为是养老服务体系改革的方向。

居家养老服务的对象主要为高龄、残疾和家庭困难的老人。以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为老人们提供助餐、助浴、助洁、助急、助医等个性化服务。2021年,江油市符合居家养老上门服务条件的老人为12966人,仅占60岁以上老人的6.6%。这意味着,绝大部分老人无法享受到政策的照拂。

医养结合是指医疗资源与养老资源相结合,集医疗、康复、养生、养老为一体,实现社会资源利用的最大化。 业内通常将医养结合机构概括为八个字:“有病治病、无病疗养”。

江油市在“医养结合”方面的工作走在四川前列。 早在2005年,原江油长钢三厂职工医院为了走出困境,寻求突破,瞄准健康养老服务需求,在医院设立老年科,专门接收一般养老机构不接收的病残、高龄、失智失能老人。

2011年,长钢三厂职工医院正式更名为江油市老年病医院。2015年,江油市民政局核发《养老机构许可证》,批准医院开展养老服务,标志着该院由单一的医疗机构转型医养结合型服务机构。

一位去过这家一样结合机构的老人表示,她的体验并不好,“不像回家,相当于临终关怀”。她说,由于这里收治多数是失能、失智老人,他们最终去处都殡仪馆,因此身体稍微健康的老人都不愿去。后来,这家机构开设了较为高档的病房,但和许多“医养结合”机构一样,由于收费也较高,老人们的入住意愿并不积极。

现实中,不少老人处于既不满足居家养老上门服务条件,又无法负担“医养结合”机构费用的尴尬境地。

陈晓凤操劳十几年后,身体发出抗议,她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关节炎、焦虑症、贫血……一张不久前出院的检查单上,各种病症写了将近半页纸。

现在,她独自住在一栋老旧小区的二楼,膝关节炎将她折磨得坐立难安,由于一只腿无法弯曲,18级楼梯将她与楼下的日常分成两个世界。她要么站着,要么坐在高高的椅子上,但每个姿势都无法保持太久。医生告诉她需要做手术,费用大约需要4万元,但她拿不出这笔钱。

这套狭窄的房间没有阳台,阴暗潮湿。她的朋友周一戎怀疑陈晓凤的关节炎与居住环境有关,多次建议她买一个取暖器,但陈晓凤舍不得花钱。

伴随身体衰弱的是记忆力减退。这两三年来,陈晓凤明显感觉遗忘的速度在加快。“我在厨房里想拿个东西,走到客厅就忘记了。”她说,于是又回到厨房,希望能唤起记忆。几天前,一个朋友到家里看望她,谈话间提出需用点酒精,她好像突然失忆,“完全想不起‘酒精’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了”。

既然不愿去养老机构,为什么不和子女一起住呢?陈晓凤的理由是,“儿女们也有一家子人”“不想给子女找麻烦”,这也是老人们的普遍想法,甚至有时去医院都不告诉儿子。

江油距绵阳约50公里,距成都170多公里。周边大城市的“虹吸效应”带走了年轻人,让这种县级城市成为老年人扎堆的地方。但公共服务——特别的针对老年人的服务却相对滞后。许多大城市对60岁以上老人乘坐公交车免费,但江油没有这样的优惠。

提到养老工作的现状,江油市卫健局老龄股负责人坦言,“人财物,啥都缺”。以该股室为例,现在全职工作人员只有3人,其中1人即将退休,日常工作人员只有两人,而他们的服务对象是将近20万老人。对于老人们面临的一些困难,他表示“我们可以去反映”,但无法确保都能解决。

江油市2021年的GDP为528.3亿元,在绵阳排第二,在四川属中上水平。但江油的老龄化水平高于绵阳和成都,这也是县级城市的普遍现象。 前述老龄股负责人介绍,养老工作的资金来源主要依靠地方财政和养老机构自身,上级政府有些项目资金,“但都是‘毛毛雨’(意为很少)”。

只剩一个人 

王长胜的妻子“一身都是病”,为了照顾妻子,王长胜和“牌友”们都断了联系。现在他一切围绕妻子转,朋友调侃他,“原来的县太爷,现在成了一个佣人。”

但王长胜毕竟82岁了,心脏一直不好,随身揣着“救心丸”,遇到精神紧张时赶紧吞下4粒。

王长胜随时带着“救心丸”。摄影:赵孟

妻子病情的每一点变化都让他悬心。如今,他最大的愿望是能多照顾妻子几年。但他也明白,总有一个人会先走。

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人的平均年龄为77岁,对年过八旬的老人而言,仍有伴侣陪伴是一件难得的幸事。但“总有一个先走”的担忧,也比任何时候更迫切。

一年前,携手走过半个多世纪的丈夫过世,让张秀英的生活陷入巨大的空白,原本虚弱的身体再遭打击。丈夫从生病到过世,医药费全靠自己省吃俭用攒下的退休工资支付,甚至连丧葬费都没让儿女出。

葬礼结束后,除去一切开支,她将剩下的10万元积蓄分给两个孩子,每人5万。但女儿表示不满,质问她“爸爸怎么就只剩下这点钱?”与女儿的不睦和丈夫的离去,让张秀英伤透了心。她将自己关在阴暗的屋子里,一个星期难得出一次门。天气的变化,季节的轮转,对她都失去了意义。

独居是每个老人——甚至每个人,都将面临的晚景。72岁的王华已独居多年。年轻时她很爱美,衣服每天都要换,床单一周洗一次,房间里总少不了花花草草。现在,这一切看起来“都像是别人的生活”。她患有十几种老年病,心力早已不如从前。

2022年3月,江油市人大社会委对全市老龄工作情况做过一次调研,最后的调研报告显示,江油市约有1.10万名在档失能、失智老人,其中重度残疾8000余人。“老年人群体呈现基数大、增速快、寿龄高、空巢多等特点,医疗护理、生活照料、康复养生、精神文化等养老服务需求日益增长,我市已进入超老龄化社会。”

对于像王华这样的独居老人,养老工作如何保障其健康?江油市卫健局老龄股负责人介绍,江油市在数年前就根据国家政策,建立了家庭签约医生服务机制,“每个老人和慢性病患者都有签约医生”,签约的类型包括基本医疗服务和个性化服务,基本医疗服务免费,个性化服务则需要收费。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为了转变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模式,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而推出的一项医疗服务形式。根据2016年由国务院医改办、国家卫生计生委等联合发布《关于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指导意见》,到2020年,全国要力争将签约服务扩大到全人群,形成长期稳定的契约服务关系,基本实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的全覆盖。

不过,包括王华在内的一些老人表示,他们并未签约家庭医生,也没有享受过有关医疗服务。对此江油市卫健局老龄股负责人表示,“这就看他们的配合度了”。

危险的暮年 

83岁的周一戎觉得,变老就是一个与子女、甚至孙子女不断拉开距离的过程,不只是物理意义上的,也是心理上的,而这种隔膜将许多老人的晚年置于风险中。

最近几年,针对老年人的各种保健品、养老项目泛滥,因此被骗的老年人数倍增,而他们往往因不敢告诉子女,自身又无力维权而陷入绝望。

“为什么许多老人做决定前不跟子女商量?”对于这个问题,周一戎顿几秒钟回答,“因为女子无法理解父母对衰老的感受”,这种深刻的障碍让许多父母放弃了沟通的尝试。

周一戎今年83岁,曾是各种保健品推销活动的常客。她印象中,五六年她生活的片区只有三四家这类公司,如今猛增到十多家。这些公司的“套路”是不断开发时髦的新“ 产品”,再通过“健康知识讲座”吸引老人前往,并对每个到场的老人许以诸如面条、雨伞等小礼物诱惑。这个模式至今屡试不爽。

参加“健康知识讲座”可以免费得到礼物,许多老人无法拒绝。老年人群体普遍有一些退休积蓄,身体又被各种疾病困扰,加上子女不在身边,给了不法商人趁虚而入的空间。

讲座结束,领取礼物的环节“套路”重重,那些没有当即决定购买保健品的老人,被刻意排在后面,这期间他们不仅要忍受推销员不厌其烦的广告,还要被变相羞辱。一些老人碍于情面,买下了对自己无用的东西。

2017年前后,绵阳一家医养结合机构到江油做推广,声称投入数万元就可以优先安排床位,并享受打折优惠,更大的诱惑在于,投入的资金可以获得每年8%的利息回报。许多老人心动了,将多年退休积攒的钱孤注一掷。他们中最少的投了2万元,最多的投入数十万元,绝大多数人都瞒着子女。但不到一年,这家养老院宣告资金链断裂。

2022年4月,公安部召开部署会,明确要求,各级公安机关要依法严厉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违法犯罪,切实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前述江油市卫健局老龄股负责人表示,江油市很快响应,联合公安、卫生健康、市场监管等部门,成立专项办公室。各单位利用自己优势,多渠道向老年人开展反诈宣传和展开帮助,“效果比较好”。

陈晓凤当时“投资”了6万元,这是她省吃俭用攒了3年的退休金,但钱至今还没有要回来,这成了她的一块“心病”。这笔钱的去处她也没敢告诉儿女,“说了他们肯定会责怪”。她只能一遍遍念叨,“我恨自己,我恨死自己了。”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张秀英、王华、王翠花、陈晓凤和王长胜为化名)

未经正式授权严禁转载本文,侵权必究。

评论

暂无评论哦,快来评价一下吧!

下载界面新闻

微信公众号

微博

【特写】县城独居老人:养儿未必防老

不管作为一种观念还是一种生活方式,“养儿防老”的传统正在被现代社会快速消解。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记者 | 赵孟

编辑 | 翟瑞民

已过凌晨,71岁的王华睁着眼睛躺在床上,床边放着十几枚鸡蛋大的鹅卵石。

前一天早上,为了节省1.5元的公交车费,她徒步走了五六公里,不慎撞上一截栏杆,失去知觉。王华醒来后,强撑着爬起来,踉踉跄跄回到家,但头晕一阵阵泛起。

她怕自己走上父亲的老路,“头天摔了一跤,回来还是好好的,第二天就突发脑溢血走了”。这让她尤为担心,怕过不了这个夜晚。

王华住在四川江油城郊一栋破败的楼里,已独居多年。两个女儿都不在身边,她怕遇到紧急情况连电话都来不及拨出去,便准备了一些鹅卵石放在床边,以便砸碎窗户玻璃求救。

在中国,像王华一样的老人数以万万计。“七普”人口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末,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2.67亿人,占全国人口的18.9%,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超过2亿人,占全国人口的14.2%。中国已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人口学专家指出,较之大城市,县级城市的公共服务滞后、人口流出量大,老龄化趋势来得更为迅猛。江油作为县级市,60岁以上人口达196919人,占比26.93%,高于其所在的绵阳市(23.71%)和省会成都(17.98%)。

老龄化不只是一串冷冰冰的数字,而是由无数个步履蹒跚的老年人组成。年龄冷酷地在他们与子女之间筑起隔阂,而表达障碍和信息化社会拉开的“数字鸿沟”,让他们的处境和需求,鲜少被看见。

界面新闻在江油市寻访10多位高龄老人,以期描摹他们的晚年生活群像。他们的养老困境提醒公众,不管是作为一种观念还是一种生活方式,“养儿防老”的传统正在被现代社会瓦解,而新的养老模式仍在探索中。

远离的子女

“女儿上一次是什么时候来看你的?”

对84岁的张秀英来说,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不是因为记忆力衰退,而是距女儿上一次来看她实在太久。虽然她们同在一座城市。

张秀英原籍上海,1965年响应“支边政策”来到四川,成为江油市一家钢铁厂的普通工人。作为一名1930年代出生的人,她们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前就完成了生儿育女,这个年纪的人多数拥有两三个孩子。

张秀英育有一儿一女,孩子们接替她的岗位,都成了钢铁厂的工人,后来女儿辞职,至今没有稳定工作。年近50的儿子仍在钢铁厂,只是一名普通工人。子女们都有了后代,各自仍在生活中挣扎,很少有时间顾上这位老母亲。自从去年老伴儿离世后,张秀英就过上了独居生活。

一位独居老人所住的步梯楼。摄影:赵孟

人老了——对很多老人来说,这种感觉首先来自与子女们那种随时间流逝而逐渐拉开的距离。对于一些亲子关系并不理想的家庭,这种“被抛弃”的感觉更为明显。

张秀英的两个孩子都出生于1970年代,那正是物资匮乏的时期。当地没有奶粉卖,张秀英节衣缩食,让亲戚帮忙从上海购买奶粉寄过来。儿女资质平平,她又想办法让他们进了自己的单位,“好歹有个稳定工作”。

可自从孩子们成家后,张秀英就觉得与儿女的距离越来越远。她与女儿的关系一向紧张,她觉得“这个女儿白养了”,女儿则认为父母“重男轻女”。这种矛盾贯穿半生,并在她的晚年愈加凸显,女儿几个月都不来看她一次,甚至逢年过节的团聚也经常缺席。

儿子儿媳虽然孝顺,但也只能每天下班后过来看一眼,送些生活物资。“他们现在也有一家人要照顾,我不可能任何事都跟他们说。”张秀英心中装着不少事,但很少告诉儿女。 

同样遭遇的还有张秀英的同事,今年80岁的陈晓凤。她育有3个子女,孩子们也先后进了钢铁厂。上世纪90年代,钢铁厂效益不佳,两个孩子离开去外省打工,并在当地安家。孩子们处境艰难,几年才回来一次。留在身边的只有一个儿子,他也只是一名普通工人。

她50岁就从厂里退休,不久丈夫又去世,日子愈加艰难。那时她自觉身体尚可,去餐馆打工、端午节前帮人包粽子、自制八宝粥卖,经常忙到凌晨两三点才休息。刚睡三四个小时又起床,去菜市场捡剩菜,菜叶做炒菜,根茎则用来做腌菜,靠着这些才将孩子们拉扯大。

对于“养儿能否防老”这个问题,陈晓凤无奈的摇头,“靠不上,靠不上”。最近几年她住了4次院,外地的两个孩子都未能回来,医药费除了报销之外,全部靠她的积蓄承担。

从世俗意义上看,养儿防老面临一个悖论——如果子女越有成就,就越走得更远;若子女平庸,则要为生活付出更多时间和精力,即便留在身边也很难兼顾到父母。

作为江油市一名退休的处级干部,王长胜对此体会更深。他育有一儿一女,女儿事业有成,大学毕业后在上海定居,如今是一位高级工程师。儿子只读到大专,是一家本地公司的普通工人。虽然儿子留在身边,但对父母的回报有限,相反他和老伴儿一直在为孙子付出。

王长胜退休后不久孙子出生,这让他把精力全部转移到了孙子身上,“从幼儿园开始,2岁带到20岁”。他说,由于儿子工资低,孙子的学费、生活费等开支,绝大部分由他承担。没有钱的时候就告诉女儿,“1万、2万都在给”。

对于那些儿女优秀的父母来说,经济问题并不是晚年生活的主要困难,但有些困难却是经济无法解决的。

身体的警钟 

随着年龄的增加,身体的警报拉响,那些年轻时透支的精力、体力,在60岁以后开始“索赔”。人老了——不只是一种心理的暗示,下垂的皮肤、脆弱的骨骼、以及越来越无力的心脏,都在提醒暮年已至。

王翠花和丈夫年轻时身体一向很好,但退休不久,丈夫一次意外摔倒导致骨裂。不久,王翠花也摔倒了,同样出现骨裂。几个月后,她勉强能外出时,又再次摔倒,这次胸骨骨裂,迫使她在床上躺了3个月。

“人一上年纪,骨头就是脆的。”王翠花感慨。当地民间有种说法,骨头痊愈与年龄相关,“活了多少岁就需要多少天”,她感慨“岁月不饶人”,看似健康的身体背后已隐忧重重。

王翠花只有一个女儿,自认为“我们是付出最多的一代人”,“年轻时响应号召只生一个,把什么都给她,老了又考虑到她一个人负担太重,只能靠我们自己攒点退休工资养老。”她和丈夫受伤后,女儿刚生下第二个孩子,只能每天晚上过来看望。即便如此,王翠花和丈夫也不愿意去养老机构。

但不同于发达国家,中国人去传统养老机构的意愿低迷。江油市卫健局老龄股负责人介绍,江油的老龄化程度虽然比大城市高,但和全国一样,90%以上的老人以居家养老为主。鉴于此,居家养老上门服务和“医养结合”的养老模式在多地推行,被认为是养老服务体系改革的方向。

居家养老服务的对象主要为高龄、残疾和家庭困难的老人。以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为老人们提供助餐、助浴、助洁、助急、助医等个性化服务。2021年,江油市符合居家养老上门服务条件的老人为12966人,仅占60岁以上老人的6.6%。这意味着,绝大部分老人无法享受到政策的照拂。

医养结合是指医疗资源与养老资源相结合,集医疗、康复、养生、养老为一体,实现社会资源利用的最大化。 业内通常将医养结合机构概括为八个字:“有病治病、无病疗养”。

江油市在“医养结合”方面的工作走在四川前列。 早在2005年,原江油长钢三厂职工医院为了走出困境,寻求突破,瞄准健康养老服务需求,在医院设立老年科,专门接收一般养老机构不接收的病残、高龄、失智失能老人。

2011年,长钢三厂职工医院正式更名为江油市老年病医院。2015年,江油市民政局核发《养老机构许可证》,批准医院开展养老服务,标志着该院由单一的医疗机构转型医养结合型服务机构。

一位去过这家一样结合机构的老人表示,她的体验并不好,“不像回家,相当于临终关怀”。她说,由于这里收治多数是失能、失智老人,他们最终去处都殡仪馆,因此身体稍微健康的老人都不愿去。后来,这家机构开设了较为高档的病房,但和许多“医养结合”机构一样,由于收费也较高,老人们的入住意愿并不积极。

现实中,不少老人处于既不满足居家养老上门服务条件,又无法负担“医养结合”机构费用的尴尬境地。

陈晓凤操劳十几年后,身体发出抗议,她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关节炎、焦虑症、贫血……一张不久前出院的检查单上,各种病症写了将近半页纸。

现在,她独自住在一栋老旧小区的二楼,膝关节炎将她折磨得坐立难安,由于一只腿无法弯曲,18级楼梯将她与楼下的日常分成两个世界。她要么站着,要么坐在高高的椅子上,但每个姿势都无法保持太久。医生告诉她需要做手术,费用大约需要4万元,但她拿不出这笔钱。

这套狭窄的房间没有阳台,阴暗潮湿。她的朋友周一戎怀疑陈晓凤的关节炎与居住环境有关,多次建议她买一个取暖器,但陈晓凤舍不得花钱。

伴随身体衰弱的是记忆力减退。这两三年来,陈晓凤明显感觉遗忘的速度在加快。“我在厨房里想拿个东西,走到客厅就忘记了。”她说,于是又回到厨房,希望能唤起记忆。几天前,一个朋友到家里看望她,谈话间提出需用点酒精,她好像突然失忆,“完全想不起‘酒精’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了”。

既然不愿去养老机构,为什么不和子女一起住呢?陈晓凤的理由是,“儿女们也有一家子人”“不想给子女找麻烦”,这也是老人们的普遍想法,甚至有时去医院都不告诉儿子。

江油距绵阳约50公里,距成都170多公里。周边大城市的“虹吸效应”带走了年轻人,让这种县级城市成为老年人扎堆的地方。但公共服务——特别的针对老年人的服务却相对滞后。许多大城市对60岁以上老人乘坐公交车免费,但江油没有这样的优惠。

提到养老工作的现状,江油市卫健局老龄股负责人坦言,“人财物,啥都缺”。以该股室为例,现在全职工作人员只有3人,其中1人即将退休,日常工作人员只有两人,而他们的服务对象是将近20万老人。对于老人们面临的一些困难,他表示“我们可以去反映”,但无法确保都能解决。

江油市2021年的GDP为528.3亿元,在绵阳排第二,在四川属中上水平。但江油的老龄化水平高于绵阳和成都,这也是县级城市的普遍现象。 前述老龄股负责人介绍,养老工作的资金来源主要依靠地方财政和养老机构自身,上级政府有些项目资金,“但都是‘毛毛雨’(意为很少)”。

只剩一个人 

王长胜的妻子“一身都是病”,为了照顾妻子,王长胜和“牌友”们都断了联系。现在他一切围绕妻子转,朋友调侃他,“原来的县太爷,现在成了一个佣人。”

但王长胜毕竟82岁了,心脏一直不好,随身揣着“救心丸”,遇到精神紧张时赶紧吞下4粒。

王长胜随时带着“救心丸”。摄影:赵孟

妻子病情的每一点变化都让他悬心。如今,他最大的愿望是能多照顾妻子几年。但他也明白,总有一个人会先走。

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人的平均年龄为77岁,对年过八旬的老人而言,仍有伴侣陪伴是一件难得的幸事。但“总有一个先走”的担忧,也比任何时候更迫切。

一年前,携手走过半个多世纪的丈夫过世,让张秀英的生活陷入巨大的空白,原本虚弱的身体再遭打击。丈夫从生病到过世,医药费全靠自己省吃俭用攒下的退休工资支付,甚至连丧葬费都没让儿女出。

葬礼结束后,除去一切开支,她将剩下的10万元积蓄分给两个孩子,每人5万。但女儿表示不满,质问她“爸爸怎么就只剩下这点钱?”与女儿的不睦和丈夫的离去,让张秀英伤透了心。她将自己关在阴暗的屋子里,一个星期难得出一次门。天气的变化,季节的轮转,对她都失去了意义。

独居是每个老人——甚至每个人,都将面临的晚景。72岁的王华已独居多年。年轻时她很爱美,衣服每天都要换,床单一周洗一次,房间里总少不了花花草草。现在,这一切看起来“都像是别人的生活”。她患有十几种老年病,心力早已不如从前。

2022年3月,江油市人大社会委对全市老龄工作情况做过一次调研,最后的调研报告显示,江油市约有1.10万名在档失能、失智老人,其中重度残疾8000余人。“老年人群体呈现基数大、增速快、寿龄高、空巢多等特点,医疗护理、生活照料、康复养生、精神文化等养老服务需求日益增长,我市已进入超老龄化社会。”

对于像王华这样的独居老人,养老工作如何保障其健康?江油市卫健局老龄股负责人介绍,江油市在数年前就根据国家政策,建立了家庭签约医生服务机制,“每个老人和慢性病患者都有签约医生”,签约的类型包括基本医疗服务和个性化服务,基本医疗服务免费,个性化服务则需要收费。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为了转变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模式,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而推出的一项医疗服务形式。根据2016年由国务院医改办、国家卫生计生委等联合发布《关于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指导意见》,到2020年,全国要力争将签约服务扩大到全人群,形成长期稳定的契约服务关系,基本实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的全覆盖。

不过,包括王华在内的一些老人表示,他们并未签约家庭医生,也没有享受过有关医疗服务。对此江油市卫健局老龄股负责人表示,“这就看他们的配合度了”。

危险的暮年 

83岁的周一戎觉得,变老就是一个与子女、甚至孙子女不断拉开距离的过程,不只是物理意义上的,也是心理上的,而这种隔膜将许多老人的晚年置于风险中。

最近几年,针对老年人的各种保健品、养老项目泛滥,因此被骗的老年人数倍增,而他们往往因不敢告诉子女,自身又无力维权而陷入绝望。

“为什么许多老人做决定前不跟子女商量?”对于这个问题,周一戎顿几秒钟回答,“因为女子无法理解父母对衰老的感受”,这种深刻的障碍让许多父母放弃了沟通的尝试。

周一戎今年83岁,曾是各种保健品推销活动的常客。她印象中,五六年她生活的片区只有三四家这类公司,如今猛增到十多家。这些公司的“套路”是不断开发时髦的新“ 产品”,再通过“健康知识讲座”吸引老人前往,并对每个到场的老人许以诸如面条、雨伞等小礼物诱惑。这个模式至今屡试不爽。

参加“健康知识讲座”可以免费得到礼物,许多老人无法拒绝。老年人群体普遍有一些退休积蓄,身体又被各种疾病困扰,加上子女不在身边,给了不法商人趁虚而入的空间。

讲座结束,领取礼物的环节“套路”重重,那些没有当即决定购买保健品的老人,被刻意排在后面,这期间他们不仅要忍受推销员不厌其烦的广告,还要被变相羞辱。一些老人碍于情面,买下了对自己无用的东西。

2017年前后,绵阳一家医养结合机构到江油做推广,声称投入数万元就可以优先安排床位,并享受打折优惠,更大的诱惑在于,投入的资金可以获得每年8%的利息回报。许多老人心动了,将多年退休积攒的钱孤注一掷。他们中最少的投了2万元,最多的投入数十万元,绝大多数人都瞒着子女。但不到一年,这家养老院宣告资金链断裂。

2022年4月,公安部召开部署会,明确要求,各级公安机关要依法严厉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违法犯罪,切实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前述江油市卫健局老龄股负责人表示,江油市很快响应,联合公安、卫生健康、市场监管等部门,成立专项办公室。各单位利用自己优势,多渠道向老年人开展反诈宣传和展开帮助,“效果比较好”。

陈晓凤当时“投资”了6万元,这是她省吃俭用攒了3年的退休金,但钱至今还没有要回来,这成了她的一块“心病”。这笔钱的去处她也没敢告诉儿女,“说了他们肯定会责怪”。她只能一遍遍念叨,“我恨自己,我恨死自己了。”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张秀英、王华、王翠花、陈晓凤和王长胜为化名)

未经正式授权严禁转载本文,侵权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