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初的那一周暴雨过后，中部重镇武汉不出意外地成了”海“。该市多个区段交通瘫痪，出现100多个渍水点，南湖以及武汉火车站附近的汽车像玩具一样，漂浮在水里。

其实一年前，武汉市民们就从政府的公示和新闻里知道，在厄尔尼诺年，长江出险情几率大，地区局部降雨强度会格外大。

但让市民们始料未及的是，自2011年那场大雨过后，武汉市承诺拿出130亿元巨资改造城市排水系统，但三年后，在大雨面前，这个城市的排水系统依然脆弱而糟糕。

究其原因，有填湖造房致使洪水无处可退的因素，也有城市化建设中上下失调的因素，即地下排水系统的改造升级远远落后于地上建设的速度和规模，这直接导致城市排水系统老化、标准低、改造缓慢。

“天破了”

40岁的程辉在武汉开出租车20多年了。自6月下旬起，武汉开始下雨。出租车上的广播每天播送着天气预报以及路面交通情况。

7月1日开始，市区普降暴雨，其中江夏区雨量达到263毫米。武汉市已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提示暴雨伴有雷电大风，城市内涝、山区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等级高。

7月2号上午，东湖隧道一出入口发生山体滑坡，交通一度中断。第二天，武汉市城区共有45处路段车辆无法通行，武汉天河机场的通道积水受阻临时管制，轮渡、汽渡全线停航。

这场铺天盖地的雨下了17个小时。“天破了。”程辉说，“长那么大，我第一次见到下那么大的雨，比1998年洪水还要大。吓死人了。”程辉从手机新闻里看到，武昌的雄楚大街、南湖、白沙洲路段全部中断，交通瘫痪。

7月6日上午，暴雨又来，武汉几乎全城瘫痪。

7月7日，雨停了。程辉载了一个在武昌区防汛十天没回家的政府人员回家换衣服，途径江夏大道时，积水过深，无法开过去。

江夏大道通往武汉最昂贵的长岛别墅区。长岛别墅区在暴雨浇泼下，已经成了一座孤岛。

房价在1000万～8000万元之间不等的长岛别墅区，一直到7月10日，都淹在水里。居民们需要在下午5点半之前和所雇的工人乘船进去排水。别墅区的排水井也沉在水里，像水底隐约的暗门，依稀能辨。

作为老小区，沙湖旁边小区的居民将车门全部打开，车垫摊在路上，晾晒被泡湿的汽车。沙湖旁边梦湖水岸小区的肖永一直在为沙湖清淤还湖一事奔走。

肖永称，小区的排水系统是由开发商设计承建，排水排到市政主管道，而环湖路的排水箱函则是武汉市规划局设计，属于市政工程。

箱涵主要用来排水、过车或者过人，由一个或多个方形或矩形断面组成。界面新闻记者看到，在沙湖的环湖路处的箱函，其口径很难钻进去一个人。

肖永说，距离小区不远的环湖路箱函，遇到大雨根本无济于事，水会漫出来，形成内涝，水压大的时候还会冲开下水井盖，水往上翻。

按照市政规划，武汉的排水，市区排向长江，湖边的就近排入湖里。暴雨内涝的时候，由于60%以上的排水系统都是老管网，只能靠泵站抽下水道的水往外排，好让雨水流入下水道。湖边的话，如果湖水涨上来超过地平面，那泵也不用抽了，就只能淹着。

“光长肉没长血管”

2013年6月，武汉市水务局在防汛抗旱工作会上，拿出了一份总投资129.85亿元的“三年攻坚计划”，计划从2013年至2015年，利用3年时间系统完善排水体系、整体提高排水能力，让武汉告别一暴雨就“看海”，达到“日降雨200毫米以内、小时降雨50毫米以内”（即十年一遇）的标准。

日降雨量200毫米所下的雨水会灌满15个东湖，当时被媒体报称“一天下15个东湖也不怕”。

而三年后，武汉市在这个夏天所遭遇到的内涝，不但让有关部门尴尬，也让武汉市民和媒体质疑政府公共投资的去向和效率。

武汉市水务局官员在7月6日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称，目前工程只投入40亿多亿元，未达到三年前提的“日降雨200毫米以内，小时降雨量50毫米以内”的目标，武汉市目前的排水系统建设标准偏低，为24小时降雨100毫米，小时降雨34.5毫米。这与三年前的标准相比，并无改善。

看不见的地下工程投资，与看得见的地上的投资速度和规模相比，用杨向平的话来说，就是一个小瘦子变成了一个大胖子，“光长肉、没长血管”。杨向平是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排水专业委员会主任。

杨向平：“我们建了那么多楼房，但地下设施太脆弱。地上建设和低下建设不匹配。城市化建了大批楼房、硬化那么多路面，地下还是原来的排水管道，那哪成呢？”

一份基于2010年数据的论文《浅谈武汉排水系统现状及改善措施》提到，雨水落地后的自然过程是下雨——土壤吸收雨水——蒸发或通过地下水进入河流。

过去，土壤和城市内湖泊能够蓄存大量的雨水，而现在，随着城市建设“大干快上”，大量绿地、湿地、湖泊被侵占甚至消失了，城市“硬底化”情况越来越严重，以致一下雨，雨水难有更多去向，90%要靠排水管网才能排走。

上述论文称，数据显示，2010年武汉市城区面积1615.14平方公里，在市区核心区684平方公里内地面硬化率达90％以上(山、水除外)，核心区外930平方公里地面硬化率达70%。

“以前，城市没有那么大的面积，城市周围都是农田，都是绿地，本身就有吸储和滞留雨水的功能。现在全变成楼房，楼房不存水，一下雨就直接流走，地面上的吸水设施越来越少，地下又没有建足够大的下水管道，城市发展那么快，怎么能不淹吗？”杨向平称，这不是武汉一家的问题，是中国城市建设的通病。

以武汉为例，1950年，城区面积只有220平方公里，2015年，武汉中心城区面积为863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为552.61平方公里，一共1415.61平方公里，几乎是65年前的七倍。

从投资资金流向就能清楚看出武汉市城市扩张的一个侧面。根据武汉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2015年2月发布的”十三五“规划思路研究，武汉在2011～2013年三年间，房地产投资年均达到1584.88亿元，占全市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达到31%，房地产投资年均增长达到23.27%，远高于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率16.94%的水平。

“十二五”期间的武汉，处在重建的快速发展中，新的房地产、摩天大楼，地铁、机场、港口、立交桥等新的交通系统，都在掘地而起。英国广播公司（BBC）在2014年的采访中称，武汉市这几年每年花费600亿英镑来完成城市重建和扩张的计划，这是伦敦市市长梦寐以求而做不到的事。

而未来很长一段时期，这个城市依然会处于疯狂的扩张过程中。

按照武汉市新型城镇化试点的要求与住宅与房地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到2017年，该市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须达到81%以上，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71%以上；到2020年，常住人口控制在1200～1300万人左右，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84%以上，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75%以上。

这就意味着，2016～2020年，武汉的房地产投资不低于15496亿元，其中住宅开发投资不低于10171亿元，数据依据年均增幅以2014年为基数，每年增幅不低于7%。

而地下排水管道的修复和更新，却需要以人们承受暴雨洪灾的毁灭和伤痛的方式来推进。

超级大城市建设催化了地上的疯狂增长，却无法改变一夜暴雨所造成的尴尬和城市短板。

关于排水工程，每年市长都会在年初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作概述性的汇报，但他们并没有透露过具体的投资、增长率以及进度。

而一些公开数据却也清楚看到武汉市地下和地上投资的巨大差距。

从近三年数据来看，2013-2015年，武汉市固定资产投资以超过10%的速度增长，三年加起来超过两万亿元，达到20728.11亿元。

每年的房地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额的约30％，而同期用于防汛排渍“三年攻坚计划”所要投入的130亿元，只占三年武汉固定资产投资的0.6%，“地上”投入至少是“地下”的50倍以上。

“地面发展太快，地下投入严重不足。”杨向平认为每一个被淹在暴雨中的城市都有这个毛病。

“城市建设发展不均衡，不是一点一点发展，而是这有一块地就先盖一片楼，那有一片地就抢着盖楼，有的排水系统通不到河里去，成了死管。”杨向平称，有些地段盖楼之前是庄稼地，下雨都蓄在田地里，地旁边会有一个河沟，水漫出后能流入河沟。

“现在，田地成了楼房，河沟也填平了。”杨向平反问，“水往哪里排？”

而武汉民间环保组织“绿色江城”负责人柯志强还注意到，武汉市的城市化发展也像北京一样，以“摊大饼”的方式展开。现在，武汉“也有四环线了，其实三环线都是城乡结合部，四环线整个就是农村郊区。”

柯志强称，武汉城区地下排水管网本来就“负债累累”， 这种“摊大饼”式地粗放发展，使得地下排水管网根本无法延伸到这些区域。

上述论文亦称，有时，施工方为赶进度，忽略排水管网建设，事前很少主动去了解，挖断后也不通报告知，直到水务人员巡查时才发现，更多时候是下雨导致渍水，影响到居民生活时才能发现。

水务部门要求恢复管网，施工方却不愿多花时间和成本对排水管网进行迁移改造，往往一再拖延。

除了野蛮施工，还有泥沙、渣土不经两级沉淀就直接排入下水道，临时排水管网口径小、雨水收集口不足。这些都加大了下水道的压力，对排渍产生影响。

杨向平介绍，目前，中国城市只能依靠应急抢险和增加水泵抽水能力才能起到一些作用。

“如果和快速发展的城市化相匹配，还是得在地下排水管道建设方面有更多投入。”杨向平称，“地上投入多少，地下也需要相应投入多少。”

知易行难

武汉市关于3年投资130亿改造排水系统的计划为何截止目前只投资了40亿元？

界面新闻找到了当地一个资深的开发商邹科，他对相关领域有着多年的观察。他称，三年前被称之为“攻坚计划”的130亿元的排水工程，想要推进，并不容易，不可能一步到位，需要连续投资。

上述论文的作者也称，这些管网改造起来也并不容易，目前武汉市中心城区地下管线种类繁多，包括给水、排水、燃气、热力、工业、电力、通讯等共计7大类17种，分属不同的机构和单位，并且管线不断增多延伸，地下管网权属的复杂性也加大了下水道的改造难度，几乎每一项改造都涉及多个职能部门。

武汉市水务局7月6日也称，三年“攻坚计划”滞后的原因是水务项目涉及征地拆迁，人为影响因素多；项目建设的前期工作多，程序复杂，部分项目涉江、涉堤、涉铁路，还需国家、省级相关部门和铁路部门审批，难度很大；排水项目只能在非汛期（11月至次年4月份）施工，客观导致项目普遍滞后。

“我们的城市还在建设之中，就算按照低标准建立的管道，都没有完全连通。”邹科说。

地产商在承建项目时，被要求按照国家标准一并修建排水系统。但邹科举例道，在某地建立一个小区，建了一个排水管道，紧接着旁边又批建了一个小区，为了新小区建设须将管道截断，等第二个小区建好再连通。这一等，往往就是一两年。

武汉的排水系统设计是住宅小区排到湖里、湖再排到江里。离长江远的小区需要通过数个小区的排水连接才能连通长江，如果正好中间某个小区还在建设，就只能封管。

“建设当中，这是没办法的事，这是阵痛。”邹科说，倒是也有一个办法可以保证小区暴雨不积水，就是在小区旁边建一条备用管道，绕过正在建设中的小区。

“理论上，政府可以拿一笔钱，做个临时管道绕过去，保证排水。但这需要钱，就像建地下水管道一样难，施工量很大。”邹科说，而且，等相邻小区建设好，这个临时管道还要被拆除。

这种利民惠民的工程，却被定义为“重复施工”。

所以，除非出现严重干扰居民生活的拥塞，一般市政府不会专门投一笔钱用于日后会被拆掉的临时管道建设，而会等到其他小区修好，再互相连通排水管道。

如果这期间发生了暴雨，封了排水管道的小区，只能被淹。

房地产开发受到重视，是因为它和官员的政绩考核挂钩，它为GDP增长、社会消费品销售额的增长、地方财政收入带来了巨大贡献。

武汉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在2015年2月称，2011年～2013年，房地产业增加值年均达到410.8亿元，占全市GDP总量的比重为5.21%。

在促进社会消费方面，2011～2013年，武汉商品房销售额年均达到1556.49亿元，占全社会消费品销售额的比重为44.93%。

在促进公共财政发展方面，2011年、2012年、2013年，武汉市土地出让金收入分别达到590亿元、950亿元、747亿元，占市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分别为49%、67%、76%。

2005～2013年，武汉市土地出让金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比重平均为63%。“这充分说明了由房地产业发展所拉动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对于地方公共财政发展的重要性作用。”武汉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在这份规划中称。

每年，列入政府工作报告“硬指标”的，有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财政收入和预算增长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节能减排防治污染、城镇登记失业率、居民消费价格（衡量通胀的CPI）涨幅、城乡居民收入，并没有地下排水管道这一类的惠民工程。

邹科称，这类工程吃力不讨好。

“排水管道工程需要几代人来做，但我们市长4年一换届，工程难持续。”邹科说，“而且这个钱投下去20年都不一定能收回，投钱之后是要进行GDP考核的。”

他认为，官员的考核体制造成了“只求地上、不管地下”的城市失衡发展局面。

柯志强称，一届领导，一个想法，各自都想在任期间留下政绩，或是为了留名，或是为了高升，这些都是无可厚非。只是，城市的地下排水管网建设与城市的发展相比，严重滞后，城市建设重视地面，忽视地下。

即使对地下排水系统做了投入，如果10年没出洪水的话，会有人说投这是浪费。“投这个下水道，要么因为工程钱款出问题被抓起来，要么白做了、政绩上体现不出来。谁愿意承担这个责任？核心是制度问题。”邹科说。

在柯志强看来，即使投了130个亿，也不能解决武汉市内涝渍水的问题。

目前，武汉市规划将来要建的地铁有20多条。柯志强认为，这些政绩已经足够了。“要是哪位领导决定在武汉修建能跑卡车的地下排水管道，这将载入史册，惠及市民子孙后代。”

邹科认为，除非将防洪减灾这类民生工程跟官员考核挂钩，像有些地方的环评那样实行一票否决制，才可能推动工程实施。

深隧储水可行吗？

作为一座老城，武汉很早就有了地下排水系统。而城市排水系统通常由排水管网系统、污水处理系统和出水口等组成，排水管道系统主要是收集城市的污水和降雨，按照要求输送到污水厂进行处理，再排入天然水体。

《楚天金报》2015年6月的报道《各国城市下水道里的秘密》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国建设现代城市排水系统方面，主要的经验来自当时的“苏联老大哥”，普遍采用的是“地下管网式”排水设施，即在较浅的地下埋藏着口径多在一米左右的排水管。

该报道称，严格地说，这只能称之为“排水管”，称不上“下水道”。因为下水道往往深埋在地面几十米以下，有着巨大的物理空间。

随着城市不断发展，这种“小打小闹”的标准已不能适应今天城市发展的需要，如管网、箱涵等排水系统的口径还是按照“一年一遇”的标准建的。

邹科说，国外的电影在下水道里拍警匪片，下水道可以跑汽车，根据现有的国家标准，“我们的连个人都钻不进去。”

“我们在羡慕别人的时候，看看我们城市的下水道，只能用铲子一点点往外掏，用毛竹片来疏通。”柯志强称，“我们需要学习，我们需要反思。”

杨向平说，中国城市的排水系统基本是依据小平房和四五层楼的建筑格局设计的，与现在的摩天大楼已经脱节。

2015年，武汉大学还专门在武汉市、北京市进行城市排水系统建设调查，称中国人均排水管道长度约为0.55m，而发达国家人均占有长度超过4m。

为防范城市内涝，发达国家城市排水标准普遍比国内高，纽约是“十至十五年一遇”（一年一遇是每小时可排36毫米雨量）的标准，东京是“五至十年一遇”，巴黎是“五年一遇”标准。而中国现行的城镇排水设施建设标准要求，城市一般地区的设计暴雨重现期为0.5～3年。

也就是说，中国城市一般地区建设的排水系统只能满足半年一遇、最多不超过三年一遇的降雨量，一遇到超过五年一遇的降雨，排水系统基本瘫痪。

武汉市一位从事给排水市政管道设计工作的人士称，雨水管道的设计流量不是想设计多少就能设计多少，主要依据是《GB50013-2006室外排水设计规范》和《GB 50788-2012城镇给水排水技术规范》。

按设计标准，大约100毫米的降水，雨水管网就会形成满流管，近期这个规模的降雨确实不在设计雨水校核水量范围内，城市里面的雨水难以排出。“而且附近湖泊水位越来越高，我们的雨水管道和雨水泵站都是没有这么高的提升能力的。”

该人士称，设计流量中，暴雨强度公式是根据以往的水文地质资料、利用拟合的手段推测得出的。“近些年气候条件变化比较大，所以这个公式虽然在修正，但和实际水量直接还是有差异的。”

对于武汉来说，100毫米的降雨量就能塞满整个排水管道，显然无法承受6月30日～7月6日一周来累计580毫米的破纪录暴雨。

对此，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浩认为，建深邃储水比较适合武汉。

王浩认为，由于城市地下8米以内为通信、电力等各种管网层，8～40米左右为地铁通道，因此深邃的打造要在地下45米以下。

他建议，以国内第一个打造深邃的广州为参考，建深邃储水可以将降水先储存起来，待高峰期过后再将水送往污水处理厂后排放。而在建设资金方面，地下深邃的投资远低于地表明渠，不用受制于拆迁等因素影响。

武汉市市委书记阮成发也在2015年6月也称，考虑研究排水深邃治“看海”顽疾。

阮成发当时介绍，排水“深隧”与“浅隧”的差别，就像“大动脉”和“毛细血管”的差别，前者排水能力比后者强很多。

目前，武汉一般排水管道深度在地下3～8米，而“深隧”可达地下40多米，管道挖得比地铁还深。一般排水管道直径1米，“深隧”直径达3～4.8米。

邹科和杨向平都认为武汉应该建“深邃”。邹科希望，经过这次暴雨侵袭，政府能够加快实施深邃工程。

柯志强也建议，在武汉三镇（汉口、武昌、汉阳）修建可以走卡车的地下排水管网。

（文中程辉、肖永、邹科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