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员们漫步于奥林匹克公园，口袋里揣着它们叮当作响。志愿者把它们别在证件带上，和记者们交换。

在飞往里约的航班上，我看到一位衣着讲究的男士，他头戴费多拉帽，上面夹了二十几个这样的东西，显得格外张扬。

它们就是奥运纪念章。

在里约，它们已经是一场蓬勃发展的物物交换活动的中心。“它就是奥运会上的货币。”来自美国密苏里州的丹·贝克（Dan Baker）说。一大批纪念章发烧友都在奥林匹克公园展示自己的宝贝，贝克算是其中比较资深的一位。

“它比钱都管用。有些地方可能花20美元都进不去，但拿出一枚纪念章就搞定了。”

纪念章交换可以追溯到现代奥运会的发端之际，1896年的奥运会生产了三种纪念章：一种面向裁判，一种面向运动员，一种面向官员。其产量在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出现飙升。纳粹制造了数以百万计的纪念章，作为微型政治宣传材料。

时至今日，收藏纪念章已不是什么难事。几乎每一个参赛国家都会带来成箱成箱的徽章，有的还针对特定比赛项目，比如今年德国自行车队的纪念章。不少国家的记者团也有自己的徽章。有国际奥委会发放的正式徽章，也有见人就送的赞助商纪念章。

有的纪念章颇显廉价，比如我从巴西最大银行布拉德斯科（Bradesco）一名公关代表那里拿到的纪念章。但大部分都美得出人意料，都是小巧的领章，细节精致，色彩绚丽。

这样的纪念章究竟有多少？谁都说不清楚。光是这三天来，我看到的就已经有数百种。

像贝克这种发烧友级别的收藏者是最引人注目的，但交换这件事人人都有参与。志愿者和记者交换；记者之间彼此交换；运动员和运动员交换，或给出租车司机当小费。

奥运会开幕式前几个小时，在马拉卡纳体育场外，我看到一名埃及运动员从口袋里掏出一大把徽章。

之后又看见一个摩尔多瓦人，想和美国奥组委的一名官员交换，但对方拒绝了，他瞬间就变得垂头丧气。这些纪念章搜寻者何尝不知胜利的喜悦与失败的痛苦。

贝克认为，纪念章交换活动是由他发起的，这始于1980年普莱西德湖冬奥会。当年冬奥会开幕前，他在和人打扑克时，赢了很多纪念品，其中包括不少纪念章。

后来贝克发现，许多游客都戴着纪念章，有的还提议交换。因为无处可放，贝克就把它们别在了帽子和背心上，大家见了都羡慕不已。渐渐地，他走上了纪念章交换之路。里约奥运会是他参与的第18届奥运会，中间从未中断过。

“这很容易上瘾。”他说，“就好像那个捕捉宠物小精灵的游戏，抓到新的就特别兴奋，一心想再抓一个。”这个比喻也非常应景：听说在本届奥运会上，最抢手的纪念章就出自日本的一个记者团，上面有一只皮卡丘。

正当贝克向我解释纪念章交易中的供需情况时，一个身穿美国队队服的人把手伸到贝克面前，“这个你肯定没有。”他说。

“这章漂亮。”贝克说。上面有宝马公司为美国残奥代表队设计的碳纤维轮椅，前轮还会滚动。“它还会动！”贝克喜出望外。这时，只听旁边另一名纪念章收藏者朝这人喊道，“还有吗？”

纪念章交换都本着“什么都好说”、“喜欢什么随你挑”的精神。大家把展示徽章的塑料泡沫板装在背包里，比赛一结束就拿出来交换。凡是拿出来的都可以换，私藏的徽章都在家里好好藏着呢。

因为是交换，奥委会官员对他们也无话可说——但谁要敢公开销售纪念章，肯定会被请出奥林匹克公园。

不过，物物交换不可避免地会演变成直接贩售，尤其是在奥运会临近结束之时。贝克五味杂陈地说起一件往事：在索契冬奥会上，一个穿着貂皮大衣、头戴貂皮帽的俄罗斯人花1000美元，从他那里买走了十几枚纪念章。

对收藏纪念章这件事，贝克可是认真的。他坐车逐一造访每个国家代表团的驻地，才三天，就已经向一位Uber司机支付了500雷亚尔的路费（约合1050元人民币）。他觉得，每个地方30分钟就够他完成交换了。

他最喜欢的那些纪念章都承载着特殊的回忆——与远到而来的人交谈，或者在特别情况下发生的交换。

他记忆最为深刻的是一场没有发生的交换，那是在1980年冬奥会上，有人问他要不要美苏冰球比赛的门票，贝克回绝了，说不想看美国队输掉。

结果，美国奇迹般取胜。“本来能换到好东西的。”他说。

翻译：雁行

来源：WIR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