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土耳其这次未遂的政变来得出人意料，原因很充分，因为：这次事件违背了过去几十年对于政变发生方式、时间以及原因的研究。

周五晚上发生的起义似乎极大地偏离了通常的模式。研究政变的政治学家们称，土耳其的风险原本应该很小。

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重申支持土耳其政府，表达了许多观察人士感受到的那种迷惑。

“事件出乎所有人、包括土耳其人民的意料，”克里说，同时还补充说，“我必须说，这似乎并不是一起策划、执行得很高明的事件。”

土耳其这次暴动和其他政变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帮助解释了为什么这次行动会失败。但它同时也凸显出，大量疑问仍然有待解答。

——    土耳其并不是那种处境危险的国家

政变通常并不是仅仅由个体策划者驱动，同时也受到结构性因素的推动。政治学家通过追踪经济趋势、政治自由及公众健康等因素已经明确了几种带有预测性的模式。

从事政治预测领域工作的杰伊·奥菲尔德（Jay Ulfelder）开发了一个数学模型，综合这种数据来预测一个国家的风险水平。

奥菲尔德在一封电子邮件中称，他和“早期预警项目”（the Early Warning Project）结合进行的研究显示，土耳其是政变“可能性非常低”的一个候选国。根据2016年的数据，它发生政变的可能性只有2.5%。这个数字让它在160个国家中排在第56位，排名介于老挝和伊朗之间，处于被认为是稳定的区间。处境危险的国家往往拥有很高的婴儿死亡率这个衡量贫困的常见指标以及表现糟糕的经济。土耳其的经济一直在增长，婴儿死亡率也在迅速下降。

奥菲尔德还发现，或许是因为同仇敌忾效应（a rally-around-the-flag  effect），邻国存在武装冲突的国家面临政变的可能性较低。

虽然土耳其有过政变的历史，但这个国家自从1997年上一次发生政变以来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奥菲尔德强调，更重要的一点是，它已经将近20年没有发生过政变。

另外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是专家们所谓的精英分化。如果民选官员、商业领袖、法官等等掌握实权的精英中间出现分裂，他们争夺资源和控制权的竞争最终就会以一场政变达到高潮。

然而，土耳其并没有出现这种分裂的迹象。正在增长的经济给了精英阶层维持现状的理由。尽管土耳其的国家机构并不完美，腐败率也还有继续改善的空间（这两个都是可能引发精英阶层争夺资源的因素），但两者都还没有严重到足以导致危机的程度。

土耳其同时也缺乏心怀不满的精英分子通常加以利用、借以推动政变的社会极化现象。虽然这个国家的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在选举政治中或许是个两极化的人物，但是也并没有看到更深层次的分歧，也就是在政变前夕可能可以预料的那种民间社会团体反对国家的运动。

——    土耳其政变看起来不像一场政变

研究显示，发动一场成功的政变有点像烤蛋糕：它是有配方的，如果跳过一些步骤或者缺少某些要素，几乎肯定会失败。

土耳其政变的策划者们并没有遵循这种配方。

成功的政变往往是“协作游戏，”美国空军大学（the Air War College）教授纳尼哈尔·辛格（Naunihal Singh）曾经在研究政变成败原因的《夺权》（Seizing Power）一书中这样写道。

根据这种理论，领袖说服其他官兵相信成功有把握的时候，政变才能成事。这一点让参与行动变成了一种自利的行为。

策划者们通常通过一系列可以预测的步骤来实现这一点。大规模展示武力表明政变获得了军方的幕后支持。一位或者多位高级别公共官员公开发表声明显示政变获得了精英分子的支持。策划者们通常会对媒体及公开信息的流动建立严密的控制，粉碎任何可能破坏“政变成功无法避免、不容置疑”这种感觉的广播。

根据伦敦经济学院（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学者布莱恩·卡拉斯（Brian Klaas）的理论，土耳其这类拥有强大军事和政治机构的国家成功的政变一般都遵循着“制度性政变”的模式。

在制度性政变中，军方团结一致，置身于权力交接的幕后，全力强行推动对政府从上至下的控制，土耳其1980年发生的那次政变就是这种情形。在当时的情形下，协同游戏变得相当简单。军方精英分子主导的一切协同甚至早在政变开始之前就已经发生了。于是，其他精英分子除了随大流，别无选择。

卡拉斯称，如果起义只代表一部分官员，在这种情况下，这场系于信心的游戏还要求迅速俘虏最高领导人，说服或者迫使一位高级官员公开宣布政变成功，在有人搞清楚状况之前制造一种政变成功的表象。

这一次，土耳其起了反心的官员们只尝试了其中的一些步骤，而且一个步骤都没有取得成功。

叛乱分子出于展示武力的目的，在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部署了坦克和空军军力，但还不足以威慑部队其余的力量，后者最终成功反扑。最突出的一点是，政变没有一张公众性的面孔来展示精英阶层的支持或者发布清晰的方案。

叛乱分子也曾经尝试控制与公众的信息交流，但失败了。埃尔多安可以利用FaceTime智能手机应用致电电视台。这诡异的一幕让他冒着示弱的风险，但同时也削弱了政变策划者们的势头，让他可以号召民众像潮水一样涌上街头抗议。

土耳其的互联网和手机服务当时维持着正常的运转。这一点让政府可以通过社交媒体沟通信息，帮助关于支持政府的抗议的信息得到扩散，破坏了这次政变的宿命氛围。

——    尚未得到解答的问题

抗议活动以及缺乏明显支持政变的人群或许也是挫败这场阴谋的关键。成功的政变通常都会利用、甚至是与业已存在的运动协同，借此显示支持的普遍性，争取精英分子。

举个例子，土耳其1997年政变的领导者们就和民间社会团体以及其他反政府力量有过合作。埃及2013年的军事政变也是在反对政府的大规模抗议中发生的。

周末这次政变的领袖们似乎根本就没有任何同盟。完全没有民间社会团体或者政党发表声明表达支持，也没有精英分子出面以它的名义采取行动。

事后看来，这场政变显得注定要失败，它只不过凸显了一些问题。目前依然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因素触发了这次行动，行动的领导者是谁，为什么他们相信自己有足够的胜算，以至于愿意冒着生命的危险采取行动。

如果历史可以借鉴，最直接的解释或许只能把它归结于策划的糟糕和行动的无能。

（译者：轩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