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军工生产和军火采购一直是少数具有垄断性质的国有企业的“专利”。不过，在经济放缓和军队改革的背景下，受到严格保护并且自成体系的国防工业正在逐步“脱敏”。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印发了《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被认为是统筹推进中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纲领性文件。

《意见》提出，将深化国防科技工业体制改革，进一步打破行业封闭，扩大引入社会资本。与此同时，加快引导优势民营企业进入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和维修领域，推动军工技术向国民经济领域的转移转化，实现产业化发展。

过去20年里，中国的军备预算几乎每年都以超过两位数的幅度增长，军工生产的市场也由此“水涨船高”。不过，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仅有为数不多的民营企业进入庞大的军工产业链，生产的也只是一些看似“无足轻重”的零部件产品。

长期研究国防经济的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研究员王沙骋在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表示，中国高层推动民企“参军”整体的战略方向是正确的，这能从很大程度上推动中国国防科技的发展。从全球背景来看，民企参与武器研发也是各主要经济体的通用做法。

“二战以来，美国一直推行的是先军后民，以军带民的政策，这就形成了军工和民用两个几乎完全分离市场。不过，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起，为了更快、更好地利用民用科学技术为国防建设服务，英美等军事大国都掀起了民企参与武器研发的浪潮，同时出台了多项法律法规，包括设立装箱扶植计划、促进技术信息交流、简化项目采办程序等。”王沙骋介绍说。

1993年3月，美国克林顿政府出台了《国防转轨战略》，明确提出促进国防工业由军民“两张皮”向军民一体化转轨，并对在冷战期间积蓄起来的庞大国防工业基础进行缩减和调整。

美国前国防部副部长雅克·甘斯勒曾估计，实行军民一体化后，美国国防部每年能节省几百亿美元的国防开支，这相当于国防部采办费总额的20%以上。在此之前，美国国防采办过程中，有15万以上的政府采办人员，另外还有30万其他政府保障人员，每年用于这部分人员的费用超过180亿美元。

日本的“军民一体化”进程远远早于美国。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日本的民营企业就接受了这个岛国的所有军火研发与贸易。日本防卫省曾指出，发展军民两用技术能够减少国家投资的风险、降低武器装备的成本并有利于军工企业自身的稳定发展。

在军工产品的生产上，即使有来自日本国防部门的大量投资，在项目中起领导作用的仍是民营企业。“日本主要军工产品的生产都在民间”《南方周末》曾援引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主任冯玮的话称。

来自政策制定者的“红利”无疑成为了刺激这些国家的军力发展尤其是私营军工企业的发展的催化剂。

美国《防务新闻》周刊去年底公布的《2015世界最大100家防务公司》排名中，著名军火提供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仍稳居第一，波音公司名列第二位。梳理榜单可以发现，排名前十位的均为私营企业,而中国无一家公司进入前30名。

中国的国防工业依靠的仍然是少数大型国有企业。一直以来，这些“巨无霸”因为内部的运行不畅和市场垄断饱受诟病。

军事专家、原第二炮兵（火箭军）工程学院教官宋忠平7月23日对界面新闻称，中国的国防工业由于以国企为主，生产效率和科技创新能力低下、而缺乏有效的定价机制又导致了成本偏高和企业盈利水平的持续低迷，这都给国防发展增加了隐患。

“鼓励民营企业参与武器制造意味着打破现有的壁垒，这层壁垒打破以后，对于军工类的国企来说可以提升其活力和竞争力，降低国防采购成本，把民间好的资源配套到国防工业企业。另一方面，中国的民企也正面临着转型问题，让民企 ‘穿军装’从一定程度上能够推动其在技术上的提升。”宋忠平指出。

王沙骋也表示，随着政策的逐步放宽，民企可以利用自己的优势，生产军品，拓展产品组合宽度，增加企业抗风险能力；军工类国企也可以利用自己的优势，生产民品，使效益最大化。“中国的军工类国企对民品研发和客户服务重视不够，资源配置效率不高”

他同时指出，很多国外的军工企业依靠本身优势，在民品领域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例如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近年来的业务就继续呈现出多样化，进入能源（海洋技术）、信息技术（健康与生命科学）等民品领域。

实际上，“民参军”在中国并不是新鲜事物，梳理中国民间资本参与军工产业的历程可以发现，中央高层一直试图通过政策红利打开“民参军”的大门，为民企参与国防工业扫除障碍，而在国企改革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的当下，这更是决策层关注的焦点。

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就在航空、电子等军民两用领域开展了通过资产证券方式引入民间投资的尝试。

2010年5月，国务院颁布的《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专门列出“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国防科技工业领域”的条款。

2012年7月，国防科工局和总装备部联合颁布了《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国防科技工业领域的实施意见》，对鼓励民间投资参与国防科技工业建设的相关细则也进一步作出了明确规定。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推动军民深度融合发展，以装备采购和定价模式改革为契机，鼓励民营或混合所有制企业参与军事装备研制和配套。

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在三中全会上所作的关于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报告中也毫不讳言军工产业将逐步对民企开放，打破向来由军企把持的垄断地位。

据了解，截至2013年底，列入总装备部装备承制单位名录和获得国防科工局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的企业中，民营企业超过三分之一，部分优势民营企业还承担了整机或主战装备科研生产任务。

例如，在亚丁湾护航行动中，由民营造船厂生产的高速巡逻艇在巡逻警戒、人员换乘和应对多批次可疑目标时，表现出了优异的战技性能。此外，在电子信息技术、机械电气、仓储运输装备等多个领域中，民营企业的产品也都有覆盖。

去年9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意见》中明确提到的混改领域中，军工领域被认为是其中的一大亮点。

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对界面新闻表示，这次混改方案的关键是首次明确了“负面清单”，也就是说除了涉及国家核心机密的军工领域仍为国有独资或绝对控股外，分类逐步放宽的市场会大幅增加，这无疑能为未来民企融入军工行业提供更大的空间。

日前，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成立，中国航发的成立使得发动机从中航工业拆分出来，首次实现了中国航空工业体系中飞机主机与发动机的纵向分离。

据了解，拆分之前的中国航空工业统一于中航工业一家公司，不仅机载、发动机、整机三大部分垂直一体，而且每部分横向都归为中航工业一家，没有实质性竞争。如果上述重组能够顺利进行，在推动国有军工企业竞争同时，也将为民营企业的进入开辟道路。

尽管政策层面不断释放积极信号，民企对“参军”的热情也较高，但有军事领域专家表示，现实中的种种“玻璃天花板”仍然让渴望在军工发展大潮中分“一杯羹”的民营企业望而却步。

《上海证券报》曾在一篇报道中援引某民企负责人在面对一系列困境时的无奈。“公司产品技术和市场份额在全国范围内遥遥领先，然而在具体的业务谈判中依旧寸步难行，‘上头’ 的一句话可能就会让企业的诸多努力都付诸流水。“

“税收、知识产权、军品采购信息等诸多问题都会成为影响民企参与军事工业的掣肘。”军事科学院军队建设研究部研究员王长勤对界面新闻说。

在王长勤看来，中国的现实情况是，大型军工类国企都可以享受到军品的免税，但民企却很难享受到这项优惠，不仅如此，在军品采购方面，由于信息的不通畅也一直给人看不透、摸不清的感觉。

宋忠平将目前存在的问题归结为目前中国国防工业上存在的体制和机制上的障碍。他指出，民企如果要涉及到军工领域，一定要经过非常严格的保密审查，审查到位才会进行下一步的操作。

对于如何打破现有的“玻璃天花板”，王沙骋认为，中国下一步应该更多地借鉴发达国家的模式，对中国的国防工业进行具体的改革。

他在采访中以美国为例对界面新闻指出，在军品市场准入的问题上，美国通过“其它交易授权”等例外授权的方式，加强政策引导，建立了较好的制度环境吸引民用企业进入军品市场。

此外，民企难以获得参与国防项目的安全许可是妨碍这些企业进入军品市场的重要因素，美国要求国防部提供协助，使中小企业更容易获得安全许可。

“关于如何保证提供产品的质量，美国军方对民口技术一直坚持“信任但验证”的原则，不管技术成熟程度如何，在正式用于国防系统之前，都必须经过在军事系统内的试运行。”他分析称。

有军工行业分析人士称，中国军民融合产业前景极为广阔，如通用航空、北斗卫星导航、商业航天发射、网络安全等，市场规模都是“万亿”级。

英国《金融时报》在此前的一篇报道中写道，中国军方的长远目标或许是效仿美国的军火生产和采购模式。这被外界解读成是要培育自己的洛克希德·马丁或雷神公司。

不过，宋忠平认为，不必太过关注中国什么时候才会有自己的洛克希德·马丁，或者说私营军火商。“虽然欧美主要发达国家在军品采购上存在一定程度的竞争，但即便是私营（军火商）也不意味着他们要摆脱和政府的关系。”他说。

以美国为例，在和政府的亲密程度上，军工行业的“旋转门”效应不亚于金融业。乔治·W·布什任美国总统时，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曾担任过知名军火商兰德公司的董事长，而雷神公司的副总裁威廉·林恩曾在奥巴马政府中任国防部常务副部长。

“这些企业仍需和政府展开合作，因为政府不仅是他们的最大买家，也是他们的推销员，而在中国，政府在政策制定和执行上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也可以说是优点。”他指出。

在宋忠平看来，中国政府希望通过”军民融合“实现各种要素的优化配置，从而为中国经济的转型培育新动能是很好的趋势，但如何更好地让民品“穿军装”，让军品“穿便装”仍是摆在决策者眼前的关键问题。

“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推动中国国防工业内部的体制、机制创新，把市场的力量引入一直处于隐蔽状态的国防领域，而这需要高层继续在政策上发力。”他对界面新闻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