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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半中国人去云南,挤爆了大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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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半中国人去云南,挤爆了大理

苍山洱海变人山人海,大理的热闹又回来了。

文|每日人物社

图片来源:Unsplash- Chengwei Hu

突如其来的人流,让一些大理本地人崩溃了。“救救我,我一个本地人抢不到早饭。”“打车打不到,买奶茶买不到,我都不敢出去吃饭,生怕排不到,那天去大理古城,差点给我挤沟里。”

文 | 徐晴 曾诗雅

编辑 | 金匝

运营 | 绘萤

人山人海

一成惊讶地发现,一座城市,竟然可以在短短一周内,从极度冷清变得极度热闹。

7月中旬,为了躲避酷暑,他从杭州来大理休年假。初到大理时,游客不算多,他走在大理街头,能看到一些餐厅还关着门,有民宿门上贴着“转让”两个大字,还有一些干脆不做了,用1000块钱一个月的价格长租出去。

只是一周后,情形就完全颠倒了。那天早晨,他刚从酒店走上大理街头,乌泱泱的人群就把他吓了一跳——独行的游客,挽着手的情侣,带着老人、小孩一起出游的家庭,连举着小旗、吹着哨子、浩浩荡荡的旅行团都久违地出现了。

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在一夜之间冒出来的。走到哪儿,哪儿就在排队,刚踏进餐馆,他被直接告知:“已经排满了,不用等了。”古城的路拥挤得像杭州早高峰的地铁,“谁能想到,过个马路,我能挤出一身汗?”

到了夜里,热闹还没有散开,大理知名景点三月街放起烟花,照亮了密密匝匝的人群。年轻人詹达站在街头,掏出手机对着烟花拍了一会儿,又拉到人群:“全是人!”他忍不住抱怨道。这是他待在大理的第三年,7月23日这天,三月街火把节,他第一次在大理见到了汹涌的人潮。

有人调侃,这个夏天,全中国几乎一半的人去了云南,这其中几乎一半的人去了大理,以至于木木最终选择“逃离”大理,错开高峰。她是一名网文作者,为了采风,在6月中旬来这里旅居一个月。她见证了游客涌向大理的时间,“应该是7月”,暑假和人潮一起到来。

▲ 夜晚的古城,人头攒动。图 / 受访者提供

感受最明显的是交通:刚来大理时,木木打车还不需要排队,两分钟内一定会有司机接单;到了7月初,变成了排队几十人;7月15日,已经离开大理的她,收到一位留在大理的朋友的吐槽:“今天打车,排队的有一百多人。”也是在那一天,木木住的那间民宿的老板高兴地宣布,所有的房间全部被订完了。

面对涌来的人潮,丹妮喜忧参半。她之前是一名酒店行业从业者,在2020年和爱人一起来大理,也开了一家民宿,自此就是一段长久的沉寂期。现在,热闹回来了,“从没有在大理看到过这么多人”,但整座城市并没有做足准备。民宿的一位客人,因为打不到车,在民宿里待了快一整天,下午四点才步行去附近逛了逛。还有的客人出去玩回不来,实在没办法,丹妮只能让爱人开车帮忙接回来。她还眼看着周围的民宿价格飞涨,几十元的涨到几百元,400元的涨到1600元,1000元的涨到4000多元。

江苏人朱哲2021年来大理“抄底”民宿,签了12年的合同,前三年的年租金都是7万元,这个价格,是疫情前的一半。就在这个月,他突然陷入忙碌,14间客房全部被订满,“干洗公司来收毛巾,完全收不过来,打扫房间的阿姨档期也排满了,老板们撸起袖子开始自己干”。客人太多了,他加了一个客栈老板的微信群,直到夜里12点,还有人在群里帮客人找住的地方。

5月份,大理最冷清的时候,丹妮的爱人曾经劝另一位朋友“抄底”,来大理投资民宿,朋友磨蹭了两个月,没有买,现在“肠子都悔青了”。还有一家民宿5月份装修,本来可以7月装完,也是步调慢了一些,现在还没有开业,那位老板感慨,有些钱就不该自己去赚。

除去古城一带的民宿,大理人最多的地方,就是苍山洱海,而苍山洱海,最近也变成了“人山人海”。

一成听在苍山景区做志愿者的朋友说起,景区会统计游客数量,最近,游客从每天一百人飙升到了一万人,索道外面排起好几百米的长队,上山排队两小时,下山排队一小时。丹妮的爱人有一天路过苍山,发现“两年都没见过的马被牵出来了”,面对数量庞大的游人,它们生疏并疲惫,景区里遍布新鲜的马粪,不远处,长长的队伍忍着臭味,仍然在排队。

7月下旬,全职摄影师蔓蔓最常去的地方,就是洱海的龙龛码头,一到附近,眼前全是提着白婚纱的新人,从清晨到晚上,总有人在这里取景拍照,早上拍日出,天黑了放烟花,码头没有闲着的时候。

洱海边上还有一个著名的打卡地,大家称之为“S弯”,弯道左边是洱海,右边有一座白色的房子,游客站过去拍照,有一种小清新、日系的氛围。这些天,弯道上永远站满了人,蔓蔓吐槽:“全是人,找不到弯在哪儿。”在社交平台上搜索“S弯”,点赞最高的帖子是:如何把弯道背景上的其他游客抠掉。

突如其来的人流,也让一些大理本地人也崩溃了。“救救我,我一个本地人抢不到早饭。”“打车打不到,买奶茶买不到,我都不敢出去吃饭,生怕排不到,那天去大理古城,差点给我挤沟里”。为了防止拥堵,本地人甚至主动放弃了开车和打车,改骑电动车出门。

▲ 突然爆满的大理。图 / 受访者提供

荒诞

一成来大理,是为了寻找一种抽离日常的生活。

他在一家以卷著称的互联网公司工作,在公司待得久了,走路会变快,语速会变快,对时间的利用也会到“极致”,晚上11点,他还得拉着大家开一天中的最后一个组会。

但大理不一样,在一成心中,它代表着一种“慢”。在大理,没有人会问“几点了”,也没有人做计划,明天的事情,明天再规划。他喜欢洱海,带一杯咖啡坐在洱海边,看着蓝色的天映着蓝色的水,蓬松的白云在天上飘,时间就好像在这一刻静止了。

这里几乎算得上是他的精神家园,从2007年到现在的15年里,他已经来过大理二十多次,但他最想念的,还是疫情前的大理。他觉得那时的大理,处于一种“想热闹可以去热闹的地方,想冷清也可以去冷清的地方”的状态,从各个地方涌来的人们,让他体会到了一种乌托邦式的社区氛围。

相比其他旅游城市,大理自有一种独特——景区与生活区并没有完全隔离开,本地人跟游客可以在同一个空间里相遇,古城的街道附近散布着民居,也散布着民宿、餐厅、酒吧、咖啡馆、烘焙店,这些有人流就能运转的产业,能满足游客的消费需求,也能支撑起文艺青年们成本并不高的生活。丹妮说,大理的很多景区和民宿会招募志愿者来工作,为他们提供食宿,不少人刚来大理,也会选择去古城摆摊,或是到咖啡馆打工来维持生计。

但在疫情发生后的这些日子里,大理的热闹与冷清都非常极端,乌托邦式的氛围也逐渐沉寂。

最先受损的,是那些开了店的老板。詹达在2019年10月来大理常住,热闹的记忆只持续了两个多月,之后的两年里,尽是无可奈何的荒诞。

一位开民宿的朋友,曾经把大床房的价格压到二十多元一晚,依然没有人住。开酒吧的朋友眼瞅着客人太少,请来“群演”凑热闹,参演的人,正是那些没有生意的民宿老板们。“群演”的工资在50-100元不等,但大家觉得,“苍蝇腿也是肉”。除了做“群演”,民宿老板们被“分流”,有的去摆地摊,有的去开网约车,詹达还记得,一位朋友去租车,车行的人一眼就看穿:“很多民宿老板都过来跑滴滴了。”

丹妮对今年的五一印象深刻,大家都以为,小长假大理会迎来一波游客,她认识的一个手握3个院子、十几个房间的民宿老板,为此一下招了4个管家,但最后,管家们都没咋派上用场,上个月再问,4个管家就剩一位了。她记得,五一那天,大理降温了,体感温度只有17度左右,还下了雨,走在古城的路上,一个人都看不到,“心比天还冷”。很多人倒在黎明之前最黑暗的时刻,民宿的装修费和购置的物品都不要了,直接把房子还给房东。

本地人的生活也没有好到哪里去,木木记得大理古城的6月,不是暴晒就是暴雨,“街上编辫子的阿婆比游客都多”。有一回,三个阿婆围着她和朋友说:“我们三个可以一起帮你们编辫子。”她们砍价到20元,阿婆们面露难色地请求:“能不能多给我们一块钱,不然我们三个人不好分。”

那些工作相对灵活的人同样受到了冲击。导游小王一度转行,他在旅游公司没有底薪,带了游客才有收入,有好几个月,他的收入是零。同事们都离开了大理,去做销售、中介,他也买了个小推车,到古城卖地方特色小饰品,收入微薄。他跟女朋友本来打算结婚,考虑到筹备婚礼、买婚房都要花钱,婚期迟迟定不下来。

因为有山有水,大理曾是最热门的婚纱照拍摄地之一,有至少30家高端定制婚礼的企业、70家婚纱摄影工作室开在这里。疫情之前,洱海生态廊道附近每天有近600对情侣在拍婚纱照。但在今年3月,摄影师蔓蔓一个月只能接到零星的单子,一个月工作不到十天,她问了曾经工作过的婚纱摄影店铺,单量跟她一样少。

日子总还要过下去。整个上半年,詹达生活的常态是,跟无所事事的人们聚在一起,一起玩桌游、露营、组队采菌子,骑电瓶车环游洱海。但无论白天笑得多么开怀,深夜打开他们的朋友圈,看到的全是失落和苦闷。坚持不下去的人太多了,这两年多,詹达目睹了很多人离开大理,有民宿老板、导游、摄影师,以及文艺青年们。

在小红书上,一位年轻的摄影师说自己在2016年6月定居大理,又在2020年6月离开,“就像读了个本科”。她觉得,在大理生活,最大的难题是如何赚钱,在一个重度依赖旅游业的城市,能做的生意,都与游客相关,比如客栈、旅拍、餐饮,竞争之大超乎想象,疫情又给这个行业增加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她一度觉得,大理不适合长久居住,得先去大城市赚钱,赚够了再回来。

▲ 6月时,空荡荡、没有游客的大理古城。图 / 受访者提供

回来

时间回到这个夏天,詹达发现,最近已经很难见到那些开民宿的朋友们了。大家都“忙到飞起”,从前他们的朋友圈多是表达emo的心情,现在全换成揽客的话术,并附上温馨提示:“要提前订房哦,晚了就没了。”

大理和云南都在复苏:整个7月,大理预计将接待超600万游客;2022年上半年,云南共接待游客3.59亿人,达到了2019年同期的89.8%。

这份热闹与云南防疫政策变得宽松有直接的关系。自从工信部6月29日公布行程码“摘星”,来云南的游客不需要隔离7天,也没有了复杂的报备手续,3天做2次核酸就可以了。从7月19日起,大理还提供免费核酸,38个免费核酸检测点遍布在城市的不同角落。

另一个原因,是大理的火把节。之前两年因为疫情,大理并没有举办火把节,一年一度的节日变成了三年一度,也显得格外珍贵。詹达已经感受到人们庆祝节日的热情。7月22日晚上,位于野猪林的一家农庄举办了小火把节活动,成群的游客被吸引过来,因为人太多,进村的马路被车辆与人群堵死。组织方没办法,告诉詹达他们,上一拨人离开后,下一拨才能进入。

在这个可能是史上最热的夏天,人们能去的地方是有限的,凉爽且防疫政策宽松的,只有那么几个,以至于“全国一半的人去了新疆,一半的人跑到云南”。一成来之前,杭州热得像个巨型桑拿房,有人买了生鸡蛋,拿回家已经变成了半凝固的“温泉蛋”。但大理气候宜人,全年平均气温在11-22℃之间。来了大理,他才发现,有许多和他口音相似的江浙沪人来避暑,其次是带着保姆出游的家庭,当然,还有孩子来参加各类夏令营。

除了这些原因,去大理的理由本就是数不尽的。比如高性价比,相比新疆,来这里的旅程更短、更便利,相比海南,这里的物价又更低廉;又比如诗意的风景,下关的风,上关的花,苍山的雪和洱海的月。

萦绕在大理空气里的闲适、静谧,足以让来到这里的人们有一场心灵的休憩。几乎每个夜晚,木木都要爬到民宿的屋顶,看头顶上漫天的星空,牛郎星、织女星,还有小熊星座都异常清晰,“我甚至可以看见牛郎星、织女星中间隔的那一道银河”。

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大理还宽容地接纳了那些被工作、分手、疫情或是裁员伤透了心的人们,“安抚”他们的灵魂。

一成在大理时的邻居经历了北京教培行业的震荡,拿到一笔裁员赔偿之后,来大理休整身心。大理一个月1000块的房租、每个月不到3000元的生活成本在最大程度上抚慰了他,他每天跑步,闲逛,焦虑成了一个陌生词汇。

去洱海之前,家住嘉兴的木木经历了一段长时间的居家隔离生活,日常就是对着墙壁、手机和电脑。她陷在一个信息茧房里,每天充斥着各类消息,让她惶恐不安,但这些情绪在她爬上大理的那个屋顶后都消散了。在大理的那一个月,木木在一家咖啡店给自己办了卡,她时常抱着电脑找到一张舒适的椅子,等思路开阔,就把键盘敲得像骤雨打在横梁木上。

除了短暂驻足的游客,愿意落脚大理的年轻人也回来了。

前纪录片行业从业者唐雪丹,将大理称为“大理福尼亚”,因为“与四季充满阳光、爱和鲜花的加州一样,都是热爱自由与流浪的嬉皮士的圣地”。这是不少文艺青年心之所向的地方,“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人在大理落脚扎根,开客栈的、搞音乐的、做艺术的、旅行的、写书的,或者什么也不干只是随便晃荡的”。

被“大理福尼亚”的气息吸引,总有新鲜的年轻面孔出现在大理,一茬接着一茬。蔓蔓说,上一波文艺青年走了,以留学生为代表的“数字游民”来了。前几个月,一走进咖啡馆,聊天时往外蹦英文的人变多了,经常听到有人说“我之前在德国读书的时候”“之前在美国的时候”,另一个人接话:“哦,我也去过。”

还有那些财务自由、来大理“候鸟式养老”的人。木木住的民宿老板的妈妈,是一位退休的女教师,一年拍了四百多个短视频,记录自己学画画、学扎染、学吉他的日常。丹妮也是如此,她把北京的房子租出去,举家搬到了大理,计划在这里以民宿为依托,度过后半生。

蔓蔓还曾看到一群人,在寺庙附近流浪,白天吃寺庙的免费斋饭,晚上就睡在帐篷里,天气好的时候,他们拿着毛笔蘸水在地上写字,等字迹干透,再写一遍——同样地,大理又重新托起了他们的“无用”。

▲ 图 / 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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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半中国人去云南,挤爆了大理

苍山洱海变人山人海,大理的热闹又回来了。

文|每日人物社

图片来源:Unsplash- Chengwei Hu

突如其来的人流,让一些大理本地人崩溃了。“救救我,我一个本地人抢不到早饭。”“打车打不到,买奶茶买不到,我都不敢出去吃饭,生怕排不到,那天去大理古城,差点给我挤沟里。”

文 | 徐晴 曾诗雅

编辑 | 金匝

运营 | 绘萤

人山人海

一成惊讶地发现,一座城市,竟然可以在短短一周内,从极度冷清变得极度热闹。

7月中旬,为了躲避酷暑,他从杭州来大理休年假。初到大理时,游客不算多,他走在大理街头,能看到一些餐厅还关着门,有民宿门上贴着“转让”两个大字,还有一些干脆不做了,用1000块钱一个月的价格长租出去。

只是一周后,情形就完全颠倒了。那天早晨,他刚从酒店走上大理街头,乌泱泱的人群就把他吓了一跳——独行的游客,挽着手的情侣,带着老人、小孩一起出游的家庭,连举着小旗、吹着哨子、浩浩荡荡的旅行团都久违地出现了。

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在一夜之间冒出来的。走到哪儿,哪儿就在排队,刚踏进餐馆,他被直接告知:“已经排满了,不用等了。”古城的路拥挤得像杭州早高峰的地铁,“谁能想到,过个马路,我能挤出一身汗?”

到了夜里,热闹还没有散开,大理知名景点三月街放起烟花,照亮了密密匝匝的人群。年轻人詹达站在街头,掏出手机对着烟花拍了一会儿,又拉到人群:“全是人!”他忍不住抱怨道。这是他待在大理的第三年,7月23日这天,三月街火把节,他第一次在大理见到了汹涌的人潮。

有人调侃,这个夏天,全中国几乎一半的人去了云南,这其中几乎一半的人去了大理,以至于木木最终选择“逃离”大理,错开高峰。她是一名网文作者,为了采风,在6月中旬来这里旅居一个月。她见证了游客涌向大理的时间,“应该是7月”,暑假和人潮一起到来。

▲ 夜晚的古城,人头攒动。图 / 受访者提供

感受最明显的是交通:刚来大理时,木木打车还不需要排队,两分钟内一定会有司机接单;到了7月初,变成了排队几十人;7月15日,已经离开大理的她,收到一位留在大理的朋友的吐槽:“今天打车,排队的有一百多人。”也是在那一天,木木住的那间民宿的老板高兴地宣布,所有的房间全部被订完了。

面对涌来的人潮,丹妮喜忧参半。她之前是一名酒店行业从业者,在2020年和爱人一起来大理,也开了一家民宿,自此就是一段长久的沉寂期。现在,热闹回来了,“从没有在大理看到过这么多人”,但整座城市并没有做足准备。民宿的一位客人,因为打不到车,在民宿里待了快一整天,下午四点才步行去附近逛了逛。还有的客人出去玩回不来,实在没办法,丹妮只能让爱人开车帮忙接回来。她还眼看着周围的民宿价格飞涨,几十元的涨到几百元,400元的涨到1600元,1000元的涨到4000多元。

江苏人朱哲2021年来大理“抄底”民宿,签了12年的合同,前三年的年租金都是7万元,这个价格,是疫情前的一半。就在这个月,他突然陷入忙碌,14间客房全部被订满,“干洗公司来收毛巾,完全收不过来,打扫房间的阿姨档期也排满了,老板们撸起袖子开始自己干”。客人太多了,他加了一个客栈老板的微信群,直到夜里12点,还有人在群里帮客人找住的地方。

5月份,大理最冷清的时候,丹妮的爱人曾经劝另一位朋友“抄底”,来大理投资民宿,朋友磨蹭了两个月,没有买,现在“肠子都悔青了”。还有一家民宿5月份装修,本来可以7月装完,也是步调慢了一些,现在还没有开业,那位老板感慨,有些钱就不该自己去赚。

除去古城一带的民宿,大理人最多的地方,就是苍山洱海,而苍山洱海,最近也变成了“人山人海”。

一成听在苍山景区做志愿者的朋友说起,景区会统计游客数量,最近,游客从每天一百人飙升到了一万人,索道外面排起好几百米的长队,上山排队两小时,下山排队一小时。丹妮的爱人有一天路过苍山,发现“两年都没见过的马被牵出来了”,面对数量庞大的游人,它们生疏并疲惫,景区里遍布新鲜的马粪,不远处,长长的队伍忍着臭味,仍然在排队。

7月下旬,全职摄影师蔓蔓最常去的地方,就是洱海的龙龛码头,一到附近,眼前全是提着白婚纱的新人,从清晨到晚上,总有人在这里取景拍照,早上拍日出,天黑了放烟花,码头没有闲着的时候。

洱海边上还有一个著名的打卡地,大家称之为“S弯”,弯道左边是洱海,右边有一座白色的房子,游客站过去拍照,有一种小清新、日系的氛围。这些天,弯道上永远站满了人,蔓蔓吐槽:“全是人,找不到弯在哪儿。”在社交平台上搜索“S弯”,点赞最高的帖子是:如何把弯道背景上的其他游客抠掉。

突如其来的人流,也让一些大理本地人也崩溃了。“救救我,我一个本地人抢不到早饭。”“打车打不到,买奶茶买不到,我都不敢出去吃饭,生怕排不到,那天去大理古城,差点给我挤沟里”。为了防止拥堵,本地人甚至主动放弃了开车和打车,改骑电动车出门。

▲ 突然爆满的大理。图 / 受访者提供

荒诞

一成来大理,是为了寻找一种抽离日常的生活。

他在一家以卷著称的互联网公司工作,在公司待得久了,走路会变快,语速会变快,对时间的利用也会到“极致”,晚上11点,他还得拉着大家开一天中的最后一个组会。

但大理不一样,在一成心中,它代表着一种“慢”。在大理,没有人会问“几点了”,也没有人做计划,明天的事情,明天再规划。他喜欢洱海,带一杯咖啡坐在洱海边,看着蓝色的天映着蓝色的水,蓬松的白云在天上飘,时间就好像在这一刻静止了。

这里几乎算得上是他的精神家园,从2007年到现在的15年里,他已经来过大理二十多次,但他最想念的,还是疫情前的大理。他觉得那时的大理,处于一种“想热闹可以去热闹的地方,想冷清也可以去冷清的地方”的状态,从各个地方涌来的人们,让他体会到了一种乌托邦式的社区氛围。

相比其他旅游城市,大理自有一种独特——景区与生活区并没有完全隔离开,本地人跟游客可以在同一个空间里相遇,古城的街道附近散布着民居,也散布着民宿、餐厅、酒吧、咖啡馆、烘焙店,这些有人流就能运转的产业,能满足游客的消费需求,也能支撑起文艺青年们成本并不高的生活。丹妮说,大理的很多景区和民宿会招募志愿者来工作,为他们提供食宿,不少人刚来大理,也会选择去古城摆摊,或是到咖啡馆打工来维持生计。

但在疫情发生后的这些日子里,大理的热闹与冷清都非常极端,乌托邦式的氛围也逐渐沉寂。

最先受损的,是那些开了店的老板。詹达在2019年10月来大理常住,热闹的记忆只持续了两个多月,之后的两年里,尽是无可奈何的荒诞。

一位开民宿的朋友,曾经把大床房的价格压到二十多元一晚,依然没有人住。开酒吧的朋友眼瞅着客人太少,请来“群演”凑热闹,参演的人,正是那些没有生意的民宿老板们。“群演”的工资在50-100元不等,但大家觉得,“苍蝇腿也是肉”。除了做“群演”,民宿老板们被“分流”,有的去摆地摊,有的去开网约车,詹达还记得,一位朋友去租车,车行的人一眼就看穿:“很多民宿老板都过来跑滴滴了。”

丹妮对今年的五一印象深刻,大家都以为,小长假大理会迎来一波游客,她认识的一个手握3个院子、十几个房间的民宿老板,为此一下招了4个管家,但最后,管家们都没咋派上用场,上个月再问,4个管家就剩一位了。她记得,五一那天,大理降温了,体感温度只有17度左右,还下了雨,走在古城的路上,一个人都看不到,“心比天还冷”。很多人倒在黎明之前最黑暗的时刻,民宿的装修费和购置的物品都不要了,直接把房子还给房东。

本地人的生活也没有好到哪里去,木木记得大理古城的6月,不是暴晒就是暴雨,“街上编辫子的阿婆比游客都多”。有一回,三个阿婆围着她和朋友说:“我们三个可以一起帮你们编辫子。”她们砍价到20元,阿婆们面露难色地请求:“能不能多给我们一块钱,不然我们三个人不好分。”

那些工作相对灵活的人同样受到了冲击。导游小王一度转行,他在旅游公司没有底薪,带了游客才有收入,有好几个月,他的收入是零。同事们都离开了大理,去做销售、中介,他也买了个小推车,到古城卖地方特色小饰品,收入微薄。他跟女朋友本来打算结婚,考虑到筹备婚礼、买婚房都要花钱,婚期迟迟定不下来。

因为有山有水,大理曾是最热门的婚纱照拍摄地之一,有至少30家高端定制婚礼的企业、70家婚纱摄影工作室开在这里。疫情之前,洱海生态廊道附近每天有近600对情侣在拍婚纱照。但在今年3月,摄影师蔓蔓一个月只能接到零星的单子,一个月工作不到十天,她问了曾经工作过的婚纱摄影店铺,单量跟她一样少。

日子总还要过下去。整个上半年,詹达生活的常态是,跟无所事事的人们聚在一起,一起玩桌游、露营、组队采菌子,骑电瓶车环游洱海。但无论白天笑得多么开怀,深夜打开他们的朋友圈,看到的全是失落和苦闷。坚持不下去的人太多了,这两年多,詹达目睹了很多人离开大理,有民宿老板、导游、摄影师,以及文艺青年们。

在小红书上,一位年轻的摄影师说自己在2016年6月定居大理,又在2020年6月离开,“就像读了个本科”。她觉得,在大理生活,最大的难题是如何赚钱,在一个重度依赖旅游业的城市,能做的生意,都与游客相关,比如客栈、旅拍、餐饮,竞争之大超乎想象,疫情又给这个行业增加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她一度觉得,大理不适合长久居住,得先去大城市赚钱,赚够了再回来。

▲ 6月时,空荡荡、没有游客的大理古城。图 / 受访者提供

回来

时间回到这个夏天,詹达发现,最近已经很难见到那些开民宿的朋友们了。大家都“忙到飞起”,从前他们的朋友圈多是表达emo的心情,现在全换成揽客的话术,并附上温馨提示:“要提前订房哦,晚了就没了。”

大理和云南都在复苏:整个7月,大理预计将接待超600万游客;2022年上半年,云南共接待游客3.59亿人,达到了2019年同期的89.8%。

这份热闹与云南防疫政策变得宽松有直接的关系。自从工信部6月29日公布行程码“摘星”,来云南的游客不需要隔离7天,也没有了复杂的报备手续,3天做2次核酸就可以了。从7月19日起,大理还提供免费核酸,38个免费核酸检测点遍布在城市的不同角落。

另一个原因,是大理的火把节。之前两年因为疫情,大理并没有举办火把节,一年一度的节日变成了三年一度,也显得格外珍贵。詹达已经感受到人们庆祝节日的热情。7月22日晚上,位于野猪林的一家农庄举办了小火把节活动,成群的游客被吸引过来,因为人太多,进村的马路被车辆与人群堵死。组织方没办法,告诉詹达他们,上一拨人离开后,下一拨才能进入。

在这个可能是史上最热的夏天,人们能去的地方是有限的,凉爽且防疫政策宽松的,只有那么几个,以至于“全国一半的人去了新疆,一半的人跑到云南”。一成来之前,杭州热得像个巨型桑拿房,有人买了生鸡蛋,拿回家已经变成了半凝固的“温泉蛋”。但大理气候宜人,全年平均气温在11-22℃之间。来了大理,他才发现,有许多和他口音相似的江浙沪人来避暑,其次是带着保姆出游的家庭,当然,还有孩子来参加各类夏令营。

除了这些原因,去大理的理由本就是数不尽的。比如高性价比,相比新疆,来这里的旅程更短、更便利,相比海南,这里的物价又更低廉;又比如诗意的风景,下关的风,上关的花,苍山的雪和洱海的月。

萦绕在大理空气里的闲适、静谧,足以让来到这里的人们有一场心灵的休憩。几乎每个夜晚,木木都要爬到民宿的屋顶,看头顶上漫天的星空,牛郎星、织女星,还有小熊星座都异常清晰,“我甚至可以看见牛郎星、织女星中间隔的那一道银河”。

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大理还宽容地接纳了那些被工作、分手、疫情或是裁员伤透了心的人们,“安抚”他们的灵魂。

一成在大理时的邻居经历了北京教培行业的震荡,拿到一笔裁员赔偿之后,来大理休整身心。大理一个月1000块的房租、每个月不到3000元的生活成本在最大程度上抚慰了他,他每天跑步,闲逛,焦虑成了一个陌生词汇。

去洱海之前,家住嘉兴的木木经历了一段长时间的居家隔离生活,日常就是对着墙壁、手机和电脑。她陷在一个信息茧房里,每天充斥着各类消息,让她惶恐不安,但这些情绪在她爬上大理的那个屋顶后都消散了。在大理的那一个月,木木在一家咖啡店给自己办了卡,她时常抱着电脑找到一张舒适的椅子,等思路开阔,就把键盘敲得像骤雨打在横梁木上。

除了短暂驻足的游客,愿意落脚大理的年轻人也回来了。

前纪录片行业从业者唐雪丹,将大理称为“大理福尼亚”,因为“与四季充满阳光、爱和鲜花的加州一样,都是热爱自由与流浪的嬉皮士的圣地”。这是不少文艺青年心之所向的地方,“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人在大理落脚扎根,开客栈的、搞音乐的、做艺术的、旅行的、写书的,或者什么也不干只是随便晃荡的”。

被“大理福尼亚”的气息吸引,总有新鲜的年轻面孔出现在大理,一茬接着一茬。蔓蔓说,上一波文艺青年走了,以留学生为代表的“数字游民”来了。前几个月,一走进咖啡馆,聊天时往外蹦英文的人变多了,经常听到有人说“我之前在德国读书的时候”“之前在美国的时候”,另一个人接话:“哦,我也去过。”

还有那些财务自由、来大理“候鸟式养老”的人。木木住的民宿老板的妈妈,是一位退休的女教师,一年拍了四百多个短视频,记录自己学画画、学扎染、学吉他的日常。丹妮也是如此,她把北京的房子租出去,举家搬到了大理,计划在这里以民宿为依托,度过后半生。

蔓蔓还曾看到一群人,在寺庙附近流浪,白天吃寺庙的免费斋饭,晚上就睡在帐篷里,天气好的时候,他们拿着毛笔蘸水在地上写字,等字迹干透,再写一遍——同样地,大理又重新托起了他们的“无用”。

▲ 图 / 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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