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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跨半个世纪的兴衰沉浮,波士顿如何从“不宜创新之地”到赶超硅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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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跨半个世纪的兴衰沉浮,波士顿如何从“不宜创新之地”到赶超硅谷

从填海造地到如今的生物医药圣地,波士顿这座城市已经有近400年的历史。

文|动脉成果局 周梦亚

如果硅谷是IT互联网时代的科技巅峰,那么当今的波士顿就是生物医药的引领者。

从填海造地到如今的生物医药圣地,波士顿这座城市已经有近400年的历史。这里是“倾茶事件”、“邦克山战役”的发生地,也曾是工业革命时期美国制造业的中心。波士顿曾在工业革命时期创造了“马赛诸塞奇迹”,后又在金融危机和硅谷的双重夹击下走向衰败。

随着“生物世纪”的到来,波士顿又重回创新巅峰。尽管硅谷仍然是风投榜单的NO.1,但在生命科学这一领域的融资总额,波士顿早已超越硅谷。《美国十大生物制药集群》基因工程与生物技术榜单中,波士顿已连续4次击败硅谷,位居榜首。

硅谷和波士顿,一直被视为美国科技创新的两颗明珠。但不同于硅谷的IT和科技双驱动,波士顿又被戏称为“基因城”。这里聚集了阿斯利康、赛默飞、诺华、辉瑞等超过2000家来自全球生命科学领域的科研机构和企业,位居全美生命科学行业五大求职地之首。

回顾波士顿的历史,你会发现波士顿的成功绝非偶然。这里聚集了包括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在内的30多所高校和40多所研究型医院,聚集了生命科学领域最领先的医药和器械公司,这里的科技创新与城市完美融合,政府、风投、科研机构、大型企业、创新公司各司其职,构成了孵化和滋养创新的良性生态循环系统。

01 半个世纪的兴衰,波士顿往事

波士顿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630年,几位来自英国波士顿的传教士在肖穆特半岛建立了这座城市。为了表达对家乡的思念,这座城市也被命名为波士顿。经过持续百年的填海造地,如今的波士顿已发展成为面积232.1平方公里,人口超过60万的智慧之城。

19世纪中叶,殖民地铁路的快速增长带动了波士顿南湾产业的发展,铸铁厂、机械加工厂、造船厂和炼油厂四处可见。甚至在整个二十世纪,造船业和铁路行业都在为波士顿南湾的居民提供了大量的工作,并且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

1861年,麻省理工学院在波士顿查尔斯河畔成立。早期,这所高校主要侧重应用科学和工程学,目的是促进区域制造业发展。二战期间,依靠在国防科技领域做出的突出贡献,麻省理工学院迅速崛起。近水楼台先得月,波士顿的工业也因此受益。麻省理工学院鼓励科研人员将研究成果商业化,雷神、宝丽来等工业时期大公司在随后成立,他们都脱胎于麻省理工学院。

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助力下,波士顿的制造业飞速增长。为此,城市出现了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等“大城市病”。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波士顿推出了郊区化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将制造业重心向一条建于1951年的半环形公路扩展。这条公路就是著名的128公路,由于公路两旁聚集了数以千计的科技创新公司,公路沿线也被成为“128创新走廊”。

半个多月世纪前,128公路曾是小型计算机企业的聚集地,这里一度领先硅谷,是世界知名的电子工业中心。受美国经济大萧条的影响,政府的军事订单不断减小,70年代的美国大量公司倒闭,失业率上升。然而128公路的产业基础却帮助波士顿狂澜,迪吉多,奥尔森、DataGeneral,王安电脑公司和阿波罗电脑等电子企业迅速崛起。波士顿在十年间就实现了制造业向电子工业的转型,被人们雅称为“东部硅谷”。在制造业大转移的背景下,波士顿实现了制造业的逆势增长,被成为“马赛诸塞奇迹”。

这一时期,是波士顿的高光时刻。然而颇具戏剧性的是,“东部硅谷”并没能在随后到来的PC浪潮中继续辉煌。波士顿的创新主要依赖麻省理工学院,创业者们希望继续沿袭独立创新的传统,但这样的策略使他们逐渐成为了创新孤岛,互联网浪潮和硅谷的崛起,让他们逐渐淡出了大众视野。

2004年,扎克伯格携Facebook出走,“东部硅谷”宣告落幕。但波士顿的故事就此结束了吗?并没有。

进入21世纪,社会需求开始从注重生活质量,向追求生命质量转变。这一时期,大批化药专利到期,制药公司在化药的新药发现环节遇到瓶颈,他们迫切的希望能够寻找到新的机遇。高校云集的波士顿,成为了他们的圣地。凭借着在生命科学领域的创新资源和智力资源,波士顿在此崛起,波士顿市政府这次稳稳的抓住了时代给他们的有一次机会,联合科研单位、风投机构,他们吸引大型公司、孵化创新企业,最终形成了让创新成果得以游走和循环的生态,让波士顿在20年的时间里再次重返科技之巅。

02 政府:发力政策引导与城市建设

尽管上世纪80年代专利法令保障让波士顿地区在生物技术领域开始加大投入,但真正在产业端的崛起,还要从千禧年制药公司的到来算起。

21世纪初,“生命科学探月工程”人类基因组计划宣布完成,人类对遗传学的认知再上一层楼。作为计划的参与者,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在遗传学领域有着举世无双的影响力。再加上波士顿汇集了美国最好的教学和研究型医院,制药公司们蜂拥而至。

研究基础和大型制药公司的落地,是波士顿生物医药产业崛起的先决条件之,政府在此期间嗅到了先机。

2008年,马萨诸塞州州长宣布通过《马萨诸塞州生命科学法案》,决定在10年内由州政府提供10亿美元推进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这项法案在2018年被再次延长5年,州政府还追加了5亿美元用于推进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

排在首位的,自然是波士顿本土创新资源的孵化。波士顿剑桥市壁垒教育重镇大都会,也是目前波士顿最为集中的创新区域。剑桥市的肯德尔广场与麻省理工学院啊仅一街之隔,聚集了几百家世界顶级的生物医药公司,也是谷歌、微软、辉瑞等巨头的驻地。

麻省理工学院是肯德尔广场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上个世纪末,剑桥市就开始了对肯德尔广场的改造计划,政府将肯德尔广场定位为服务大都会区的创新苗圃,为初创公司提供技术商业化的配套服务和生态环境。生活配套也是改造重点。从剑桥到大都会,跨区域的地铁将肯德尔广场、哈佛广场紧紧链接;沿着查尔斯河修建的江滨休闲街更是为创新们提供了舒适的环境。

2016和2017年,时任州长查理·贝克还先后公布了“创新之桥”和“生命科学2.0”两项计划,以进一步提升肯德尔广场周边的创新创业氛围。其中“创新之桥”主要通过各类创新论坛、研讨会吸引非营利性组织、企业、学术机构与政府进行创新合作;“生命科学2.0”则计划投入5亿美元用于于生命科学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研发和劳动力培训。区位优势、创业孵化空间、创新节点串联和生活环境的多重优势,成就肯德尔广场,使这里被誉为“生命科学领域华尔街”。

波士顿还是美国的医疗产业聚集地,美国联邦研究基金排名前十的医院,有6家位于此。自1995年以来,波士顿政府帮助6家医院申请到NIH资助。州政府还会额外拨款为研究型医院的发展提供支持。大规模研究投入的背后,波士顿政府也收获了名利双收。这些医院已经成为全球疑难杂症的研究与诊断、治疗中心。另一方面,波士顿在医院业务收入方面更是遥遥领先于美国医院的平均收入。

不仅如此,政府政策的倾向在税收上也有明显体现。针对生命科学领域,不仅企业、投资机构能够享受税收优惠,在该行业工作的个人也能够获得一定比例的税收减免。不2018年州政府还专门出台了领域税收抵扣法案,对生命科学领域的企业、个人税收优待继续加码。

在城市建设上,政府几乎将创业创新氛围渗透进土壤。2010年,波士顿启动“创新波士顿”战略。时任市长托马斯·梅尼诺倡议,要将这里改造成适合孵化创新、创业的城市空间。这是美国第一个由官方设定的创新区。

政府在市政厅成立创新中心旨在服务创业群体,超过1000平米的空间不仅设有开放式办公区、会议室,还提供许多低价甚至免费的服务与设施,吸引、鼓励创新创业群体,为创业提供舒适且有商务氛围的商业空间。

为了解决没有足够资金购买公寓的创业群体,波士顿还为他们量身定制了低价的人才公寓。为此,市政府甚至修改了住房标准,将原有50平方米的公寓标准降低为最低28平方米。

为了保留人才,马塞诸萨州还在2016年通过了针对了一项竞业协议的应用法案,限制个人才同行业机构内跳槽。该法案的初衷是对企业的人才保护,但因为限制了人才的流动,该法案也受到争议。加州地区就直接禁止执行该协议。

03 高校与科研院所:影响全球的创新发源地

城市建设给创新创业提供了空间,而真正让这个生态里有水可以流动的,其实是剑桥市和大都会区云集的高校和科研机构资源。

环波士顿地区聚集了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塔夫茨大学、波士顿大学等40 多所世界顶尖高校;还拥有麻省总医院、哈佛大学医学院、新英格兰医学中心等优质临床医学资源,以及众多在生命科学、分子生物学、新材料及化学等相关研究领域引领世界的优势学科群和实验室。这些研究机构不仅仅通过教育的方式为全世界输出生物技术创新领域的人才,他们更是创新的发源地,影响着全球的生命科学行业。

跨越半个世纪的转化体系建设

如果把时间拨回到1989年之前,整个美国基本没有什么大学在促进技术转化,美国相比世界其他地区也没有什么优势。这些科研创新的成果之所以能够走向市场,甚至影响全球,其实很大程度上依赖美国知识产权体系的改革。拜杜法案后,创新专利从科研人员转移到机构。牵一发动全身,大学的管理者们更加主动积极的推动技术向产业转化,为科研人员打造一个更好的转化创新环境。

以哈佛大学为例,1947年,哈佛大学商学院在全球范围内率先开设了创业教育课程,然而在1984年之前,这一课程都发展缓慢,甚至说处于低谷。在专利体系改革的鼓励下,哈佛大学商学院重振旗鼓,最终形成了一套“必修选修结合”,覆盖硕士、博士、继续教育的课程体系。最终,比尔盖茨、扎克伯格等代表人在创新创业领域的成功,又将哈佛创新创业教育被推向了一个全校性时代的高度。

2011年,哈佛大学投入2000万美元建设创新实验室,其宗旨是促进在校生、教职员工、企业家和奥尔斯顿镇及波士顿的社区成员参与团队型创业活动。同时实验室还会举办校长挑战奖、院长文化创业挑战奖、院长卫生与生命科学挑战奖等创业大赛,以鼓励学生和校友进行创新创业。获得比尔盖茨投资的项目Vaxess Technologies,就是2012年校长挑战赛的半决赛项目。

实验室包括i-Lab、Launch Lab-X和 The Pagliuca Harvard Life Lab三个部分组成,目的是将哈佛大学的创新资源与波士顿、乃至全球产业联系在一起。

其中,i-Lab面向所有的全日制在校生,向学生提供一对一的创业咨询、当前阶段需要的人力和场地资源,甚至会帮助他们寻找行业专家建议。i-Lab还有一项为期12周的创业孵化计划,入选的创业者不仅可以获得i-Lab的实验室资源,还能够参与实验室举办的圆桌会议、企业家晚宴,以及获得行业专家的独家咨询等。

Launch Lab-X则以校友为重,主要面向哈佛大学走出的校友和企业家,为他们提供创新创业支持。实验室有一项针对校友的培训计划,这个计划为期9个月,分成3个期,除了早期的自主,该计划还会提供可持续的业务支持。

Pagulica Harvard Life Lab是哈佛大学在西部大街上的第三个创业中心,由商学院校友Judy和Stephen Pagliuca捐赠。这个实验室设施齐全,占地面积达15000平方英尺,主要为早期创业公司提供创业空间。与前两者相比,Pagulica Harvard Life Lab覆盖范围更广,面向学生、教师、科学家和学者。

麻省理工学院对波士顿的创新驱动的影响更为久远。学校从1990年开始将创新创业教育作为重点发展战略,学校在这一年成立了自己的创业中心,面向全校师生提供一对一、贯穿始终的指导服务,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也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转化体系。

麻省理工学院有一个被誉为“发明家奥斯卡”的奖项莱梅尔逊奖,该奖项旨在奖励那些在职业生涯中期对改善世界作出重大贡献的发明家。该奖项其实最初仅面向学校内部,以鼓励发明创新,如今已成为全球科学界具有影响力的奖项评选。除了成果转化标配的技术转移办公室外,麻省理工学院还另外成立格列坦中心来帮助科学家们改善商业计划、组建公司。

面向学生、教师、校友,学校组建了80多个创新和创业组织,针对创新团队提供定制课程、指导和活动。此外,学校还制定出了一套创新基准原则,将创新的出发点、要素进行量化,如提高人类生活质量、研究内容具备交叉性、方向具有独创性等,让创新更容易落地。不仅如此,学校对一些天马行空的发明都保持着开放和尊重的态度,如机器人公司iRobot,其实最初就源于学校一场“辨认罗德”的游戏。

此外,为了帮助创新成更容易被转化,学校联合政府、企业组建了一个名为“工业联络计划”的生态网络。据了解,目前该生态网络内已经联络了超过1700家企业,其中800家为世界级公司。

学校甚至企业签订合作义务,主动帮助企业接洽校内的创新项目,例如,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展开的「分子机器」项目,就得到很多药企资助,通过基因组工程、机器学习、生物信息学等跨学科协作,解决药品疗效设计问题。

据悉,学校平均每年会有600个合作项目接洽,针对具有商业价值的项目,企业会购买专利或者进行孵化。这一方式也为更多非生命科学领域的团队提供了加入该行业发展的机会。

“拆除围墙”,哈佛大学与MIT的协同创新

各自为政外,互为邻居的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也开始“拆除围墙”,关注跨学科研究和协同创新。20世纪后半期以来跨学科研究和整合性研究逐步从学术生活的边缘走向学术的中心,着力解决新的学术问题和重大的人类问题。这些学科交叉研究也在波士顿的高校中体现,诸多跨学科研究的实验室、研究所相继成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美国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共建的博德研究所。

2004年,博德研究所在Eli Broad和Edythe Broad夫妇资助下成立,该研究所由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及其附属医院共同建设,致力于通过基因组学研究探寻癌症、精神病和传染病的治疗和预防方法。从差异性上来说,哈佛大学的优势在于化学生物学的基础理论研究,麻省理工学院的优势在于生物工程,而哈佛大学附属医院的优势在于临床医学,博德研究所将发现的学术和应用的学术整合起来。以上各方的优势结合,实现了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的相互转化,推动了生物医学的突破性创新。

博德研究所源于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生命科学研究者在“人类基因组计划”研究过程中结成的虚拟关系网络。这种网络能够实现知识、技术和应用的集成,促进学科的交叉、渗透和融合,带来重大的发明和创造。然而,由于虚拟组织边界的模糊性和人员的流动性,会对需要长期追踪研究和基础研究的跨学科合作项目造成不利影响。同时,为了实现知识溢出的内部化,也需要建立实体的学术组织,以突破大学内部封闭式的跨学科研究,形成开放式的组织创新网络。

研究文化:能为人类带来什么好处

学校层面的推动促进了成果转化的进行,然而这些科研成果能对全球生命科学产生影响的原因,其实与实验室创新本身有关。

“我们在做研究时,首先会想这样的研究能够给人类带来什么好处。”哈佛大学微生物和免疫学系的联席系主任阿琳·夏普在一次采访中向我们透露,研究人员在科研立项是则更多聚焦社会需求。

学校周围围绕着许多风投机构和医药公司,这些风投机构和医药公司会通过“驻校计划”、“学校转化平台”等方式与科研人员保持长期联系,当他们有研究的需求是,就会需求研究人员进行合作。在科研人员方面,他们也习惯了转化创新的文化,当意识到自己的基础研究可以应用到产业中时,也会主动与产业取得联系。

以“社会需求”为出发点,这转化的成果的市场空间得以被保障。而成果转化部门的存在则解决了企业与实验室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给予了双方更多的合作机会。除了帮助产业链接的科研人员,成果转化部门也会关注和询问科研人员的研究动态和感兴趣的方向,将医药公司和大学研究结合起来,推动科研的同时也能够推动产业研究。

04 沉浸式投资的风投机构

波士顿是美国风投的发源地,马塞诸塞州成立生命科学中心后,在扶持初创企业成长的同时,也在吸引社会资本的参与。在政府示范的加速下,波士顿地区对生命科学领域的初创投资在2018年便超过了80亿美金。虽然还无法与硅谷相比,但波士顿不乏大量投资公司。在波士顿的创新生态中,VC扮演了重要角色。生命科学研发周期长、投入高、风险高,在波士顿的创新生态中,风险投资增长剂。

波士顿是美国第三大金融中心和全美最大的基金管理中心,诸多顶级投资公司的总部均设立在此,为创新研究与转化提供关键的资本支撑。2019年波士顿地区生命科学领域风投资金达到47亿美元,占美国生命科学领域风投资金总额的24.6%,带来了数百亿美金的生产总值,创造了超过11万个就业岗位,使健康服务业成为波士顿经济发展的“助推器”。

与硅谷相比,波士顿的风投机构更加务实,更重视知识产权与技术创新度。波士顿的大部分风投机构主理人都有着医药公司高管背景,或者本身也是具有多年研究经验的科学家。这就奠定了波士顿风投机构的基调。高度集中的科研资源和专业的投资人使风险投资得以往孵化阶段前进。

科学家的成果转化无外乎是转让和自行转化两种,前者通过将专利转让给大药企或者直接是横向合作,而如果要自我转化,则离不开风投机构的支持。除了资金,投资机构甚至会深度的参与的项目的创立过程中来,成为核心团队的一部分,具体案例可以参考Moderna。

同时,资本也是政府产业导向的有力工具,政府是重要的LP。波士顿生物技术集约群最大特点在于其研发能力与政策支持,风投机构的存在,将整个生态链串联了起来。

05 大药企:波士顿产业生态的先行者

从历史发生的脚步来看,大药企们是最早发现波士顿潜力的产业角色。辉瑞、诺华等巨头药企的落户,奠定了波士顿的产业基调。这些药企在面临发展瓶颈之际看到了未来生命科学领域的大方向,押对了注,选对了地方。政府在看到这些药企纷纷落户后,才决定将生命科学作为当地发展的新战略。

一方面,大药企们是波士顿的“氛围担当”,他们的聚集是波士顿成为生命科学领域的“耶路撒冷”,为这里的大批毕业生提供了就业几乎;另一方面,他们也吸引了人才来到这里。波士顿的许多投资人都曾是制药公司高管,可以说,波士顿如今的风险投资行业,其实是由大药企奠定的基础。

大药企们在波士顿选择创新并将其放大,同时,他们也在为科学家们提供创新方向和成果出口。如PD-1、CAR-T、基因治疗等生命科学领域的投资热门赛道,其实都是通过大药企的孵化和参与,才从实验室走向了产业。在大药企的参与和帮助下,埋藏在实验室的研究成果最终得以影响全球生命科学领域的风潮。

创新源头在波士顿、创新人才在波士顿、资本在波士顿,地方政府的政策倾斜也十分明显,那么创新公司有什么理由选择其他地方?由此,波士顿形成了完整的生物医药创新生态,吸引了并孕育了大量创新公司在此落户。而创新公司的聚集和成功经验又最终使得这个生态形成最终闭环,大量成功的经验坐实了这里的创新基因,也鼓舞这更多人和企业来到这里,继续书写波士顿的创新故事。

06 总结与启示

以高校和科研单位为锚,波士顿整合政府、科研单位、风投机构、大企业和创新公司组成了独特的创新闭环。这些单位以利益机制为纽带被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最终形成了协同共生的创新生态系统:

政府提供长期政策支持,打造适宜创新的氛围和城市空间;大学提供创新资源,产出人才;风投机构为创新提供关键资本支持;大公司为创新成果价值实现提供机会和载体;创新公司则是产业引导与成果转化结出的胜利果实,也是生态得以良性循环的重要标志。

那么,波士顿的经验可以给国内的科研成果转化事业带来什么启示呢?

过去的几个月中,动脉橙果局分析了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转化创新之路、海外高校和医院的转化经验,希望通过大量的案例拆解寻找到能够推动国内成果转化的蛛丝马迹。其实这些经验早就开始影响国内科研机构的成果转化体系建设,比如近几年各大高校、科研单位成立的“育成中心”、“产业研究院”,大多都可以看到与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转化创新相似的影子。

经过几年的推动与摸索,其实可以看到国内科研成果转化成果初现。不过,放眼行业来看,当前科研成果转化的项目与初创公司还是星星之火。但科研成果转化的推动绝非仅仅是高校、科研成果自己的事情,或许除了单一维度的科研成果转化制度的探索外,还需要地方政府、风投机构、行业内大公司的共同努力,形成一个使创新得以良性循环的生态。如此,星星之火方可燎原。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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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跨半个世纪的兴衰沉浮,波士顿如何从“不宜创新之地”到赶超硅谷

从填海造地到如今的生物医药圣地,波士顿这座城市已经有近400年的历史。

文|动脉成果局 周梦亚

如果硅谷是IT互联网时代的科技巅峰,那么当今的波士顿就是生物医药的引领者。

从填海造地到如今的生物医药圣地,波士顿这座城市已经有近400年的历史。这里是“倾茶事件”、“邦克山战役”的发生地,也曾是工业革命时期美国制造业的中心。波士顿曾在工业革命时期创造了“马赛诸塞奇迹”,后又在金融危机和硅谷的双重夹击下走向衰败。

随着“生物世纪”的到来,波士顿又重回创新巅峰。尽管硅谷仍然是风投榜单的NO.1,但在生命科学这一领域的融资总额,波士顿早已超越硅谷。《美国十大生物制药集群》基因工程与生物技术榜单中,波士顿已连续4次击败硅谷,位居榜首。

硅谷和波士顿,一直被视为美国科技创新的两颗明珠。但不同于硅谷的IT和科技双驱动,波士顿又被戏称为“基因城”。这里聚集了阿斯利康、赛默飞、诺华、辉瑞等超过2000家来自全球生命科学领域的科研机构和企业,位居全美生命科学行业五大求职地之首。

回顾波士顿的历史,你会发现波士顿的成功绝非偶然。这里聚集了包括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在内的30多所高校和40多所研究型医院,聚集了生命科学领域最领先的医药和器械公司,这里的科技创新与城市完美融合,政府、风投、科研机构、大型企业、创新公司各司其职,构成了孵化和滋养创新的良性生态循环系统。

01 半个世纪的兴衰,波士顿往事

波士顿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630年,几位来自英国波士顿的传教士在肖穆特半岛建立了这座城市。为了表达对家乡的思念,这座城市也被命名为波士顿。经过持续百年的填海造地,如今的波士顿已发展成为面积232.1平方公里,人口超过60万的智慧之城。

19世纪中叶,殖民地铁路的快速增长带动了波士顿南湾产业的发展,铸铁厂、机械加工厂、造船厂和炼油厂四处可见。甚至在整个二十世纪,造船业和铁路行业都在为波士顿南湾的居民提供了大量的工作,并且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

1861年,麻省理工学院在波士顿查尔斯河畔成立。早期,这所高校主要侧重应用科学和工程学,目的是促进区域制造业发展。二战期间,依靠在国防科技领域做出的突出贡献,麻省理工学院迅速崛起。近水楼台先得月,波士顿的工业也因此受益。麻省理工学院鼓励科研人员将研究成果商业化,雷神、宝丽来等工业时期大公司在随后成立,他们都脱胎于麻省理工学院。

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助力下,波士顿的制造业飞速增长。为此,城市出现了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等“大城市病”。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波士顿推出了郊区化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将制造业重心向一条建于1951年的半环形公路扩展。这条公路就是著名的128公路,由于公路两旁聚集了数以千计的科技创新公司,公路沿线也被成为“128创新走廊”。

半个多月世纪前,128公路曾是小型计算机企业的聚集地,这里一度领先硅谷,是世界知名的电子工业中心。受美国经济大萧条的影响,政府的军事订单不断减小,70年代的美国大量公司倒闭,失业率上升。然而128公路的产业基础却帮助波士顿狂澜,迪吉多,奥尔森、DataGeneral,王安电脑公司和阿波罗电脑等电子企业迅速崛起。波士顿在十年间就实现了制造业向电子工业的转型,被人们雅称为“东部硅谷”。在制造业大转移的背景下,波士顿实现了制造业的逆势增长,被成为“马赛诸塞奇迹”。

这一时期,是波士顿的高光时刻。然而颇具戏剧性的是,“东部硅谷”并没能在随后到来的PC浪潮中继续辉煌。波士顿的创新主要依赖麻省理工学院,创业者们希望继续沿袭独立创新的传统,但这样的策略使他们逐渐成为了创新孤岛,互联网浪潮和硅谷的崛起,让他们逐渐淡出了大众视野。

2004年,扎克伯格携Facebook出走,“东部硅谷”宣告落幕。但波士顿的故事就此结束了吗?并没有。

进入21世纪,社会需求开始从注重生活质量,向追求生命质量转变。这一时期,大批化药专利到期,制药公司在化药的新药发现环节遇到瓶颈,他们迫切的希望能够寻找到新的机遇。高校云集的波士顿,成为了他们的圣地。凭借着在生命科学领域的创新资源和智力资源,波士顿在此崛起,波士顿市政府这次稳稳的抓住了时代给他们的有一次机会,联合科研单位、风投机构,他们吸引大型公司、孵化创新企业,最终形成了让创新成果得以游走和循环的生态,让波士顿在20年的时间里再次重返科技之巅。

02 政府:发力政策引导与城市建设

尽管上世纪80年代专利法令保障让波士顿地区在生物技术领域开始加大投入,但真正在产业端的崛起,还要从千禧年制药公司的到来算起。

21世纪初,“生命科学探月工程”人类基因组计划宣布完成,人类对遗传学的认知再上一层楼。作为计划的参与者,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在遗传学领域有着举世无双的影响力。再加上波士顿汇集了美国最好的教学和研究型医院,制药公司们蜂拥而至。

研究基础和大型制药公司的落地,是波士顿生物医药产业崛起的先决条件之,政府在此期间嗅到了先机。

2008年,马萨诸塞州州长宣布通过《马萨诸塞州生命科学法案》,决定在10年内由州政府提供10亿美元推进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这项法案在2018年被再次延长5年,州政府还追加了5亿美元用于推进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

排在首位的,自然是波士顿本土创新资源的孵化。波士顿剑桥市壁垒教育重镇大都会,也是目前波士顿最为集中的创新区域。剑桥市的肯德尔广场与麻省理工学院啊仅一街之隔,聚集了几百家世界顶级的生物医药公司,也是谷歌、微软、辉瑞等巨头的驻地。

麻省理工学院是肯德尔广场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上个世纪末,剑桥市就开始了对肯德尔广场的改造计划,政府将肯德尔广场定位为服务大都会区的创新苗圃,为初创公司提供技术商业化的配套服务和生态环境。生活配套也是改造重点。从剑桥到大都会,跨区域的地铁将肯德尔广场、哈佛广场紧紧链接;沿着查尔斯河修建的江滨休闲街更是为创新们提供了舒适的环境。

2016和2017年,时任州长查理·贝克还先后公布了“创新之桥”和“生命科学2.0”两项计划,以进一步提升肯德尔广场周边的创新创业氛围。其中“创新之桥”主要通过各类创新论坛、研讨会吸引非营利性组织、企业、学术机构与政府进行创新合作;“生命科学2.0”则计划投入5亿美元用于于生命科学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研发和劳动力培训。区位优势、创业孵化空间、创新节点串联和生活环境的多重优势,成就肯德尔广场,使这里被誉为“生命科学领域华尔街”。

波士顿还是美国的医疗产业聚集地,美国联邦研究基金排名前十的医院,有6家位于此。自1995年以来,波士顿政府帮助6家医院申请到NIH资助。州政府还会额外拨款为研究型医院的发展提供支持。大规模研究投入的背后,波士顿政府也收获了名利双收。这些医院已经成为全球疑难杂症的研究与诊断、治疗中心。另一方面,波士顿在医院业务收入方面更是遥遥领先于美国医院的平均收入。

不仅如此,政府政策的倾向在税收上也有明显体现。针对生命科学领域,不仅企业、投资机构能够享受税收优惠,在该行业工作的个人也能够获得一定比例的税收减免。不2018年州政府还专门出台了领域税收抵扣法案,对生命科学领域的企业、个人税收优待继续加码。

在城市建设上,政府几乎将创业创新氛围渗透进土壤。2010年,波士顿启动“创新波士顿”战略。时任市长托马斯·梅尼诺倡议,要将这里改造成适合孵化创新、创业的城市空间。这是美国第一个由官方设定的创新区。

政府在市政厅成立创新中心旨在服务创业群体,超过1000平米的空间不仅设有开放式办公区、会议室,还提供许多低价甚至免费的服务与设施,吸引、鼓励创新创业群体,为创业提供舒适且有商务氛围的商业空间。

为了解决没有足够资金购买公寓的创业群体,波士顿还为他们量身定制了低价的人才公寓。为此,市政府甚至修改了住房标准,将原有50平方米的公寓标准降低为最低28平方米。

为了保留人才,马塞诸萨州还在2016年通过了针对了一项竞业协议的应用法案,限制个人才同行业机构内跳槽。该法案的初衷是对企业的人才保护,但因为限制了人才的流动,该法案也受到争议。加州地区就直接禁止执行该协议。

03 高校与科研院所:影响全球的创新发源地

城市建设给创新创业提供了空间,而真正让这个生态里有水可以流动的,其实是剑桥市和大都会区云集的高校和科研机构资源。

环波士顿地区聚集了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塔夫茨大学、波士顿大学等40 多所世界顶尖高校;还拥有麻省总医院、哈佛大学医学院、新英格兰医学中心等优质临床医学资源,以及众多在生命科学、分子生物学、新材料及化学等相关研究领域引领世界的优势学科群和实验室。这些研究机构不仅仅通过教育的方式为全世界输出生物技术创新领域的人才,他们更是创新的发源地,影响着全球的生命科学行业。

跨越半个世纪的转化体系建设

如果把时间拨回到1989年之前,整个美国基本没有什么大学在促进技术转化,美国相比世界其他地区也没有什么优势。这些科研创新的成果之所以能够走向市场,甚至影响全球,其实很大程度上依赖美国知识产权体系的改革。拜杜法案后,创新专利从科研人员转移到机构。牵一发动全身,大学的管理者们更加主动积极的推动技术向产业转化,为科研人员打造一个更好的转化创新环境。

以哈佛大学为例,1947年,哈佛大学商学院在全球范围内率先开设了创业教育课程,然而在1984年之前,这一课程都发展缓慢,甚至说处于低谷。在专利体系改革的鼓励下,哈佛大学商学院重振旗鼓,最终形成了一套“必修选修结合”,覆盖硕士、博士、继续教育的课程体系。最终,比尔盖茨、扎克伯格等代表人在创新创业领域的成功,又将哈佛创新创业教育被推向了一个全校性时代的高度。

2011年,哈佛大学投入2000万美元建设创新实验室,其宗旨是促进在校生、教职员工、企业家和奥尔斯顿镇及波士顿的社区成员参与团队型创业活动。同时实验室还会举办校长挑战奖、院长文化创业挑战奖、院长卫生与生命科学挑战奖等创业大赛,以鼓励学生和校友进行创新创业。获得比尔盖茨投资的项目Vaxess Technologies,就是2012年校长挑战赛的半决赛项目。

实验室包括i-Lab、Launch Lab-X和 The Pagliuca Harvard Life Lab三个部分组成,目的是将哈佛大学的创新资源与波士顿、乃至全球产业联系在一起。

其中,i-Lab面向所有的全日制在校生,向学生提供一对一的创业咨询、当前阶段需要的人力和场地资源,甚至会帮助他们寻找行业专家建议。i-Lab还有一项为期12周的创业孵化计划,入选的创业者不仅可以获得i-Lab的实验室资源,还能够参与实验室举办的圆桌会议、企业家晚宴,以及获得行业专家的独家咨询等。

Launch Lab-X则以校友为重,主要面向哈佛大学走出的校友和企业家,为他们提供创新创业支持。实验室有一项针对校友的培训计划,这个计划为期9个月,分成3个期,除了早期的自主,该计划还会提供可持续的业务支持。

Pagulica Harvard Life Lab是哈佛大学在西部大街上的第三个创业中心,由商学院校友Judy和Stephen Pagliuca捐赠。这个实验室设施齐全,占地面积达15000平方英尺,主要为早期创业公司提供创业空间。与前两者相比,Pagulica Harvard Life Lab覆盖范围更广,面向学生、教师、科学家和学者。

麻省理工学院对波士顿的创新驱动的影响更为久远。学校从1990年开始将创新创业教育作为重点发展战略,学校在这一年成立了自己的创业中心,面向全校师生提供一对一、贯穿始终的指导服务,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也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转化体系。

麻省理工学院有一个被誉为“发明家奥斯卡”的奖项莱梅尔逊奖,该奖项旨在奖励那些在职业生涯中期对改善世界作出重大贡献的发明家。该奖项其实最初仅面向学校内部,以鼓励发明创新,如今已成为全球科学界具有影响力的奖项评选。除了成果转化标配的技术转移办公室外,麻省理工学院还另外成立格列坦中心来帮助科学家们改善商业计划、组建公司。

面向学生、教师、校友,学校组建了80多个创新和创业组织,针对创新团队提供定制课程、指导和活动。此外,学校还制定出了一套创新基准原则,将创新的出发点、要素进行量化,如提高人类生活质量、研究内容具备交叉性、方向具有独创性等,让创新更容易落地。不仅如此,学校对一些天马行空的发明都保持着开放和尊重的态度,如机器人公司iRobot,其实最初就源于学校一场“辨认罗德”的游戏。

此外,为了帮助创新成更容易被转化,学校联合政府、企业组建了一个名为“工业联络计划”的生态网络。据了解,目前该生态网络内已经联络了超过1700家企业,其中800家为世界级公司。

学校甚至企业签订合作义务,主动帮助企业接洽校内的创新项目,例如,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展开的「分子机器」项目,就得到很多药企资助,通过基因组工程、机器学习、生物信息学等跨学科协作,解决药品疗效设计问题。

据悉,学校平均每年会有600个合作项目接洽,针对具有商业价值的项目,企业会购买专利或者进行孵化。这一方式也为更多非生命科学领域的团队提供了加入该行业发展的机会。

“拆除围墙”,哈佛大学与MIT的协同创新

各自为政外,互为邻居的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也开始“拆除围墙”,关注跨学科研究和协同创新。20世纪后半期以来跨学科研究和整合性研究逐步从学术生活的边缘走向学术的中心,着力解决新的学术问题和重大的人类问题。这些学科交叉研究也在波士顿的高校中体现,诸多跨学科研究的实验室、研究所相继成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美国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共建的博德研究所。

2004年,博德研究所在Eli Broad和Edythe Broad夫妇资助下成立,该研究所由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及其附属医院共同建设,致力于通过基因组学研究探寻癌症、精神病和传染病的治疗和预防方法。从差异性上来说,哈佛大学的优势在于化学生物学的基础理论研究,麻省理工学院的优势在于生物工程,而哈佛大学附属医院的优势在于临床医学,博德研究所将发现的学术和应用的学术整合起来。以上各方的优势结合,实现了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的相互转化,推动了生物医学的突破性创新。

博德研究所源于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生命科学研究者在“人类基因组计划”研究过程中结成的虚拟关系网络。这种网络能够实现知识、技术和应用的集成,促进学科的交叉、渗透和融合,带来重大的发明和创造。然而,由于虚拟组织边界的模糊性和人员的流动性,会对需要长期追踪研究和基础研究的跨学科合作项目造成不利影响。同时,为了实现知识溢出的内部化,也需要建立实体的学术组织,以突破大学内部封闭式的跨学科研究,形成开放式的组织创新网络。

研究文化:能为人类带来什么好处

学校层面的推动促进了成果转化的进行,然而这些科研成果能对全球生命科学产生影响的原因,其实与实验室创新本身有关。

“我们在做研究时,首先会想这样的研究能够给人类带来什么好处。”哈佛大学微生物和免疫学系的联席系主任阿琳·夏普在一次采访中向我们透露,研究人员在科研立项是则更多聚焦社会需求。

学校周围围绕着许多风投机构和医药公司,这些风投机构和医药公司会通过“驻校计划”、“学校转化平台”等方式与科研人员保持长期联系,当他们有研究的需求是,就会需求研究人员进行合作。在科研人员方面,他们也习惯了转化创新的文化,当意识到自己的基础研究可以应用到产业中时,也会主动与产业取得联系。

以“社会需求”为出发点,这转化的成果的市场空间得以被保障。而成果转化部门的存在则解决了企业与实验室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给予了双方更多的合作机会。除了帮助产业链接的科研人员,成果转化部门也会关注和询问科研人员的研究动态和感兴趣的方向,将医药公司和大学研究结合起来,推动科研的同时也能够推动产业研究。

04 沉浸式投资的风投机构

波士顿是美国风投的发源地,马塞诸塞州成立生命科学中心后,在扶持初创企业成长的同时,也在吸引社会资本的参与。在政府示范的加速下,波士顿地区对生命科学领域的初创投资在2018年便超过了80亿美金。虽然还无法与硅谷相比,但波士顿不乏大量投资公司。在波士顿的创新生态中,VC扮演了重要角色。生命科学研发周期长、投入高、风险高,在波士顿的创新生态中,风险投资增长剂。

波士顿是美国第三大金融中心和全美最大的基金管理中心,诸多顶级投资公司的总部均设立在此,为创新研究与转化提供关键的资本支撑。2019年波士顿地区生命科学领域风投资金达到47亿美元,占美国生命科学领域风投资金总额的24.6%,带来了数百亿美金的生产总值,创造了超过11万个就业岗位,使健康服务业成为波士顿经济发展的“助推器”。

与硅谷相比,波士顿的风投机构更加务实,更重视知识产权与技术创新度。波士顿的大部分风投机构主理人都有着医药公司高管背景,或者本身也是具有多年研究经验的科学家。这就奠定了波士顿风投机构的基调。高度集中的科研资源和专业的投资人使风险投资得以往孵化阶段前进。

科学家的成果转化无外乎是转让和自行转化两种,前者通过将专利转让给大药企或者直接是横向合作,而如果要自我转化,则离不开风投机构的支持。除了资金,投资机构甚至会深度的参与的项目的创立过程中来,成为核心团队的一部分,具体案例可以参考Moderna。

同时,资本也是政府产业导向的有力工具,政府是重要的LP。波士顿生物技术集约群最大特点在于其研发能力与政策支持,风投机构的存在,将整个生态链串联了起来。

05 大药企:波士顿产业生态的先行者

从历史发生的脚步来看,大药企们是最早发现波士顿潜力的产业角色。辉瑞、诺华等巨头药企的落户,奠定了波士顿的产业基调。这些药企在面临发展瓶颈之际看到了未来生命科学领域的大方向,押对了注,选对了地方。政府在看到这些药企纷纷落户后,才决定将生命科学作为当地发展的新战略。

一方面,大药企们是波士顿的“氛围担当”,他们的聚集是波士顿成为生命科学领域的“耶路撒冷”,为这里的大批毕业生提供了就业几乎;另一方面,他们也吸引了人才来到这里。波士顿的许多投资人都曾是制药公司高管,可以说,波士顿如今的风险投资行业,其实是由大药企奠定的基础。

大药企们在波士顿选择创新并将其放大,同时,他们也在为科学家们提供创新方向和成果出口。如PD-1、CAR-T、基因治疗等生命科学领域的投资热门赛道,其实都是通过大药企的孵化和参与,才从实验室走向了产业。在大药企的参与和帮助下,埋藏在实验室的研究成果最终得以影响全球生命科学领域的风潮。

创新源头在波士顿、创新人才在波士顿、资本在波士顿,地方政府的政策倾斜也十分明显,那么创新公司有什么理由选择其他地方?由此,波士顿形成了完整的生物医药创新生态,吸引了并孕育了大量创新公司在此落户。而创新公司的聚集和成功经验又最终使得这个生态形成最终闭环,大量成功的经验坐实了这里的创新基因,也鼓舞这更多人和企业来到这里,继续书写波士顿的创新故事。

06 总结与启示

以高校和科研单位为锚,波士顿整合政府、科研单位、风投机构、大企业和创新公司组成了独特的创新闭环。这些单位以利益机制为纽带被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最终形成了协同共生的创新生态系统:

政府提供长期政策支持,打造适宜创新的氛围和城市空间;大学提供创新资源,产出人才;风投机构为创新提供关键资本支持;大公司为创新成果价值实现提供机会和载体;创新公司则是产业引导与成果转化结出的胜利果实,也是生态得以良性循环的重要标志。

那么,波士顿的经验可以给国内的科研成果转化事业带来什么启示呢?

过去的几个月中,动脉橙果局分析了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转化创新之路、海外高校和医院的转化经验,希望通过大量的案例拆解寻找到能够推动国内成果转化的蛛丝马迹。其实这些经验早就开始影响国内科研机构的成果转化体系建设,比如近几年各大高校、科研单位成立的“育成中心”、“产业研究院”,大多都可以看到与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转化创新相似的影子。

经过几年的推动与摸索,其实可以看到国内科研成果转化成果初现。不过,放眼行业来看,当前科研成果转化的项目与初创公司还是星星之火。但科研成果转化的推动绝非仅仅是高校、科研成果自己的事情,或许除了单一维度的科研成果转化制度的探索外,还需要地方政府、风投机构、行业内大公司的共同努力,形成一个使创新得以良性循环的生态。如此,星星之火方可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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