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媒体喜欢用奖学金的份量来衬托“罗德学者”的成功——“本科生的诺贝尔奖”、每年申请者超过1.2万人而录取率仅有0.7%的“全球最难申请奖学金”、诞生过40多位国家领导人和10多位诺贝尔奖得主的国际性奖学金项目……

但获得了这一称号，又有哪些现实意义呢？

看尽了罗德学者的优秀、自信和执着，你知道他们曾经历过哪些困惑和挫折吗？

罗德奖学金设立于牛津大学，1902年依照英国矿产业大亨西塞尔·罗德的遗嘱而设立，至今已有113年历史，是全球首个大规模的国际性奖学金项目。今年，这个奖学金首次对中国内地学生开放。

2015年12月6日下午，4名中国学生——毕业于浙江大学的张淳映、毕业于复旦大学的巩辰卓、北京大学的张婉愉、清华大学的任娜瑛，都接到了罗德基金会的电话，他们是中国内地第一批罗德学者。

毫无疑问，他们一定很优秀。

然而，张淳映的大学生涯绝非一帆风顺。由于不适应新的生活，她甚至在刚刚踏入大学校门之初就萌生过退学念头，为此还策划运作了一个调研项目，采访对象是一群从知名大学退学的人。大二时，张淳映瞒着爸妈去语言培训机构兼职赚申请费、考SAT、交申请材料。她如愿拿到了多伦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却遭到了父母的强烈反对，留学计划成为泡影。

但最终她还是在浙大走上了人生的正轨：一是因为加入了浙大“文化中国”辅修班，二是去英国交流学习。在这些经历中她意识到，自己的长处在于有“天生的同理心”，从事媒体工作的想法就此生根。

今年在北大法学院读大四的张婉愉也不是生来就具备罗德学者的自信。初到成都读初中时，这个小城姑娘也有过自卑感。但第一次考试“莫名其妙”得了第一，成为张婉愉心态转变的起点。

即使在进入大学后成绩依然优异，张婉愉也常常陷于焦虑。除了学习，张婉愉一口气列举了一堆她要做的事：“学生会，法律援助，国际学生交流协会，模拟法庭比赛等。” 但就是在这些占用业余时间的事情上，她充满自信，不再焦虑。

同张淳映与张婉愉一样，任娜瑛与巩辰卓也是在学业之外的一些事情上找准了自己的方向。

任娜瑛在初中阶段萌生了很“中二”的社会责任感，高中时渴望接触批判性思维、完善思考能力。大学期间，任娜瑛不仅在北京同志中心（Beijing LGBT Center）担任志愿者，还与另外两位理念一致的同学共同创立了中国青年同伴网络（China LGBT+ Youth Network）。而她的这份推动性别平权的愿望在申请罗德奖学金的过程中得到了评审委员会的关注。

巩辰卓差点因身在坦桑尼亚而错失罗德评选，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为他的入选增加了砝码。

今年9月，他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传播与信息团队的培训生，开始在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进行为期10个月的实习。这是他第二次来到坦桑尼亚，在初步适应当地生活之后，距离罗德奖学申请的截止日期仅剩两周。两周内巩辰卓准备个人陈述，前前后后改了10个版本，他要告诉评委自己的特点，也要让他们知道自己的人生目标。“所有罗德学者都是有行动有能力的理想主义者，跟他们在一起也会有动力有斗志。”他认为，获选为罗德学者让他更容易在这个群体中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

不仅是他们4位，此次入围第三轮面试的16位候选人的经历竟是如此相似：海外交流或交换生经历、关注弱势群体的社会活动、志愿者项目、丰富的实习经历、辩论比赛、体育特长……

这些经历正契合罗德奖学金的公开评定标准：学术表现、个人特质、领导能力、仁爱理念、勇敢精神和体能运动。

在与界面新闻记者谈到这个问题时，张淳映指出，以罗德奖学金为典型代表的教育方式确实已经形成一套标准化的选拔标准，越来越多的中国学校开始鼓励素质教育、课外活动、海外交流、志愿者活动。

但素质教育培养机制也是一项大工程，同时，对于面临高考压力的学生来说，要投入到这些活动中来，时间精力有限，可选择的余地也有限。

张淳映认为，这正是为什么不少中国学生在进入大学、开始有课外活动的机会时盲目跟风的原因，“因为他想完成一件事情，而不是做好一件事情。”

媒体宣传和公众视野聚焦于这些年轻人的优秀，但他们的心路历程和对社会的思考远比“优秀”更重要。

“罗德学者”不仅是“优秀”的标签，也是全新的开始，4位学生也因此有了新的目标。

张淳映想要在牛津读社会学、社会人类学或其他社科博士项目。她希望自己能够在未来一段时间里扎根在一个领域探讨一个话题，用自己读的书、学到的理论、拥有的技巧和能力去彻底搞明白一个社会问题。

“既然享受了更稀少的资源，那我肯定要做更多的事情。我经常有种人品守恒的感觉，你拿得太多，不给出去，总会有点坏事发生。我享受了很多资源，我就要付出一个价格。但这个价格是多少是什么，我还不知道，我会尽力去做。”

由于害怕自己一直都生活在一个美好的泡泡里，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或“优秀的绵羊”，张婉愉通过法律支援服务提醒自己为什么而学习、为了谁而努力。她希望在牛津攻读政治经济哲学专业，用不同学科的思考弥补法律视角的局限性。

在罗德奖学金终面环节，10位遴选委员轮番对清华英语语言与文学专业学生任娜瑛提出许多尖锐问题，这让她感到很兴奋：“我感觉自己不像在面试，而是在讨论具体方案的可行性。他们提出的每个问题都切中要害，也是我在研究过程中曾反复思考过的。”

任娜瑛为自己规划的研究方向就是中国社会环境下的性别研究与平权推动。由于这一学科跨人文、社科、理工的交叉性，她预备在未来拜访更多罗德学者交流专业知识，建立适用于中国社会的理论体系，并将研究和服务方向延伸到偏远地区和底层社会。

巩辰卓说他的短期目标是在牛津学习有关互联网、教育、以及商业管理的课程。而对于未来的方向，他希望能创立一个非赢利组织来帮助农村学生和中国其他弱势群体，因此他需要补充资金运作、机构管理的相关技能，包括懂得如何通过宣传提高NGO的社会影响力。

“比一个人改变世界更难的，是不被世界所改变。”他说。

在谈到罗德奖学金首次进入中国的意义时，罗德基金会中国理事长汤玫捷对界面新闻记者说：“以前罗德奖学金每年会在全球选出84位（罗德）学者，今年是88位。那些获奖者在后来的成长路上，他们中一定有些人会成为很成功的政治家、很成功的科学家、很成功的商人。如此重要的一批年轻人，他们不能够在学生时代不了解中国。所以我们要强势地把中国元素、中国声音带给他们。”

而对中国学生而言，罗德奖学金也意味着一种与主流成功学不一样的评判体系。

“没错，创业公司上市，创造巨大财富是一种成功；在中国教育体系脱颖而出，被哈佛耶鲁录取，也是一种成功，这是学霸级的成功。可是那些坚持理想、想要帮助别人、想要去fight the world’s fight (为世界奋斗)、想要拿诺贝尔奖、想要发明哈勃望远镜或者青霉素的，或者以后想要做政治家，想要改变社会的，这样一些声音，可能也需要一个价值判断的体系来承载，这样一些有责任感的年轻人，需要我们为他们鼓掌。”汤玫捷说。

 

（界面新闻记者：林子人、席春慧、曾烨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