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文勇（Evandro Menezes de Carvalho）依然清晰记得，2009年10月2日的电视直播中，代表团的同胞们在听到国际奥组委宣布最终结果时，瞬间陷入狂欢的画面。

继陆续淘汰芝加哥和东京后，里约热内卢在最后一轮投票中与马德里一对一较量。首轮的末位淘汰投票中，马德里曾以28票对26票力压里约，但这一次里约笑到了最后。

这座被无数巴西人歌颂和赞美的“迷人之城”最终以66票对32票胜出，成为2016年奥运会主办地。这也是南美国家首次举办这一盛会，“显示了巴西在过去十多年取得的国际威信”。

“里约热内卢著名的科帕卡巴纳沙滩聚满了庆祝胜利的人群，那是一场真正的盛会。”现任《今日中国》葡萄牙文版执行主编的巴西人高文勇不失自豪地回忆道，“巴西那时正陶醉于经济发展的顺风中，人人有工作，巴西人都非常幸福。里约也用它的无可替代以及巴西积极的经济形势，证明了自己应当被选为奥运会主办城市。”

时任巴西总统卢拉那时在演讲中说：“里约奥运会将令人难忘，因为它会充满魅力和巴西人民的激情。”

但时隔七年后的现实，却是另外一番景象。这位里约竞选成功的最大功臣在7月底正式成为“妨碍司法”的被告，一旦被定罪，可能未来八年内都没有参选总统的资格。

奥运会筹备阶段，里约州遭遇了严重的资源短缺，在州长因财政危机宣布该州进入“公共灾难状态”后，联邦政府6月21日向该州拨款29亿雷亚尔。里约州长的解释是，担心“由于缺乏财政资源，导致在公共安全、卫生、教育、交通和环境管理上出现全面崩溃”。

“巴西正陷于我们巴西人永远想象不到的境地。我们正在经受由政治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全世界都质疑里约是否已准备好迎接奥运会的到来，”高文勇说，“所有的新闻似乎都把巴西置于负面情绪的浪尖上。从前的乐观，最终让位于由政治危机造成的被夸大的怀疑，这种怀疑也延伸到奥运会，正在逐渐成为巴西人的主流想法。”

根据《圣保罗州报》在奥运会开幕几天前公布的一份最近的民调结果，有60%的巴西人认为奥运会给该国带来的害处大于好处，只有32%的人持相反的乐观态度。Datafolha的另一项民调则显示，有50%的巴西人反对举办奥运会。在2014年巴西世界杯开幕前的类似民调显示，当时对世界杯带来的影响持乐观态度的人占43%，悲观的占40%。

“我也问自己，在巴西这样的状态下，我该讲些什么呢？”8月4日，奥运会前夕，在由宋庆龄创办的《今日中国》杂志社举办的一场有关里约奥运的讲座上，高文勇坦言，“没必要遮掩正在我的祖国发生的一切。我对祖国和人民始终秉持着爱意，因此我应当是诚实的，并且是非常亲切友好的，而亲切友好也常被用来形容巴西人的性格。”

但这位巴西国际法教授、前巴西法学教授协会主席承认感受到了挑战。“当我读到这样一则新闻——在过去几个月中，里约市每天有九个人被枪打伤，还会发生32起枪战，我该如何继续宣称我们巴西人是亲切友好的呢？”

2007年到2013年间，他曾移居被称为巴西“明信片”的里约。他说，那段日子里，里约州政府在治安方面做的比较好，巴西经济的表现也不错。

“去过里约的人都知道，里约的平民窟离富人区很近。那时我住的地方就有个很小的贫民窟，很有名，迈克尔·杰克逊曾经去过。2007年到2013年间，我没听说过有人在那里遭到伤害。”他说，“里约一些贫民窟附近也有很多人居住和经商，周围的物价房价也在提高，说明还是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住在附近。”

他强调，这些是2013年离开巴西来到中国前的个人经历和看法，之后的情况慢慢有了变化。他说，过去在里约的大街上走夜路还安全，穿戴贵重物品、首饰在大街上走也不碍事，但现在不太可能了，他儿时在巴西经历的不安全感又回来了。犯罪数据也印证，里约的凶杀案件、汽车偷盗数量都在提升。

除此之外，举办奥运会也让巴西面临着不小的反恐压力。奥运会开幕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IS）把宣传材料译为葡萄牙语，打出广告说要招募讲葡语的人，甚至已有自称由巴西人组成的团体宣布向ISIS领导人效忠。

避免“选边站”一直是巴西外交政策的支柱之一。一些巴西官员担心，接受美国方面提供的反恐培训会给人留下在外部冲突中“选边站”的印象，但随着国际反恐形势日益严峻，“独狼”袭击频发，如今正遭弹劾而停职的总统罗塞夫，此前已在3月份通过一项反恐立法，增强了政府在逮捕和监禁恐怖主义嫌犯方面的权威。

巴西当局7月底逮捕了十余名涉嫌支持ISIS并讨论在奥运期间发动袭击的人。有报道说，这是巴西政府首次承认该国国内存在潜在的恐怖主义活动。

在回答界面新闻有关恐怖主义威胁和安保方面的问题时，高文勇表示，虽然当局逮捕了一些恐怖主义嫌犯，媒体也进行了相关报道，“但还没有切实证据表明巴西真的出现了恐怖主义势力”。

他说，真正让他感到担心的，是巴西出现的对同性恋和黑人群体表现出的不接纳态度，以及“一种很强的法西斯主义抬头的趋势”。

“有些人遭到暗杀、遭到谋杀，只因为他们是同性恋、他们是黑人、他们信仰了某些非洲的宗教。还有一些人非常反对巴西的左翼团体。”在高文勇看来，这种不接纳的态度对巴西的威胁要远大于极端伊斯兰恐怖主义。

不过他也承认，奥运会是个万众瞩目的活动，恐怖主义有可能利用巴西奥运会向世界宣扬他们的理念，以吸引世界的关注。

“在巴西有可能出现针对一些代表团的恐怖袭击，在巴团体和运动员可能不得不面对这种威胁。”他说，“我不认为巴西或是一些巴西人会成为恐怖主义攻击的对象和目标，但巴西要接纳很多来自世界各国的代表团，这些代表团可能会吸引恐怖主义的注意。”

旅行安全方面，他提醒说，在巴西甚至所有南美的国家，都比不上北京和上海等中国城市。他提醒女性不要深夜在里约独自上街，游客不要露出首饰、iPad，随身用相机在大街上照相。他说，当地人很了解不同地区的治安状况。“有些地区很安全，里约南部的治安就好很多。”

犯罪率的提升与治安状况的恶化，与巴西近来的政治危机是分不开的。

巴西正面临由弹劾罗塞夫总统而带来的政治上的分化。罗塞夫把这场在奥运会后收尾的“充满矛盾”的弹劾，称为一场“政变”。一旦弹劾通过，巴西劳工党自2003年来的执政就将正式终结。

“在对罗塞夫总统的去留做出最后裁决前，副总统特梅尔组建的临时政府就更换了政府标志，替换了各部人马，辞退了所有与罗塞夫总统所在党派有联系的委派职员，并启动了与原政府完全相反的政治措施。而那些措施是在2014年10月选举罗塞夫为总统时通过了人民认可的，当时罗塞夫拥有5,400万张选票。”

弹劾结果尚未公布，来自右翼政党民主运动党、现为临时政府首脑的副总统特梅尔就已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推行了很多不受民众欢迎的政策。在高文勇看来，特梅尔的政府已是一个服务于权贵的政府。

一直对右翼政党活动保持关注的高文勇说，临时政府计划对免费公立大学的学生征收学费，取消支持海外留学生奖学金的“科学无国界”计划，取消公立中小学老师的最低工资标准，取消外请古巴医生扶助偏远地区医疗的“更多医生”计划，还有意缩减针对人民住宅计划“我的家，我的生活”的资金支持，无疑将加剧贫困人口的购房压力。

高文勇补充说，特梅尔还想改动劳动法，取消带薪休假、13薪等劳动者权利，甚至希望把每周工作时长从40小时提高到60小时，并延长退休年龄到70岁，而“特梅尔在55岁就退休了”。

临时政府还启动了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进程。高文勇说，该进程从2002年卢拉首次竞选开始就一直被系统性地否决，但临时政府并没有顾及这一现实，反而在奥运会开幕前将巴西石油公司的第一个盐层下油田出售给了挪威国家石油公司，售价25亿美元，“但经估值其最低价值也应在80亿美元”。

他说，尽管采取这些措施会加剧穷人的生活困境，临时政府仍拒绝商讨对富人加税的问题、拒绝讨论改变巴西媒体界六大家族独大并获得大量公共补贴的问题。

同时，临时政府还同意提高法官、检察官等司法立法相关公务员的工资。南大河联邦大学的一份调查显示，巴西司法方面的开支名列世界前茅，占GDP的1.2%。相比之下，美国的司法开支为GDP的0.14%，意大利为0.19%，德国为0.32%。

高文勇曾撰文称，在对罗塞夫左翼政府的攻击中，巴西右翼政党得到了主流媒体、司法部和检察院部分人士的支持。罗塞夫削减大型媒体集团广告资金的做法让后者颇为不满，作为报复，媒体集团支持那些反对政府利益的司法代表，对涉及右翼政党核心的腐败案件却并未给予同样的关注。

特梅尔曾邀请罗塞夫和前总统卢拉参加里约奥运会开幕式，前提是要把罗塞夫的座位安排在VIP看台的下方。被停职的罗塞夫表示，不会以低于总统的身份出席开幕式，而卢拉也拒绝出席。

罗塞夫此前曾说，她和卢拉的政府为里约赢得奥运会主办权、寻找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资金做了大量工作，无论遭不遭到弹劾，她都理应出现在开幕式上，而站在她身边的应该是卢拉。

奥运会开幕前几个月的政治变局和不确定性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尴尬。各国领导人中确定前来参加开幕式的屈指可数，只有法国总统奥朗德、意大利总理伦齐、葡萄牙总统马塞洛、匈牙利总统亚诺什、美国国务卿克里，以及三个南美国家阿根廷、巴拉圭和哥伦比亚的总统等少数国家领袖参加，四十多位参加开幕式的政要并不都是国家政府元首。法、意、匈、美的首脑出席，也是为了各自城市申办2024年奥运会拉票。

不过高文勇认为，这些不快并不会削弱奥运会本身的魅力。“运动员和体育迷们，才是这个舞台上的真正主角。”

“巴西人将为里约能举办奥运而欢呼，为能有一个美丽的开幕式和各种竞技而欢呼，为奥运会历史上将会出现的重要时刻而欢呼。”他说，“除了商业和很大程度上由政客造成的艰难的政治经济形势外，巴西人还将继续为前总统卢拉所言的那个充满魅力和激情的奥运会而欢呼庆祝。”

他说，在巴西有句常用的话：最后，一切都会以狂欢收尾。“这句话常被用于传达这么一种态度——尽管面对各种难于预料的艰难险阻，所有的麻烦最后都会圆满解决，而有时候也真的会变成一场盛大的联谊狂欢。这句话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巴西人灵魂中洒脱不羁的性格。”

“‘一切都会以狂欢收尾’还传达出一个理念，就是巴西人似乎很擅长应对一些任务没有完成、并且所剩时间不多因此需要来临时做出反应的情况，”他说，“就好像巴西人已经习惯于生活在一种非常紧迫并且不确定的环境中。这句话的核心思想是，在充斥各种元素的狂欢中，一切无论如何都会被安排妥当，都可以得到解决。”

高文勇说，1990年代巴西有个非常成功的乐团叫做Chico Science e Nação Zumbi。他们有首非常著名的歌，其中一句歌词是这样：“我可以把各种规矩打乱，也可以把各种混乱抚平。”

这句歌词恰如其分地道出了巴西人真实的生活方式。这种混乱无章也带来一片肥沃的土壤，可以激发创造力。这种态度也体现出某种巴西人心中的“信仰”。

事实上，收到坏消息困扰的也不只是巴西。高文勇说，很多发达国家也遭受了经济危机，政治上的困局也出现在欧洲——排外主义、难民问题和恐怖袭击，还有叙利亚内战、土耳其政治动荡等等。而在美国还出现了一位特朗普，他甚至提出要建一堵墙来把拉美和美国隔离开。“谁能想到当年为柏林墙倒塌而欢呼的美国，如今却出现一个希望再建一堵新墙的总统候选人？”

“我们能够在一些看起来很混乱的情况中发现秩序，”高文勇说，“这就是里约传递给世界的信息。尽管巴西和世界都在经历各种问题，并且好像我们也正处于一个充满混乱的氛围当中，但最终一切都会最完满地解决。”

“这是一个充满希望但也很现实的信息，这并没有忽视现在的困难，相反还让我们去学习如何同困难相处。尤其是学会当有希望克服的时候，如何攻克难关；当看似难以解决时，如何接受现实。就是源于这些，里约带着那里人民的天性，带着巴西面临的问题，同时也是世界正在经历的问题，充满争议但也实至名归地成了奥运会的举办地。”

“在这一点上，中国传递出的信息似乎和我所讲的巴西传递的信息是完全相反的。”高文勇还记得在2008年在电视上看到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我对开幕式复杂的场景以及包含的那难以置信的中国历史而陶醉。一切都组织严谨，纪律严明，整齐划一。一切都显得非常完美。对巴西人来说，这种整齐划一只有在中国才可以完成。”

2013年2月起，高文勇开始在中国生活，担任了复旦大学和上海财经大学的客座研究员。这段经历让他感受到了影象与现实间的差别，随着了解的加深，也让他发现了巴西媒体对中国的误读。这驱使他致力于《今日中国》葡文版在巴西的出版。2015年6月，他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

在他看来，现实中的中国更迷人。“她非常富有活力，总是处于变化当中。有时城市整齐划一的规划建设可以体现出这种活力，有时则是从北京的交通和上海的高峰期散发出的纷乱的活力。但这种纷乱更生活，因为在交通中运行着这个国家许许多多的梦想。”

他表示，巴西需要向中国学习很多东西，而巴西也有值得中国学习之处。

他说，中国有句成语叫入乡随俗，西方也有类似的习语：“身在罗马，像罗马人一样办事。”这两句的意思都是教外来人要尊重或习惯于当地的习俗。高文勇希望中国人可以看到巴西人和善的面孔，跳桑巴舞，喝卡布琳娜鸡尾酒，与巴西人相拥同乐。

“不管在奥运会中出现何种纷乱，巴西都会庆祝一个各国人民和谐相处的世界，但这种和谐是巴西式的，”他说，“一切都会收尾于狂欢。”

这种巴西人特有的乐观，就好像另外一首巴西著名歌曲《明天》（Amanhã）中所唱的那样：

明天阳光明媚，

充满喜悦，

正如人们脑中所想

明天希望依旧

哪怕再小

也将实现

尽管今日多磨砺

明日道路依然出现

起步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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