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崔隽

《中国新歌声》盲选录制现场，一长段拗口的广告词和频繁的走位给第一次参与开场录制的李咏带来了点小麻烦，几次NG之后这段挑战好舌头的广告词才终于录制完成。

花苞水取代了好凉茶，李咏接棒华少，导师们言语之间习惯用“之前那档收视不错的节目” 来默契地指代和回避，这些看起来相对陌生的画面和细节似乎都在强调，这是一档全新的节目。

和唐德的版权纠纷让这档音乐节目和灿星从年初起就站在风口浪尖，僵持之下灿星必须要对这档节目进行大刀阔斧地革新，相关新闻和话题铺天盖地持续发酵，在外界眼中这已经是一场以灿星和唐德为中心的风暴。

但人们常常忽略的是，和外围的狂风骤雨相比，中心位置的风暴眼反而最是平静。在嘉兴的录制现场，一个工作证和一道大门仿佛隔绝了所有的热闹，录制就是此刻唯一重要的事。

在录制中场休息期间，灿星文化副总裁、宣传总监陆伟接受了《三声》的采访。在问及今年和2012年比，哪个压力更大时，陆伟想了想说，“今年吧，今年的事情更多。所有的事情都围绕一个点，就是在有限的几个月时间内拿出一档全新原创。”

“录制前一秒你永远不知道它能否成功”

媒体区的电视屏幕里，四位导师正在椅子上端坐聆听着，和其他三位导师面无表情不同，汪峰这次犹豫的时间很短，在选手还没有唱到副歌时就率先拍下了按键，他面前的门在那一瞬间缓缓升起，随着连接舞台的黄色灯带亮起，汪峰在观众的欢呼声中冲向了舞台前面。

“汪峰老师之前说他是恐高的，所以刚开始对冲下来这个模式有点担心。实际上我们的模式一直是对导师保密的，导师们在录像前一天才根据网上的消息问我们今年是不是要‘冲刺’，也很好奇想要先试一下，但我们都骗他们机器没调试好还不能试，实际上早就调试好了。主要就是为了保持新鲜感不让他们过早地对机器产生疲劳。除了那姐为了看衣服颜色和座椅搭不搭坐上去过一次，这个我是没法拒绝的。”陆伟说。

转椅变滑椅，最终呈现在观众眼里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变化，但在灿星这里，模式眼的变化牵一发而动全身。“因为核心模式赛制的更改，你所有的装置、灯光、舞美、机位都要动，我们的座椅和轨道也都是好莱坞、迪士尼进口。原先转椅是人工控制，但现在滑下去必须要联动，升门到冲下去用电脑参数设定，参数的bug导致在最初试录过程中会发生卡住的状况，逐渐调试到现在几乎没有再发生过了，负责操作的技术人员都是外国团队，他们负责解决一切问题。”

因为同时要制作3D和VR版本，现场机位明显比以前多，由30个增加到50个，为了做到不穿帮，机位几乎全部做了改动。“原来杰伦后面有一个巨大无比的摄像机，如果不试录你根本意识不到这个地方是穿帮的，所以有很多穿帮的画面要不断做调整。”

在现场注意到的细节包括，录制现场导师拍键冲下来的黄色灯带由于原来的红白灯带稍显刺眼而决定调整颜色，还需要顾及到易脏材质的舞台在灯光下显示的效果因而最终加了层薄膜防护。“我们基本上到嘉兴后每天都没怎么睡，睡眠严重不足，大量的时间都花在调整细节。”

更辛苦的是在现场的灯光、音响这些前线团队，他们每天面临的工作强度实际更大。“灯光天天在调试，几天几夜没睡是常事。有一天灯光组一老外说，我觉得我的脚旧伤复发，走不了路了。我们很担心，把他送去医院看病。结果医生检查完给他开的药是治抑郁的药，说他工作太疲劳压力太大产生了幻觉，所以觉得自己旧伤复发，脚其实一点事儿都没有。”陆伟笑着对《三声》记者说。

和2012年总导演金磊剪去一头长发“削发明志”时面临的重压相比，陆伟这次感受到的更多是兴奋。“之前所有的担心惶恐到录像第一天都没有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判断是准确的，录制前我们谁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是现在我们知道成了。这是一个全新的模式，从雏形电梯模式演变而来，从草图到现在华美的舞台。整个研发制作过程对于我们几百号人来说是一次很好的抗压协作训练，我们的凝聚力进一步提升了。”

“我一直在电视前想着自己什么时候能来”

24号录制那天，上半场登台的选手似乎都没有戳中导师们想要拍下按钮的神经，选手们的连续落选有点出乎媒体区和工作人员的意料。

“有时候也挺奇妙的，有可能这一天导师能拍好多学员，不停地冲下去，也有一天下来根本拍不了几个，这时候激动或者失落的气氛像是会蔓延一样。”一名工作人员对记者说。

从媒体区出来穿过一条走廊上到二层就是选手家属休息区，也是媒体采访选手的固定区域。在两天的录制中，这间屋子里有很多人眼睛发亮地谈到梦想这个词，狂喜的拥抱，遗憾地告别和不容打扰的沉默在这里交替上演。

在采访的过程中会发现他们来自五湖四海，有的人是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才赶到嘉兴的。选手们在这里待的时间长至一个月短到两三周，他们中大多数人很年轻，职业身份有兽医、会计师、酒吧驻唱歌手、独立乐队主唱等等，擅长的音乐种类、玩音乐的时间和曾经登上舞台的次数都不尽相同。

他们中的很多人是这档节目的持续关注者，看着别人在舞台上的演唱和被转身像是一粒种子在他们心里不安分地发芽，“从第一季开始我在电视机前看他们演唱，我就想着自己什么时候能来。”

从电视前的观众到出现在录制中的演唱者，选手们感受到了两者之间的差异。“我唯一的体会是实在不容易。电视上我们看到的是光鲜亮丽的一面，但真正参加进来会觉得背后有很辛苦的地方，尤其是工作人员和乐队老师带着我们一遍遍的排练，每个细节都会磨合，磨棚的时间会花很久。导演帮我们一首首的选歌，我们只管唱歌其实还好，但他们负责全部其实很累。”一名登上过《好歌曲》舞台的学员对《三声》记者说，他刚刚获得了一位导师的“冲刺”，于他而言，灯带亮起的那一瞬间意味着“我所有的努力都没有白费”。

不止一个选手在采访中提到他们把这档音乐节目当做是一个新的机会，他们抱着希望想要在导师的帮助下开拓自己的音乐道路。音乐行业从来不缺少悲情，也有很多选手把这个舞台当做最后的尝试，迷茫无助的他们渴望在这里得到命运的答案，成则继续唱，败则再也不唱。

音色音域哪个能打动导师、选歌求稳还是冒险创新、编曲简单有力还是复杂多变……任何一个环节和微小因素，都有可能决定导师的选择和这次演唱的最终结果。

陆伟给我讲述了这种残酷背后的温情——一种“投入感”，“万里挑一的50个人，层层筛选，一遍遍选歌，最后剩下六个人来录制。这意味着选他们的导演从去年12月到现在，半年的心血都在这六个人身上。当导师没有冲下来的时候，那真的是从导演到选手都很崩溃。你会把情感寄托在这个人身上，他失败了你会特别难受。”

“这个事情坚定了灿星做原创的决心”

7月4日，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宣布，驳回灿星的复议请求，维持6月20日针对灿星的诉前保全裁定，责令上海灿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停止使用“中国好声音” 、“the Voice of China”的节目名称及相关商标标识。

随后，灿星表示尊重法院决定，《2016中国好声音》由此更名为《中国新歌声》。

在嘉兴采访陆伟时，虽然在灿星复议请求被驳回之前，他再次强调了灿星的基本态度和对于《中国好声音》这个名字要全力争取的原因。

“最终我们的想法是否受知识产权法保护，受司法裁决认可，我们都会尊重并接受。只是说我们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去捍卫我们的劳动成果，捍卫《中国好声音》这个品牌，我们需要尊重自己的劳动付出，这是初衷。我们不否认关于”The voice”的商标、品牌这些东西是属于Talpa的，我们不会强行去争。但是《中国好声音》这个品牌从知识产权本身讲它是属于浙江卫视的。而且这个节目的成功很大一部分不是因为买模式成功，我们的头脑和劳动付出让节目获得成功，我们不希望用钱就可以把这个名字买走。”

早在去年12月份，当灿星意识到可能会失去原有模式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准备备案，也就是要着手研发一个不输于“转椅“的原创模式来化解危机。“四个月的时间，所有导演组每个礼拜都要拿出一些模式来讨论，到最终确定下来我们讨论了差不多一百个模式。我们不否认模式点是记忆点，但节目成功与否不取决于它，最终还是内容水准说话，我们本来就有相当大的自信。”

实际上，对于这次全新原创模式灿星已经打算向国际模式版权保护协会申请原创保护。“节目宝典需要从赛制到节目主旨再到舞美道具都要非常详细，只不过现在没人忙得过来撰写Bible，而且盲选之后的第二第三阶段也是全新模式，所以要等到这一季结束我们会写好Bible向戛纳的FRAPA申请注册。”陆伟说。

更重要的是，这次版权纠纷对于灿星是一次意义重大的警示。这次的版权纠纷让灿星再一次明确今后的发展方向：做原创，谨慎引进甚至干脆不引进。“引进模式你永远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无论是善意的合作方和恶意的合作方，善意的合作方有一天会不会变得恶意，你完全不可控，做原创就是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当季正在播出的《盖世音雄》就是灿星最新的音乐真人秀，加上之前的《蒙面歌王》、《中国好歌曲》、《中国新歌声》，音乐类节目依旧会是灿星的主阵地。“我们会分两个方向，一个是主流音乐节目像《中国新歌声》这种，还有就是《蒙面歌王》这类音乐综艺。”

除此之外，户外真人秀和网综也会是灿星未来的研发重点。“很多人说我们做户外是慢了一步或者眼光差，我们承认在市场收益这块我们是慢了一拍。但对户外真人秀的谨慎是因为我们一直没有找到做户外真人秀我们自己的表达方式，今年《了不起的挑战》开始算是把到了脉，借助娱乐手法去表达主流情感，这是对我们的一个启发。”

一直以来《好声音》贡献了灿星收入中的大比例，针对这点陆伟坦言，“我们其实也意识到了这点，一直努力想要做出一档达到或者超过《好声音》水准的现象级节目，这必须是我们未来的方向。不然的话我们自己也感到惶恐，一个拳头产品当然不够，我们希望有两个三个更多，这的确是我们近阶段必须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