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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公交敬老卡免费 上海用了什么经济学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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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公交敬老卡免费 上海用了什么经济学套路?

上海的政策施行首个工作日,公交车老年乘客就降了8成。那么作为全国公共政策的先进城市,上海这招到底到底高超在哪儿呢?我们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一下。

在老龄化日益加剧的当下,有关给老人让座的问题越发屡见不鲜。7月2日,安徽合肥一公交车上再次出现老者逼人让座事件,只不过这次对手方成了一位生着病的小朋友。据爆料网友微博私信显示,老人不仅拍了小朋友的照片视频,声称要曝光,还在母子意欲下车时骂道“像你们这样不知道尊敬老人的快点滚吧。”

图为7月2日,爆料网友给安徽商报发的微博私信

对比这种让座矛盾,也就难怪上海取消老人乘车免费,改为发放综合津贴的措施获得一片好评了。数据显示,此政策施行首个工作日,公交车老年乘客就降了8成。那么作为全国公共政策的先进城市,上海这招到底到底高超在哪儿呢?我们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一下。

上海取消敬老卡公交免费政策以来,南京、深圳、重庆、呼和浩特等多地市民纷纷要求效仿,更有武汉市民建议取消后可以把补贴再提高些,省得老年人闹情绪。

首先要理解的一个概念是“外部影响”,老人免费乘车虽然是私人的消费行为,但必然对社会上其他人的利益产生影响。尤其是公交车这种具有竞用性的公共 资源,一个座位上有人了,另一个人就没法再坐;一辆车人满了,挤不上去就只能等下一辆。而在公共交通资源紧张的场景中,如大城市上下班的高峰期、旅游季 等,乘车免费相当于降低了老人的私人成本,再加之可能产生的让座/逼着让座,以及原本不需要出行的老年乘客增加,这种消费的社会成本就超出了私人成本,而老人又不能补偿其他社会成员的利益损失。所以就对应了经济学中的“消费外部不经济”,这解释了其他乘客为什么会对应峰坐公交的老人感到无语。

而上海把老人免费乘车转换为发放补贴,则是将定向的消费特权改成了个人收入,向老人下放了福利选择权。由于此时“乘公交”再次成为了需要支付价格才能获得的“商品”,老人乘车的私人成本增加,会对其整个消费行为产生影响。他们所作出的理性出行选择(减少不必要的出行)就会使得公交资源的配置重新向帕累托效率靠拢。换句话说,这有利于公交运力的合理配置。

上海于5月1日起实施的 “老年综合津贴制度”,统筹整合了“高龄老人营养补贴”和 “70岁以上老年人免费乘车”等单项补贴,受益范围扩大至65岁以上的户籍老年人。图中金额变动显示的是征求意见稿与正式稿的标准调整。

不过上海这一补贴也需要充分的财政实力支持,新的综合津贴政策覆盖人群增加了约100万人,对应支出则增加36.5亿元。是不是把这笔钱用于优化公 共交通线网、增加运力更有效呢?鉴于目前上海地面交通的拥堵和高昂的地铁建设成本、设计难度等,大概引导消费还是比增加供给更好操作一些。

特殊情况下的美德与效率困境

现在我们来说一种现实中可能碰到的具体情况:人满为患的公共交通工具上,一个提着大包小包的人多次让座,并且不停留在原位置。拥挤的空间内,他带包裹站着会比坐着占用更多地方。这时,我们该怎么看待这种个人善意行为与群体利益或公共效率间可能发生的冲突呢?

东西不动,只是人起来就可以了,这是实际的解决方案之一。然而现实中,基于做好事不留名的心理,或者避免他人产生“谋求赞扬”的猜测,让座的人有时总是要变换位置,不站在让出的座位旁边。那么找另一个人来让呢?这是可能且极佳的,不过也充满了不确定性,因为没有任何“看不见的手”能做这种统筹,司机的让座广播只是个暗示,最后还得看个人的主观选择。笔者一位在香港工作的朋友表示当地不会遭遇这种情形,因为他们总有一个以上的选择给需要人士。这里的 “选择”有两个意思,一是公交和地铁上有配备足量的“爱心座”,非特殊乘客是自觉不会去坐的;二是即使“爱心座”满员,车内也没空位,现场起来让座的人也一定多于一个。上述均可以归类为公交系统设计与社会中公序良俗的作用。

然而我们仍必须承认这一假设在多数城市还是有可能遇到的。出于尊老爱幼美德、社会关怀的让座行为在可能造成其他人不便时,当事人需要去平衡其中关系。而占用特殊乘客专座的人、能够提供更好让座选择却没有让座的人,抑或是对此行为感到烦躁的其他乘客,在目前的社会背景下,站在道德角度去评判他们,结论也是难以统一的。

所以最基本的解决方案还得从公交系统设计与公序良俗上入手,上海和香港都是较为典型的例子。日本也很有趣,他们没有给老人让座的习惯,老人也不大接受让座。总之,正如法律最终是为了平衡,上述改进的目的就是尽可能地帮人避免在个人善行与群体利益、公共效率间做抉择,避免美德与目标理性的冲突。能用规则、客观手段解决的问题,就不要考验人性。

(掌上青岛/青网记者 周婧)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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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公交敬老卡免费 上海用了什么经济学套路?

上海的政策施行首个工作日,公交车老年乘客就降了8成。那么作为全国公共政策的先进城市,上海这招到底到底高超在哪儿呢?我们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一下。

在老龄化日益加剧的当下,有关给老人让座的问题越发屡见不鲜。7月2日,安徽合肥一公交车上再次出现老者逼人让座事件,只不过这次对手方成了一位生着病的小朋友。据爆料网友微博私信显示,老人不仅拍了小朋友的照片视频,声称要曝光,还在母子意欲下车时骂道“像你们这样不知道尊敬老人的快点滚吧。”

图为7月2日,爆料网友给安徽商报发的微博私信

对比这种让座矛盾,也就难怪上海取消老人乘车免费,改为发放综合津贴的措施获得一片好评了。数据显示,此政策施行首个工作日,公交车老年乘客就降了8成。那么作为全国公共政策的先进城市,上海这招到底到底高超在哪儿呢?我们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一下。

上海取消敬老卡公交免费政策以来,南京、深圳、重庆、呼和浩特等多地市民纷纷要求效仿,更有武汉市民建议取消后可以把补贴再提高些,省得老年人闹情绪。

首先要理解的一个概念是“外部影响”,老人免费乘车虽然是私人的消费行为,但必然对社会上其他人的利益产生影响。尤其是公交车这种具有竞用性的公共 资源,一个座位上有人了,另一个人就没法再坐;一辆车人满了,挤不上去就只能等下一辆。而在公共交通资源紧张的场景中,如大城市上下班的高峰期、旅游季 等,乘车免费相当于降低了老人的私人成本,再加之可能产生的让座/逼着让座,以及原本不需要出行的老年乘客增加,这种消费的社会成本就超出了私人成本,而老人又不能补偿其他社会成员的利益损失。所以就对应了经济学中的“消费外部不经济”,这解释了其他乘客为什么会对应峰坐公交的老人感到无语。

而上海把老人免费乘车转换为发放补贴,则是将定向的消费特权改成了个人收入,向老人下放了福利选择权。由于此时“乘公交”再次成为了需要支付价格才能获得的“商品”,老人乘车的私人成本增加,会对其整个消费行为产生影响。他们所作出的理性出行选择(减少不必要的出行)就会使得公交资源的配置重新向帕累托效率靠拢。换句话说,这有利于公交运力的合理配置。

上海于5月1日起实施的 “老年综合津贴制度”,统筹整合了“高龄老人营养补贴”和 “70岁以上老年人免费乘车”等单项补贴,受益范围扩大至65岁以上的户籍老年人。图中金额变动显示的是征求意见稿与正式稿的标准调整。

不过上海这一补贴也需要充分的财政实力支持,新的综合津贴政策覆盖人群增加了约100万人,对应支出则增加36.5亿元。是不是把这笔钱用于优化公 共交通线网、增加运力更有效呢?鉴于目前上海地面交通的拥堵和高昂的地铁建设成本、设计难度等,大概引导消费还是比增加供给更好操作一些。

特殊情况下的美德与效率困境

现在我们来说一种现实中可能碰到的具体情况:人满为患的公共交通工具上,一个提着大包小包的人多次让座,并且不停留在原位置。拥挤的空间内,他带包裹站着会比坐着占用更多地方。这时,我们该怎么看待这种个人善意行为与群体利益或公共效率间可能发生的冲突呢?

东西不动,只是人起来就可以了,这是实际的解决方案之一。然而现实中,基于做好事不留名的心理,或者避免他人产生“谋求赞扬”的猜测,让座的人有时总是要变换位置,不站在让出的座位旁边。那么找另一个人来让呢?这是可能且极佳的,不过也充满了不确定性,因为没有任何“看不见的手”能做这种统筹,司机的让座广播只是个暗示,最后还得看个人的主观选择。笔者一位在香港工作的朋友表示当地不会遭遇这种情形,因为他们总有一个以上的选择给需要人士。这里的 “选择”有两个意思,一是公交和地铁上有配备足量的“爱心座”,非特殊乘客是自觉不会去坐的;二是即使“爱心座”满员,车内也没空位,现场起来让座的人也一定多于一个。上述均可以归类为公交系统设计与社会中公序良俗的作用。

然而我们仍必须承认这一假设在多数城市还是有可能遇到的。出于尊老爱幼美德、社会关怀的让座行为在可能造成其他人不便时,当事人需要去平衡其中关系。而占用特殊乘客专座的人、能够提供更好让座选择却没有让座的人,抑或是对此行为感到烦躁的其他乘客,在目前的社会背景下,站在道德角度去评判他们,结论也是难以统一的。

所以最基本的解决方案还得从公交系统设计与公序良俗上入手,上海和香港都是较为典型的例子。日本也很有趣,他们没有给老人让座的习惯,老人也不大接受让座。总之,正如法律最终是为了平衡,上述改进的目的就是尽可能地帮人避免在个人善行与群体利益、公共效率间做抉择,避免美德与目标理性的冲突。能用规则、客观手段解决的问题,就不要考验人性。

(掌上青岛/青网记者 周婧)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