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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下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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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下乡了

越来越多年轻人,已经真正融入到乡村振兴当中。

文|华商韬略

今年3月,农村农业部发布了一项数据:全国返乡入乡创业人数,累计达到1120万人。

从高校到大型企业,从一线城市到三四五线城市,越来越多年轻人,正走向田间地头、山林深处。

2021年8月,在武汉江夏区的一个村子,一辆“遥控坦克”开进了村里的玉米田。

这是一辆遥控巡检机器人,通过摄像头,田间的作物状况被实时传送到手机端,采集到的图像,用来自动分析作物的长势和病虫害情况。

这样的新鲜玩意,通过改装,甚至可以在水稻田里进行巡检。

将“遥控玩具”与农业相结合,是武汉工程大学的志愿者们想出来的“鬼点子”。

武汉工程大学的志愿者到农村去,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2019年3月,共青团宣布力争组织超过1000万人次大中专学生,参与志愿者暑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

为了响应“新青年下乡”,武汉工程大学从师生中选拔了一批志愿者,组成了科技支农团。

这些志愿者的专业虽然看似与农业相隔甚远,却为农业带来了更全面、更新颖的跨界解决方案。

通过大量走访,实地采集土壤和水样样本,进行实验室检测和大数据分析,支农团的志愿者们专门开发出一款APP,实时上传所有的农业相关数据,以帮助农户和相关企业获得更为全面的农业信息,建立有针对性的种植方案。

如今,江夏区的农户们,已经开始根据这些相关数据,来决策化肥的施用亦或是农作物的种植。

比起利用暑假期间短期志愿“下乡”的科技支农团,在广东遂城镇,石家敏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做了三年志愿者,对于遂城镇分界小学的学生们来说,他是“无所不知”的“石头哥哥”。

在石家敏看来,自己只不过做了很多的小事。

石家敏曾在学校中组织过一场趣味运动会,这种城市中很寻常的校园活动,却是这间乡村小学的第一次。这些信息闭塞的孩子们,还是第一次知道百米赛跑和跳远的具体形式。

在中秋节时,石家敏还曾组织孩子们给父母写信。当地很多孩子都是留守儿童,对于他们的父母来说,这是多年来第一次看到孩子写的字、画的画。甚至有父母特意从学校要来石家敏的电话,亲自表示感谢。

在农村,留守儿童现象只是众多困难之一,许多地区的贫困,才是最大的痼疾。

广东省汕头市的梅径村,曾因缺乏良好的产业,人均年收入低下,一度被人们称之为“没劲”村。

深圳大学毕业的钟泽铃是梅径村扶村工作队的一员。2021年,钟泽铃从实验室走向田野,协助工作队将四百箱蜜蜂落户在梅径村。

为帮助梅径村的蜜蜂产业,钟泽铃需要时常早起,与养蜂人一起工作。在采蜜期,她跑遍了周围的山路调研蜜源是否充足,如果恰逢阴雨天,还需要检查蜜蜂的健康状况。对于当地刚刚接触蜜蜂产业的农民们,这些知识既难以快速掌握,又是必需的。

在工作队的努力下,梅径村的蜜蜂产业发展迅速,仅仅半年时间400箱蜜蜂就产出蜂蜜超过4000斤,有效提高了当地人的收入。

类似这样的景象,在广东农村接连上演。

根据相关数据显示,今年广东一省有2万余人报名“志愿服务乡村正兴行动”,在8月份,4000名大学生被选拔成为志愿者。

放眼全国,自2019年共青团引发《关于深入开展乡村振兴青春建功行动的意见》至今,已经有千万余人次,参与到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假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

在知乎上,有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不考虑薪水尊严面子,你最想从事什么工作?

答案中,“回归农村”竟然成为高频词汇,而排在“回归农村”前的,仅有“老师”、“学生”。

这个答案的背后,有一个高度共识,年轻人正对城市压力感到不满。

在麦可思发布的《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中,本科毕业生选择在一线城市就业的比例,从2015届的26%下降至2019届的20%。其中最夸张的当属郑州——每4个人去到北上广深,就有5个人逃离北上广深。

根据《北京人口蓝皮书》显示,自2015年以来,北京市常住外来人口持续呈现负增长。

在大城市里,学历的逐年“贬值”,是重要原因之一。

正常来讲,一座城市的人才结构,应该是金字塔式,学历相对低的占绝大多数,学历越高占比越少,这样才最为合理。

但根据2019年的数据显示,在北京2100多万常住人口中,有近1100万人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占比超过50%,其中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口超过35%,高学历人口密集度全国第一。

高学历人口密集度第二的位置属于上海——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比超过30%,其中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18%。

和全国水平相比,这是绝对的高比例:全国受过大专以上学历的人数,总共才2亿多人,大约仅占中国14亿人口的14%。

这样的现状,使得大城市内卷加剧,高学历挤占相对低学历人员的工作机会,既造成了教育和人才的双重浪费,也使得大城市的年轻人口就业压力越来越大。

在大城市内卷的另一面,则是农村逐渐“被抛弃”的现状。

城市的虹吸效应加剧了农村人口、资金、技术等资源的流失,不少农村宅基地已经闲置,农业也变得逐渐边缘化,而农村的人口结构,也越来越“老龄化”、“空心化”。

过去,以农村的环境和发展程度,难以提供太多需要高学历、现代化技能的工作岗位,高学历人口逃离农村不可避免。

然而,日益便捷的高速交通与互联网,已缩短了城乡的空间距离,也逐渐打破了城乡间的信息壁垒。

同时,现代种植业、养殖业、农林产品加工业以及流通、电商的逐渐繁盛,也让农村,反而出现更多的机遇,成为了就业新蓝海。

而这些产业,又往往处在初级阶段,需要引入精细化经营、科技赋能、贸易方式等改善。

这样一来,具备有专业知识,有市场意识,并且接纳新鲜事物能力高的年轻人,反倒成了农村新产业里的“对口人才”。

回到农村,更有国家政策层面作为号召。

在2017年的十九大报告中,将“三农”问题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誓要解决农业农村农民这一关乎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

2018年2月4日,国务院公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201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2019年3月,在共青团中央的组织下,志愿者暑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正式拉开大幕。

相关政策的下发,不仅向年轻人发出了回乡、下乡的号召,也让回乡创业的年轻人有了切实的福利。

广东省为志愿服务乡村振兴行动提供9.7亿资金,计划用4年时间面向全国招募1万名高校毕业生;成都则为返乡就业创业大学生提供免费培训,并为他们设立23个返乡青年大学生就业创业服务站,专门打造了23个创业孵化空间;自2018年,浙江省为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大学毕业生提供每人每年1万元补助,目前已补贴大学毕业生近2000人……

可以说,各个省市,要人给人,要钱给钱,正全力为返乡创业的年轻人铺平道路。

截至今年3月,根据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数据:全国返乡入乡创业人数累计达到1120多万,其中创办项目80%以上是乡村一二三产融合项目。

越来越多年轻人,已经真正融入到乡村振兴当中。

志愿者的到来,是一场乡村与志愿者的互惠互利。

云南省元阳县,拥有着举世闻名的世界文化遗产——哈尼梯田。身处哈尼梯田核心区的阿者科村,由于其独特的村落景观,成为第三批国家级传统村落。这样的地理优势,理应产生优秀的旅游产业链。

然而由于村落空心化严重,传统生产生活方式难以为继,村内环境堪忧,旅游接待散漫无序,导致阿者科村一度成为典型的贫困村。

2018年1月,中山大学旅游学院组织团队到此地进行实地调研,专门为阿者科村编制了《阿者科计划》,并且每年派一名硕士研究生驻村,以推动计划的执行。

通过科学的研究介入村庄社会治理,阿者科村本土资源的内在活力被逐渐激活,村民们被组织了起来,居住环境得到改善、传统村落得到保护、旅游业也得到进一步拓展实现增收。

2019年3月,阿者科村实现了第一次旅游分红,截至今年5月,阿者科村已经先后进行过6次分红,共计分红78.51万元。再加上平时经营旅游业获得的工资,阿者科村成功脱离贫困,成为“全球百强旅游减贫案例”。

与此同时,团队中正在硕博连读的驻村研究员小杨,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敲定出自己博士论文的框架。

这样的案例,已经很难去说是谁在帮助谁,而谁有改变了谁。

东北林业大学林学院的教授邹莉,对此有更深刻的认知。

曾经,很多人认为,一种科技手段只有彻底搞清机理后,才能付诸实践。

邹莉通过多年助农扶贫的技术指导后发现,只要确定一种成果能够帮助实现稳产高产,并且对环境、作物等没有害处,那么,在研究清楚应用场合、用量、环境条件等前提下,就可以大胆应用、跟进研究。

例如,种植在干旱地区的樟子松会出现衰退病,邹莉的团队发现,把血红铆钉菇打碎作为肥料,能较好地避免病害。虽然原理暂时还没搞清楚,但这样在“田间地头”的科研项目,同样使得邹莉多次获得科学进步奖。

当研究与实践越来越契合,农村的潜力也就被发掘出来,新的机遇与蓝海也一同出现。

在抖音上形象朴素的石嫣,已经做了多年的有机农场知识分享,镜头中看起来一副农民打扮的石嫣,其实有着丰富的学术背景: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博士、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博士后。

曾经的石嫣一度抵触自己的专业,总认为自己未来的出路只能是去高校任教,可随着对现代化农场的逐步深入了解,石嫣找到了创业的思路——CSA模式。

所谓CSA模式,简单理解就是生态有机农场,但因为去除了中间商、产品品质提高、生产风险较小,因此CSA模式的收益更大。

如今,石嫣与团队已经在北京郊区建成了260余亩的农场,为1500个家庭提供绿色蔬菜配送。同时,她还积极组织CSA联盟,为全国各地的新农人提供技术支持与销售平台。

在石嫣的影响下,有位曾在北京某时尚媒体做化妆师的新农人学员,也放弃了大城市的繁华,回到安徽老家做起了生态莲子的生意。

在石嫣刚创业时,国内的CSA农场屈指可数,可如今,CSA农场数量已经超过了300家。

与石嫣做法相似的,是一批有实践经验的大学毕业生,正逐渐成为规范化农民合作社和农业企业的领头人。和传统农民相比,这群被称为农创客的新农民,具备更强的沟通协调能力、组织指挥能力、创新创造能力,以及品牌意识、市场洞察力。

如今,全国农民合作社已经超220万家,其中已有10.8万家农民合作社开始打造品牌。这些合作社已经带动全国近半农户的收入提升,比如贵州省毕节市的南方马铃薯专业合作社,连续几年来,已经引领成员收入增长超15倍。

拥有科技和现代经营理念赋能的新型农业合作社,已成为引领农户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的重要力量。

农村的巨大发展潜力,不仅吸引了年轻创业者,也吸引了企业。2021年3月,华为“养猪”就成为热议话题,除华为外的大量互联网、房地产企业也都在进行着跨界“务农”。

很多企业开始协助培养乡村人才。2021年,腾讯就与农业农村部签署了“耕耘者”振兴计划战略合作协议,出资5亿元,用来合作培训乡村治理骨干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

在各互联网大厂的技术支持下,“互联网+现代农业”的新产业模式正在成型,人工智能、云计算、视频技术、语音等技术,已经被引入农业的各个环节。

在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的湖羊智慧循环产业园中,羊的数量、饲料,羊舍内的湿度、温度、氨气、硫化氢气体都可以进行实时监控,同时通过遥感技术可以进行精准调控。在利用这些手段以后,可以从以前每个人养10头羊到如今每人能够轻松管理3000头羊。

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的生产方式,从来不会自动与农业结合。在各个时代,它都需要有人做先导者,有机制做保障。今天,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一批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承担了这个角色。

而在城乡一体化、城乡人力资源双向流动机制保障下,在政府、企业、大学的政策、资金、技术、人才支持下,农村正在走出落后与封闭。

在不远的未来,农村将不再是落后的代名词,而是现代生活的另一种方式。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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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下乡了

越来越多年轻人,已经真正融入到乡村振兴当中。

文|华商韬略

今年3月,农村农业部发布了一项数据:全国返乡入乡创业人数,累计达到1120万人。

从高校到大型企业,从一线城市到三四五线城市,越来越多年轻人,正走向田间地头、山林深处。

2021年8月,在武汉江夏区的一个村子,一辆“遥控坦克”开进了村里的玉米田。

这是一辆遥控巡检机器人,通过摄像头,田间的作物状况被实时传送到手机端,采集到的图像,用来自动分析作物的长势和病虫害情况。

这样的新鲜玩意,通过改装,甚至可以在水稻田里进行巡检。

将“遥控玩具”与农业相结合,是武汉工程大学的志愿者们想出来的“鬼点子”。

武汉工程大学的志愿者到农村去,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2019年3月,共青团宣布力争组织超过1000万人次大中专学生,参与志愿者暑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

为了响应“新青年下乡”,武汉工程大学从师生中选拔了一批志愿者,组成了科技支农团。

这些志愿者的专业虽然看似与农业相隔甚远,却为农业带来了更全面、更新颖的跨界解决方案。

通过大量走访,实地采集土壤和水样样本,进行实验室检测和大数据分析,支农团的志愿者们专门开发出一款APP,实时上传所有的农业相关数据,以帮助农户和相关企业获得更为全面的农业信息,建立有针对性的种植方案。

如今,江夏区的农户们,已经开始根据这些相关数据,来决策化肥的施用亦或是农作物的种植。

比起利用暑假期间短期志愿“下乡”的科技支农团,在广东遂城镇,石家敏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做了三年志愿者,对于遂城镇分界小学的学生们来说,他是“无所不知”的“石头哥哥”。

在石家敏看来,自己只不过做了很多的小事。

石家敏曾在学校中组织过一场趣味运动会,这种城市中很寻常的校园活动,却是这间乡村小学的第一次。这些信息闭塞的孩子们,还是第一次知道百米赛跑和跳远的具体形式。

在中秋节时,石家敏还曾组织孩子们给父母写信。当地很多孩子都是留守儿童,对于他们的父母来说,这是多年来第一次看到孩子写的字、画的画。甚至有父母特意从学校要来石家敏的电话,亲自表示感谢。

在农村,留守儿童现象只是众多困难之一,许多地区的贫困,才是最大的痼疾。

广东省汕头市的梅径村,曾因缺乏良好的产业,人均年收入低下,一度被人们称之为“没劲”村。

深圳大学毕业的钟泽铃是梅径村扶村工作队的一员。2021年,钟泽铃从实验室走向田野,协助工作队将四百箱蜜蜂落户在梅径村。

为帮助梅径村的蜜蜂产业,钟泽铃需要时常早起,与养蜂人一起工作。在采蜜期,她跑遍了周围的山路调研蜜源是否充足,如果恰逢阴雨天,还需要检查蜜蜂的健康状况。对于当地刚刚接触蜜蜂产业的农民们,这些知识既难以快速掌握,又是必需的。

在工作队的努力下,梅径村的蜜蜂产业发展迅速,仅仅半年时间400箱蜜蜂就产出蜂蜜超过4000斤,有效提高了当地人的收入。

类似这样的景象,在广东农村接连上演。

根据相关数据显示,今年广东一省有2万余人报名“志愿服务乡村正兴行动”,在8月份,4000名大学生被选拔成为志愿者。

放眼全国,自2019年共青团引发《关于深入开展乡村振兴青春建功行动的意见》至今,已经有千万余人次,参与到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假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

在知乎上,有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不考虑薪水尊严面子,你最想从事什么工作?

答案中,“回归农村”竟然成为高频词汇,而排在“回归农村”前的,仅有“老师”、“学生”。

这个答案的背后,有一个高度共识,年轻人正对城市压力感到不满。

在麦可思发布的《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中,本科毕业生选择在一线城市就业的比例,从2015届的26%下降至2019届的20%。其中最夸张的当属郑州——每4个人去到北上广深,就有5个人逃离北上广深。

根据《北京人口蓝皮书》显示,自2015年以来,北京市常住外来人口持续呈现负增长。

在大城市里,学历的逐年“贬值”,是重要原因之一。

正常来讲,一座城市的人才结构,应该是金字塔式,学历相对低的占绝大多数,学历越高占比越少,这样才最为合理。

但根据2019年的数据显示,在北京2100多万常住人口中,有近1100万人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占比超过50%,其中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口超过35%,高学历人口密集度全国第一。

高学历人口密集度第二的位置属于上海——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比超过30%,其中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18%。

和全国水平相比,这是绝对的高比例:全国受过大专以上学历的人数,总共才2亿多人,大约仅占中国14亿人口的14%。

这样的现状,使得大城市内卷加剧,高学历挤占相对低学历人员的工作机会,既造成了教育和人才的双重浪费,也使得大城市的年轻人口就业压力越来越大。

在大城市内卷的另一面,则是农村逐渐“被抛弃”的现状。

城市的虹吸效应加剧了农村人口、资金、技术等资源的流失,不少农村宅基地已经闲置,农业也变得逐渐边缘化,而农村的人口结构,也越来越“老龄化”、“空心化”。

过去,以农村的环境和发展程度,难以提供太多需要高学历、现代化技能的工作岗位,高学历人口逃离农村不可避免。

然而,日益便捷的高速交通与互联网,已缩短了城乡的空间距离,也逐渐打破了城乡间的信息壁垒。

同时,现代种植业、养殖业、农林产品加工业以及流通、电商的逐渐繁盛,也让农村,反而出现更多的机遇,成为了就业新蓝海。

而这些产业,又往往处在初级阶段,需要引入精细化经营、科技赋能、贸易方式等改善。

这样一来,具备有专业知识,有市场意识,并且接纳新鲜事物能力高的年轻人,反倒成了农村新产业里的“对口人才”。

回到农村,更有国家政策层面作为号召。

在2017年的十九大报告中,将“三农”问题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誓要解决农业农村农民这一关乎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

2018年2月4日,国务院公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201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2019年3月,在共青团中央的组织下,志愿者暑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正式拉开大幕。

相关政策的下发,不仅向年轻人发出了回乡、下乡的号召,也让回乡创业的年轻人有了切实的福利。

广东省为志愿服务乡村振兴行动提供9.7亿资金,计划用4年时间面向全国招募1万名高校毕业生;成都则为返乡就业创业大学生提供免费培训,并为他们设立23个返乡青年大学生就业创业服务站,专门打造了23个创业孵化空间;自2018年,浙江省为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大学毕业生提供每人每年1万元补助,目前已补贴大学毕业生近2000人……

可以说,各个省市,要人给人,要钱给钱,正全力为返乡创业的年轻人铺平道路。

截至今年3月,根据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数据:全国返乡入乡创业人数累计达到1120多万,其中创办项目80%以上是乡村一二三产融合项目。

越来越多年轻人,已经真正融入到乡村振兴当中。

志愿者的到来,是一场乡村与志愿者的互惠互利。

云南省元阳县,拥有着举世闻名的世界文化遗产——哈尼梯田。身处哈尼梯田核心区的阿者科村,由于其独特的村落景观,成为第三批国家级传统村落。这样的地理优势,理应产生优秀的旅游产业链。

然而由于村落空心化严重,传统生产生活方式难以为继,村内环境堪忧,旅游接待散漫无序,导致阿者科村一度成为典型的贫困村。

2018年1月,中山大学旅游学院组织团队到此地进行实地调研,专门为阿者科村编制了《阿者科计划》,并且每年派一名硕士研究生驻村,以推动计划的执行。

通过科学的研究介入村庄社会治理,阿者科村本土资源的内在活力被逐渐激活,村民们被组织了起来,居住环境得到改善、传统村落得到保护、旅游业也得到进一步拓展实现增收。

2019年3月,阿者科村实现了第一次旅游分红,截至今年5月,阿者科村已经先后进行过6次分红,共计分红78.51万元。再加上平时经营旅游业获得的工资,阿者科村成功脱离贫困,成为“全球百强旅游减贫案例”。

与此同时,团队中正在硕博连读的驻村研究员小杨,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敲定出自己博士论文的框架。

这样的案例,已经很难去说是谁在帮助谁,而谁有改变了谁。

东北林业大学林学院的教授邹莉,对此有更深刻的认知。

曾经,很多人认为,一种科技手段只有彻底搞清机理后,才能付诸实践。

邹莉通过多年助农扶贫的技术指导后发现,只要确定一种成果能够帮助实现稳产高产,并且对环境、作物等没有害处,那么,在研究清楚应用场合、用量、环境条件等前提下,就可以大胆应用、跟进研究。

例如,种植在干旱地区的樟子松会出现衰退病,邹莉的团队发现,把血红铆钉菇打碎作为肥料,能较好地避免病害。虽然原理暂时还没搞清楚,但这样在“田间地头”的科研项目,同样使得邹莉多次获得科学进步奖。

当研究与实践越来越契合,农村的潜力也就被发掘出来,新的机遇与蓝海也一同出现。

在抖音上形象朴素的石嫣,已经做了多年的有机农场知识分享,镜头中看起来一副农民打扮的石嫣,其实有着丰富的学术背景: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博士、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博士后。

曾经的石嫣一度抵触自己的专业,总认为自己未来的出路只能是去高校任教,可随着对现代化农场的逐步深入了解,石嫣找到了创业的思路——CSA模式。

所谓CSA模式,简单理解就是生态有机农场,但因为去除了中间商、产品品质提高、生产风险较小,因此CSA模式的收益更大。

如今,石嫣与团队已经在北京郊区建成了260余亩的农场,为1500个家庭提供绿色蔬菜配送。同时,她还积极组织CSA联盟,为全国各地的新农人提供技术支持与销售平台。

在石嫣的影响下,有位曾在北京某时尚媒体做化妆师的新农人学员,也放弃了大城市的繁华,回到安徽老家做起了生态莲子的生意。

在石嫣刚创业时,国内的CSA农场屈指可数,可如今,CSA农场数量已经超过了300家。

与石嫣做法相似的,是一批有实践经验的大学毕业生,正逐渐成为规范化农民合作社和农业企业的领头人。和传统农民相比,这群被称为农创客的新农民,具备更强的沟通协调能力、组织指挥能力、创新创造能力,以及品牌意识、市场洞察力。

如今,全国农民合作社已经超220万家,其中已有10.8万家农民合作社开始打造品牌。这些合作社已经带动全国近半农户的收入提升,比如贵州省毕节市的南方马铃薯专业合作社,连续几年来,已经引领成员收入增长超15倍。

拥有科技和现代经营理念赋能的新型农业合作社,已成为引领农户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的重要力量。

农村的巨大发展潜力,不仅吸引了年轻创业者,也吸引了企业。2021年3月,华为“养猪”就成为热议话题,除华为外的大量互联网、房地产企业也都在进行着跨界“务农”。

很多企业开始协助培养乡村人才。2021年,腾讯就与农业农村部签署了“耕耘者”振兴计划战略合作协议,出资5亿元,用来合作培训乡村治理骨干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

在各互联网大厂的技术支持下,“互联网+现代农业”的新产业模式正在成型,人工智能、云计算、视频技术、语音等技术,已经被引入农业的各个环节。

在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的湖羊智慧循环产业园中,羊的数量、饲料,羊舍内的湿度、温度、氨气、硫化氢气体都可以进行实时监控,同时通过遥感技术可以进行精准调控。在利用这些手段以后,可以从以前每个人养10头羊到如今每人能够轻松管理3000头羊。

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的生产方式,从来不会自动与农业结合。在各个时代,它都需要有人做先导者,有机制做保障。今天,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一批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承担了这个角色。

而在城乡一体化、城乡人力资源双向流动机制保障下,在政府、企业、大学的政策、资金、技术、人才支持下,农村正在走出落后与封闭。

在不远的未来,农村将不再是落后的代名词,而是现代生活的另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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