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疫情相伴的两年，独立电影制片公司澄银影业的创始人沈越几乎一门心思地扑在了纪实电影《一别两宽》的拍摄和后期制作上。

这两年，电影行业几乎被疫情重塑。沈越自己做导演，又做制片人。2020年初，沈越从新闻里看到，因为疫情离婚率变高了，她和团队对数字背后真实故事和底层逻辑感兴趣，通过各种渠道接触到一些私家侦探、小三劝退师和一些离婚中的女性。最后她把镜头对准了离婚律师谭芳，开启了前后长达一年多的拍摄，共跟拍了六起离婚案，记录了2021年1月1日“离婚冷静期”设立后离婚程序中的夫妻们的真实状态。

复工后：做后期、找投资

今年上海疫情开始前，《一别两宽》杀青进入后期制作。影片在创作阶段就入围了2021山一女性国际电影节创投、第一届哔哩哔哩纪录片创投会暗室灯计划，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中国故事国际提案大会终评。

但疫情让这部影片的后期陷入了停滞。“现在要回想起三个月之前拍摄的素材，可能很多东西还要再过一次”。沈越预计《一别两宽》的后期制作要到10月中旬才能结束，如果明年妇女节能上映的话，就再好不过了。

在沈越看来，《一别两宽》展现的是在婚姻中相对弱势的女性与婚姻、生命、社会的和解。“这种和解的目的看私风平浪静，但实则需要在惊涛骇浪中度过。（要经历）从爱情的断裂、孩子的归属、父母的赡养、工作的动摇，到财产的纠葛，甚至是暴力的摧残。”

疫情期间，澄银和沈越在推进的另一个影视项目是《吉利拳王》，这部影片获得了第24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电影创投项目的特别推荐项目与特别关注项目奖，讲述的是中国拳王余吉利和拳王阿里的对决。

过去两年间，为了《吉利拳王》能早日投拍，沈越独自跑到西宁出差，一天4000公里来回，下了飞机没几个小时又上来，航班乘务员都觉得她太赶了。她和导演一起去各个电影节考察，做内部创投会路演项目，“只要有机会在一个人面前说一遍关于余吉利的故事，我就愿意前赴”。即便如此，疫情开始后，好不容易拉来的资方仍然陆续撤出。

由于项目总预算高，重启《吉利拳王》并不容易。当下，沈越给《吉利拳王》定下两个方向：一是直接变成网生（电影），在国内外流媒体平台上线；二是找到像吴京这样有票房号召力的演员来担任执行导演并饰演拳王余吉利。

相比影片进度延期，人员缩减更难面对。因为没有实质性项目推进，沈越不得已选择裁员。沈越告诉界面新闻，澄银有两支团队，厦门的广告团队共8个人，在上海的电影团队原本有6个人，现在只剩3个人，除了她自己，另外还有两位导演和制片人在给《一别两宽》做后期，而三位离开的员工至今也没有找到工作。

“原来没有疫情广告业务的量还比较大，但疫情开始后广告收入也缩减了，电影项目基本不挣钱，基本是靠外部投资和广告收入养着，虽然不挣钱，但也不贴钱”，沈越说，“因为我们现在对外投资和出品的项目都停掉了，如果单靠广告收入养着，公司股东还得贴不少钱，而且钱贴进去也不知道回报率能有多少，企业还是比较理性的，不能通过情感推动。”

抓住小众，向A24学习

作为一个有金融行业背景的跨界电影人，沈越能明显感知到投资端对电影项目态度的变化。

2016年，沈越在新加坡一家金融集团负责投融资和艺术项目的资本运营，和一位客户聊起用影视作品记录行业的想法。对方很快同意投资，成为了澄银的天使投资人。

沈越就这样拍出了自己的第一部纪录片《非农之夜》，故事聚焦一群场外金融衍生品从业人员搏击“非农之夜”的前后（美国非农业人口就业数据公布的晚上，发布后金融市场会迎来巨大变动），在视频平台上线一个月就获得了900多万次的播放量。

彼时融资之简单，一张A4纸的项目简介就能拿到钱。沈越回忆，当时自己想尝试更多现实题材的影视作品，便去问金融行业的客户们要品牌赞助，“他们就每个人几十万一百万（投资），所以我很早就网剧也拍过了，网大也拍过了。”

凭借金融机构的多次合作赞助，沈越在两年时间密集拍摄了网剧《局内人》《苏格拉钱》，网络电影《交易者密事》，另外还有三档综艺、两档脱口秀。

投资的规则很快改变了。澄银这种创作与商业平衡的状态，没有持续太久。2020年全球疫情期间，澄银一位大股东选择退出，沈越用个人资金买下他的股份。“我当时觉得巴菲特有句话很在理，‘别人恐惧时，我贪婪’，我那个时候就加注”，沈越感知到，当时疫情结束后，社会上有一种共通的百废待兴之感，每个人都很渴望投入工作，“但我没有想到恐慌到了现在”。

沈越认为，目前国内的电影投资是投项目而不是投公司，而国内项目很难像迪士尼的公主或漫威英雄开发出衍生价值，项目本身便失去了投资价值，从而导致电影投资变成了一种投机行为。

“电影首先拍摄制作周期很长，不适合投机，另外还有问题艺人、疫情和内容等两到三重风险，从金融理性的角度来看，的确不具备投机的意义，很难吸引资本关注。”

投资遇冷，澄银的项目推进困难重重。去年以来，《吉利拳王》多个投资方陆续退出， “市场情况的确影响了它，本来我们非常看好它，也有很多公司和我们谈，但现在这些公司很多自己都不行了。”但沈越不愿意放弃这个潜力项目，仍在为它找新的投资。

沈越认为，经过这两年，电影人应该摆正姿态，认清电影行业已经不再是一个短暂型投资可以获得回报率的行业，它越来越在往一个小众的文化产业靠拢。而大众娱乐产业转移到了线上，需求转向抖音、快手、B站和长视频平台，“我没有不看好电影，只是用原来的模式去做电影肯定不行了，大环境现在彻底变了。”

在此背景下，沈越对电影创业者的“劝诫”是，别开大公司，围绕导演风格开studio，如果项目以前期为主，可以配一个编剧，如果后期工作更多，就配上一个后期剪辑或特效。“缩小规模，做些小众喜欢的项目。”

这方面，美国独立电影公司A24或许提供了成功的范例。他们给年轻导演机会，专注在某一个垂直题材，A24出品的《月光男孩》《弗罗里达州乐园》和《伯德小姐》都关注的是社会中一种特定的人群：黑人性少数群体、破败旅游乐园里的贫困边缘人群，以及十八线小镇文艺女青年，但因为强烈的作者风格、主体关注和精神内核，小众电影获得了破圈的共鸣。

“如果《一别两宽》能够得到不错的回应，我们就会focus在婚姻中的女性或者离婚后的女性，把那个点挖得再小一点。”即便电影成为小众艺术，澄银也能抓住自己的小众。

电影的牵绊与力量

尽管《一别两宽》的后期和《吉利拳王》的融资都在疫情期间陷入停滞，但沈越仍然在封控状态下做了一些和电影有关的事。

她在澄银影业的公众号里面写文章，希望大家在疫情恢复后去支持电影院，她线上发起了澄银影业2022年的青年创作者影视项目创投计划“水源计划”，还和朋友们举办了《这个杀手不太冷》的线上观影会。

她开玩笑地说，“这就好像是你爱上了一个渣男，这个渣男肯定不能结婚，但他偶尔约你出来吃个饭还是愿意的，你很爱他，但他一遍一遍伤你的心，骗你的钱，你知道跟他相处下去结局会很落魄，这个就很难了。”

有电影行业的朋友给沈越传授赚钱电影的配方：怪兽+美女，“你来多少我收多少，”但沈越不愿意，“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宁愿回去做金融”。

正在制作的电影给了她牵绊，也给了她力量。“我们再坚持一下，也许有机会。如果《一别两宽》上映了，有机会给更多人看到，可能很多女性不会那么恐惧离婚，因为有法律这个武器，她们也不会那么害怕结婚。”

《一别两宽》里有这么一个案件，一对夫妻因为妻子不孕，丈夫提供精子和购买来的卵子体外受精，委托其他女性代孕，生育了一对异卵双胞胎。但2014年丈夫因突发疾病去世，孩子祖父母上诉想从女方那里拿走监护权，法院一审判定两个孩子与女方不存在自然血亲关系，祖父母要求抚养两个孩子，并把男孩送去美国姑姑家，女孩送去农村亲戚家。女方不服，委托谭芳律师上诉，谭芳提出从儿童最大利益原则考虑，女方取得监护权更有利于孩子健康成长，最终法院改判驳回祖父母的原审诉讼。

沈越认为，这个案例重新书写了中国女性的权益。“除了亲生以外，母亲权益范围的边界在哪里？有法律支持的话，女性可能会更大胆地选择生或者不生孩子，因为她都有自己的权益，所以这个案子跟拍了将近两年，通过电影呈现出来还是更有意义。”

作为被疫情影响最严重的行业之一，沈越认为也许短期内电影和影院会变少，但它们不会消失。她想象自己退休之前，开了一家小影院，放映一些小众的艺术片，门票可能会很贵，要300到500块，但是有精致的茶点和精美的影片。“如果之后我的资金更自由了，我会去投资这样的影院，它不一定要变成平民化的，也可以成为一种奢侈品。”沈越说。

她在自己的文章里引用日本导演黑泽清的一段话：“电影院，被定义为一个人们看电影的地方，是一群身份不明的人与电影艺术发生非常重要的联系的场所。当观众笑而我也笑的时候，我们融为了一体。而当其他人在笑而我却没有笑的时候，一种孤独感却侵入了。一间放映厅是一个我们对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的地方：‘我是怎样的一个人？’只要成千上万的人对自己有这样的疑问，就永远会有电影院这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