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到新加坡，已经提前感受到这座热带城市辐射出的另一种温度。

——好冷。

7月10日下午5点，绘有星月旗图案的新加坡航空SQ807航班正从北京起飞，赶往星岛。2015年，为庆祝新加坡建国50周年，新加坡航空为两架A380喷涂了国旗，而这架就是其中之一。

客舱里空调冷气十足，打了那些身着短裤短裙的乘客一个措手不及。他们抓起毛毯，全身裹严，仿佛去的不是热带，而是寒地。

机上几位受新加坡国际基金会（SIF）之邀前往星岛参加“新闻记者采访计划”的中国媒体人还不知道，在靠近赤道的新加坡，即将迎接他们的，是酒店里昼夜开到22度的中央空调。

室内室外冰火两重天，大概是新加坡留给初来乍到的人们最深刻的印象之一。在“‘热’与‘非常热’两种气候”间变换的狮城，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对空调曾有着不一般的见解。

“空调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发明，或许是历史上最非凡的发明之一。”多年前，在被问到“除了多元文化包容，还有什么让新加坡的成功成为了可能”时，他的第一反应就是“空调”。“空调的出现让热带地区的发展有了可能，它改变了文明的自然状态。”

“没有空调的话，你只能在凉爽的清晨时分或是黄昏后工作。”他说，“我成为总理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公务员工作的大楼里安装空调。这是保证公共事务高效运行的关键。”

把空调列为新加坡非凡成就背后的一大原因或许让人意外，但这也折射出在受到多重发展制约的新加坡，李光耀和建国早期的规划者们对国家治理的思考：最基本的事情也很重要。消除后顾之忧，政府才能专心致力于国家发展——在李光耀用“柔性独裁主义”塑造新加坡的过程中，这种政治哲学的影响随处可见。

他相信高薪可以养廉，严刑峻法可以震慑犯罪，而如此实践的新加坡确实是世界上最清廉的国家之一，也位居犯罪率最低国家之列。城市管理方面，动辄罚款上千元的“残酷”为人所熟知，而城市的整洁和环境却也倚仗于此。新加坡人有句话一语双关：Singapore is a FINE city。新加坡，美好之都，罚款之都。

五十多年前，在很多人看来，缺地、缺水、缺资源的新加坡在被迫与马来西亚“分家”后将无法独立生存，甚至李光耀也在一次有电视转播的访谈中哭出来。1965年8月9日宣布独立后，政府大刀阔斧推行多项政策，实行工业化、吸引外资、推动旅游业、改善公共住房和教育、整顿环境。励精图治几十年，新加坡已蜕变为一个繁荣的城市国家。

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2015年，新加坡国内生产总值（GDP）为2,927.4亿美元，为1960年时的415倍；人均GDP为52,889美元，较1960年增长123倍，为中国的六倍多，在亚洲四小龙中位列榜首，仅次于卢森堡、瑞士、挪威、卡塔尔、澳大利亚和美国。

独立以来，为了有更多适宜建设的土地、更多发展的可能，通过填海造地，如今东西长42公里、南北长22公里的新加坡，国土面积已由建国之初的580平方公里增加到720平方公里，有20%的国土由填海而来。

水源方面，新加坡仍有50%的用水进口自马来西亚，但随着再生水和海水淡化新项目陆续上马，新加坡希望在2061年两国间供水协议到期时，其水处理设施可满足全国80%的用水需求，再加上蓄水池便可实现自给自足。

住房方面，自1964年推出“居者有其屋”计划以来，新加坡建屋发展局（HDB）一直致力于提供居民能负担得起的公共住屋（即“组屋”）。政府牵头开发的组屋售价远低于私营开发商楼盘，建屋局还大力为符合条件的购房者提供各种补贴。

“组屋”是新加坡公共政策中的亮点，也是一项“赔本赚吆喝”的买卖。2012/13财年，建屋局财政赤字7.2亿新元，此后两个财年分别升至19.7亿新元和20.2亿新元。建屋局称，“更高的赤字证明，建屋局在住宅建设上做出了加倍努力以帮助新加坡人实现自有住房梦，为低收入家庭提供住房。”

赤字由政府津贴来补偿。按照建屋局提供的数据，自1960年2月开始拨款至今，累计政府补助金已超过244.5亿新元。目前，新加坡居民中有超过80%住在组屋，官方评论也表示，“居者有其屋”计划对新加坡的整体政治、经济及社会稳定做出了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组屋”特别体现了族群间的公平与社区的融合。新加坡每一幢由建屋局牵头建设的组屋，都依据人口中各族群的占比，在全国范围内按特定统一比例为各族群分配房源额度。组屋的建设也在建筑的第一层和周边，为入住居民留足了社区活动的公共空间。

在新加坡，“融合”体现在方方面面。算上外来人口，新加坡共有553.5万人，其中新加坡居民约390万。按照新加坡统计局2015年的最新数据，居民中74.3%为华人，13.3%为马来人，9.1为印度人，还有3.2%为其他人种。新加坡一直在强调“新加坡人”的身份认同。

“我们不是一个同族社会。如果我们像日本一样，很多问题就不会存在。但我们的人民是一个被英国人拼凑在一起的混合族群，每个人都想获得比他或她离开的地方更好的生活。”空调之外，李光耀最看重的另一个堆砌新加坡的“积木”就是多元文化的包容。

“这样一个由印度人、华人、马来人组成的民族混合体，需要达成一项和平共生（live and let live）的社会契约，不然这里就不会有共同的进步。如果你想把其他人打倒，坚持他要像你一样举止、遵守你的禁忌，那整个地方就会瓦解。因此和平共生契约是一项社会前提。”

1819年，英国人莱佛士登陆新加坡，设立自由港，对各国来往船只免征关税，这让这座岛屿贸易港迅速繁荣起来，到1850年代已是东南亚的贸易中心。新加坡也由此吸引了大批来自马来、中国和南亚的移民。不同的民族在这里繁衍生息，不同的文化也在这里生根发芽。

新加坡就像是一个世界多元宗教文化的微缩景观，小而全。从牛车水到政府大厦，从武吉士到小印度，一路走来，佛教寺院、印度兴都庙、圣公会教堂、天主堂、清真寺、锡克教堂和犹太教堂不断在眼前变换。在小坡四马路（滑铁卢街）短短几百米的道路两旁，就能见到观音堂、印度庙和好几处西方教堂。

如今的新加坡是除中国外唯一一个华人占主导的国家，大多数华人是百余年来福建厦门和广东潮汕移民的后裔。在牛车水，华人同乡会馆随处可见，而它们也是过去当地华侨与中国连通的纽带。

英国殖民时期，当地华侨通过会馆资助孙中山革命和中国抗战。1950年代，在当地上自富商巨贾、下至贩夫走卒的华侨捐助下，新加坡还建起了世界上首所设在中国海外的华人最高学府——南洋大学。

在华人群体中，“土生华人”（Peranakan）这一支也融合了当地元素，成为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土生华人遗产私人住宅博物馆The Intan的馆长叶艾明说：“新加坡有很多attractions（吸引人的事物），可土生华人是最自然的attraction。其他东西也很好，但那是手工人造的。只有土生华人是本地的、自然的。”

所谓土生华人，一般是指数百年来漂洋过海在东南亚定居的中国移民与当地马来女子所生的后代。父母都是土生华人的叶艾明说，他们的文化是80%华人文化加20%本地文化，由于新加坡曾经是英国殖民地，也接受了一些西方文化。“很多东西都是跟着华人文化，可是有小东西是跟着本地文化，也有英国文化在里面。”

在这处介绍土生华人文化的博物馆，很多地方都显示着文化的交融。“你看这个橱柜是英国的形状，可上面有凤凰、麒麟。土生华人看到英国人有，他们也要，可是要把华人的文化放在里面，所以这个东西就掺在一起了。”

“本地人买瓷器会从中国的景德镇订，因为他们知道最好的瓷来自景德镇，但设计是依照（新加坡）本地人的品味。”他说，“在家里，我们穿本地的服装，听本地的歌曲；娱乐的时候，我们会去跳舞，穿西方的服装。土生华人可以这样转来转去没有问题。很精彩，是不是？”

他总结说，土生华人的特点就是“华人的文化，本地的品味，西方的态度”，但“最重要的是，我们认同自己是华人”。

宗教信仰方面，也能看出当地人的适应性，或许还带点“实用主义”。信奉天主教的叶艾明说，最开始土生华人都信佛，可是由于接受西方的学业和文化，也开始接受西方的宗教。“可是天主教徒去新加坡就很奇怪：你信耶稣、玛利亚，可你还拿香拜祖先。”他调侃说，“我们土生华人就讲，两个神比一个神好嘛，更保险不好嘛，就没问题啦。这是文化。”

叶艾明小时候在英文环境的家教中长大，父母没教他中文，他也不懂华人文化。直到上小学遇到其他听港台音乐的同学，他才感到自己的不同。“上小学的时候，没有教（华人）文化，”他说，“因为我们（过去）觉得，历史、文化不重要。什么重要呢？造马路、医院、学校，这些很重要。文化历史不重要，有钱再去学。”

The Living! Project创始人林宜谦也总觉得新加坡社会缺了点什么。“新加坡城市发展的过程中缺少了一些元素，这些并不是钢骨水泥的元素，不是圹圹大路很多绿树的元素，其实是一种人性的元素。”他说，几年前可能很多人都感到城市的发展有些空虚，没有温暖。

政府自建国以来不断强调新加坡的脆弱性，不断激励人们自力更生，可能也催生了新加坡人的“怕输”心理。新加坡《联合早报》4月份的一篇社论写到，作为一个深具本土气息的概念，“怕输”涵盖好几层意思。在社会层面，“怕输”势必导致自私自利的心态，一旦这样的人多了，自然无法建立要照顾社会弱势、突出公平价值的所谓包容性社会。

“城市里也有一些弱势群体，可能没有同我们很好地紧密结合在一起。城市里缺少了一种包容力。”林宜谦说，“2011年，我们就在想，可不可以用艺术家的引导来带动弱势群体。”于是他创立了一家社会企业（social enterprise）把二者结合起来，通过社区艺术让自闭症学生等弱势群体参与社会建设，让他们获得成就感和认同，更好地融于社会。

新加坡协助残疾人自立局（新协立）也是一家帮助残疾人实现自力更生的机构。新协立对外开放的一站式体障者服务中心（Enabling Village）已入驻有多家在社会包容实践与商业成功之间取得平衡的社会企业。这些企业由健全人和残疾人士共同组成，为的就是证明身带残疾的人也可以对社会做出重要的贡献。

在入驻新协立的Soul Food餐厅，负责人Gerald Png说，餐厅一共有九名员工，其中有七个人需要帮助，而他还准备再招四个人。他说，他们会在个人卫生和安全方面得到指导，会得到工作培训，会学习，即便今后离开餐饮行业，也依然能够融入社会，同时有技能在身。

新加坡的民间公益机构不止着眼于国内。自1993年起就与中国政府机构合作的新加坡国际基金会正在亚洲地区推进“青年社会企业家”项目，并同时用旗下善行故事网站Our Better World讲述非营利组织和社会企业的成功案例，号召公众参与，提供支持，鼓励人们行善。

在帮助弱势群体、促进社会包容方面，新加坡政府是认真的。他们表现出的引导作用显而易见。在新协立一站式体障者服务中心The Art Faculty艺术画廊出售的一款蓝色恐龙包，在新加坡总理李显龙8月初访美期间，被总理夫人何晶带到了白宫欢迎仪式上。

何晶身背的这款售价14.8新元（约合人民币75元）的恐龙包出自20岁新加坡自闭症学生司徒升杰的设计。何晶是新加坡自闭症资源中心顾问和新加坡自闭症协会赞助人。新加坡媒体报道说，她在7月底出席自闭症资源中心筹款活动时，购买了多名学生设计的包，但没人知道她会想到把它们带到美国。

在总理夫人的“推介”下，这款恐龙报迅速走红热卖。司徒升杰所在的新光学校过去四个月只卖掉了200个包，但这下一天的销量就超过了200个，所有存货两天内即告售罄。司徒升杰的父亲司徒业明是位出租车司机，他希望借此呼吁社会多包容自闭症患者。他说，儿子其实不太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但他知道有人欣赏他的作品，感到非常开心。

《联合早报》副总编辑吴新慧在撰文谈到社会企业时写到，创业或从商，不一定就是只有铜臭味。和许多国家一样，本地中小企业是支撑国家经济的一大支柱，也是提供就业的一大来源。“新加坡”品牌，不只是个经济或工业品牌，更反映了这个国家社会与人们的价值观。

国庆日之际，由政府透出的对社会弱势的包容和支持，是在看重空调和熔炉的新加坡，人们感受到的另一种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