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阅读:

朱海斌:稳增长政策工具箱须开得更大些,建议发行抗疫特别国债

扫一扫下载界面新闻APP

朱海斌:稳增长政策工具箱须开得更大些,建议发行抗疫特别国债

朱海斌表示,稳增长政策需要进一步加码,建议针对家庭部门出台相应的纾困措施,并可考虑发行抗疫特别国债,具体额度可参考2020年水平。

2020年8月27日,福建龙岩,完成第二次转体的龙岩大桥,至此转体工作完成。图片来源:人民视觉

记者 辛圆

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兼大中华区经济研究主管朱海斌日前表示,稳增长政策需要进一步加码,建议针对家庭部门出台相应的纾困措施,并可考虑发行抗疫特别国债,具体额度可参考2020年水平。

他在周二的媒体圆桌会上表示,最近几个月,中国经济运行中出现了之前没有预料到的两个新变化,或者说是“黑天鹅”事件,一是俄乌冲突,二是新一轮疫情的大规模爆发,这两个因素导致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 周三,摩根大通将二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速从之前的3.3%下调至2.8%。

朱海斌表示,俄乌冲突对全球带来巨大冲击,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全球通胀持续高位运行,这或许会持续更长时间。面对高企的通胀,发达国家正在加快退出货币宽松。

4月19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最新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下调2022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0.8个百分点至3.6%。

朱海斌表示,全球经济增速的下调和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的变化,对中国来说,不仅意味着在进口能源和大宗商品时需要支付更多美元, 外需走弱也给国内出口也带来新的压力。

对于当下的新冠疫情,他指出,这一轮疫情涉及到京沪广深在内的一线城市,防疫措施的升级对产业链供应链产生了较大影响,是短期中国经济面临的最紧急的问题。

朱海斌说,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政策层面已做出明显调整。4月召开的两场重量级会议——中央财经委会议和中央政治局会议——都将基建投资放到了重要位置,同时,政府对平台经济和房地产的政策取向也发生一些变化。

“在当前的背景下,基建作为增长稳定器的角色必须加以强化,强化基建投资涉及到的不仅是传统的‘铁公基’,也包括一些跟经济结构转型相关的基建投资。“他说。

他表示,今年年初,摩根大通预计2022年中国基建投资同比增长2%-3%,比去年不到1%的涨幅略有改善,但最近已将全年基建投资增速上调至8%-10%。

朱海斌进一步表示,除了这些已经发布的政策, 稳定宏观经济大盘,政策工具箱必须开得更大一些。

他提到,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李克强总理在记者会上表示,在年初制定政策的时候,要企业家做“三选一”:一是大规模投资,这样企业家可以得到订单;二是发放消费券,可能会直接刺激消费;三是给企业减税降费。当时企业家选择的是减税降费。

“如果说有哪些还可以接着做,完全可以做成‘三选三’,就是出台针对家庭部门的纾困政策,助推消费的恢复。”朱海斌说,比如发放更大规模的消费券,甚至可以考虑对部分行业和人群提供补贴。

朱海斌强调,在讨论消费的时候有两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是疫情给人群活动带来的限制,影响到很多出行相关和人群聚集相关的消费行为。二是很多行业过去一年收入增速呈明显的下行趋势,不仅仅是受疫情冲击较大的行业,还包括一些受到行业政策冲击的领域如房地产、教培、互联网平台经济等。

此外,他表示,今年可以考虑发行特别国债。“2020年的发行额度是1万亿元,今年也可以参考这个额度,资金一方面可以用于防疫支出,比如核酸检测或相关的公共卫生政策的执行,因为目前地方政府财力确实比较紧张,二是可以作为特定人群和行业纾困措施的资金保障。”他说。

未经正式授权严禁转载本文,侵权必究。

评论

暂无评论哦,快来评价一下吧!

下载界面新闻

微信公众号

微博

朱海斌:稳增长政策工具箱须开得更大些,建议发行抗疫特别国债

朱海斌表示,稳增长政策需要进一步加码,建议针对家庭部门出台相应的纾困措施,并可考虑发行抗疫特别国债,具体额度可参考2020年水平。

2020年8月27日,福建龙岩,完成第二次转体的龙岩大桥,至此转体工作完成。图片来源:人民视觉

记者 辛圆

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兼大中华区经济研究主管朱海斌日前表示,稳增长政策需要进一步加码,建议针对家庭部门出台相应的纾困措施,并可考虑发行抗疫特别国债,具体额度可参考2020年水平。

他在周二的媒体圆桌会上表示,最近几个月,中国经济运行中出现了之前没有预料到的两个新变化,或者说是“黑天鹅”事件,一是俄乌冲突,二是新一轮疫情的大规模爆发,这两个因素导致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 周三,摩根大通将二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速从之前的3.3%下调至2.8%。

朱海斌表示,俄乌冲突对全球带来巨大冲击,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全球通胀持续高位运行,这或许会持续更长时间。面对高企的通胀,发达国家正在加快退出货币宽松。

4月19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最新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下调2022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0.8个百分点至3.6%。

朱海斌表示,全球经济增速的下调和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的变化,对中国来说,不仅意味着在进口能源和大宗商品时需要支付更多美元, 外需走弱也给国内出口也带来新的压力。

对于当下的新冠疫情,他指出,这一轮疫情涉及到京沪广深在内的一线城市,防疫措施的升级对产业链供应链产生了较大影响,是短期中国经济面临的最紧急的问题。

朱海斌说,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政策层面已做出明显调整。4月召开的两场重量级会议——中央财经委会议和中央政治局会议——都将基建投资放到了重要位置,同时,政府对平台经济和房地产的政策取向也发生一些变化。

“在当前的背景下,基建作为增长稳定器的角色必须加以强化,强化基建投资涉及到的不仅是传统的‘铁公基’,也包括一些跟经济结构转型相关的基建投资。“他说。

他表示,今年年初,摩根大通预计2022年中国基建投资同比增长2%-3%,比去年不到1%的涨幅略有改善,但最近已将全年基建投资增速上调至8%-10%。

朱海斌进一步表示,除了这些已经发布的政策, 稳定宏观经济大盘,政策工具箱必须开得更大一些。

他提到,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李克强总理在记者会上表示,在年初制定政策的时候,要企业家做“三选一”:一是大规模投资,这样企业家可以得到订单;二是发放消费券,可能会直接刺激消费;三是给企业减税降费。当时企业家选择的是减税降费。

“如果说有哪些还可以接着做,完全可以做成‘三选三’,就是出台针对家庭部门的纾困政策,助推消费的恢复。”朱海斌说,比如发放更大规模的消费券,甚至可以考虑对部分行业和人群提供补贴。

朱海斌强调,在讨论消费的时候有两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是疫情给人群活动带来的限制,影响到很多出行相关和人群聚集相关的消费行为。二是很多行业过去一年收入增速呈明显的下行趋势,不仅仅是受疫情冲击较大的行业,还包括一些受到行业政策冲击的领域如房地产、教培、互联网平台经济等。

此外,他表示,今年可以考虑发行特别国债。“2020年的发行额度是1万亿元,今年也可以参考这个额度,资金一方面可以用于防疫支出,比如核酸检测或相关的公共卫生政策的执行,因为目前地方政府财力确实比较紧张,二是可以作为特定人群和行业纾困措施的资金保障。”他说。

未经正式授权严禁转载本文,侵权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