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的一位医生告诉界面新闻，七月以来，儿科看诊量持续增加，除了意外伤害的数量上升较快，皮肤病、呼吸道疾病、肠胃道疾病的门诊量也暴增，门诊医师平均每人每天要看近百位病人，比去年有所增加。

为应对暑期门诊高峰，上海、北京、广东等多地的儿科医院近期均启动了门诊应急方案，通过增设门诊科室、增加出诊医生号源、延长工作时间等，来确保患儿就医需求。

即便如此，儿科严重供需不足的矛盾仍然难以化解。

瑞金医院是上海黄浦区极少数开设24小时儿科的三甲医院。到了晚上9点多，小患者仍不少，排队等候半小时以上才能轮上看诊。对大部分家长来说，这个等候时间已经是可以接受的了，在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上海市儿童医院这些专业医院，忙的时候，排队起码要两三个小时。

儿科门诊大厅内此起彼伏的哭声往往要持续到半夜，人一拨拨地涌进诊室，一个孩子标配是两个家长陪，也常有四个家长的，把诊室围得水泄不通。看诊的时间非常有限，医生力求迅速而准确地判断病情，但很多病状需要依靠患儿家长的描述，家长们生怕遗漏，希望尽可能地延长问诊时间，以便更详细地描述病情，许多病患矛盾也就此发生。

这种状况已经成为公立医院儿科的常态，对患者来说是就医环境不佳，对医生来说，工作压力大、风险系数高，收入也比其他科室少，这也使得在过去十多年中，儿科医生数量持续减少，综合医院的儿科不断萎缩，进一步加剧了儿科供需不平衡和就医环境的恶化。

据《2015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数据显示，全国每一千名儿童仅有0.43名儿科医生，远低于发达国家0.85~1.3人的水平。此外，一份来自中国医师协会儿科医师分会2008年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每个儿科医生要照顾近4000名儿童，而在德国和美国，这一数字分别是300和400。

儿科医生的短缺，极大影响了儿童复杂疾病的研究和治疗水平。即便是日常工作中，儿科医生日均承担的门诊人次数约为17人次，是其他科室医生工作量的2.4倍。随着中国“二胎”时代的到来，儿科医生供不应求的状况很难在短时间内扭转。

更严重的是，整个儿科医疗体系出现了空白。

不久前，上海市儿童医院党委副书记黄敏在一次医学论坛上提起了一起特殊的病例。一位7岁的脑瘤患儿，因为错过了手术时机，很可能就无法再医治了。

特殊之处不在医学层面。黄敏说，这位患儿3岁多就查出了脑瘤，因年龄太小无法实施手术，医生建议，等孩子长大一点再观察，进而决定手术时间，但一耽搁三年，脑瘤已经长得太大。

“这是儿科医疗服务体系的功能缺位造成的，在现有体系中，没有一方能够对这样的患儿起到随访、监督的作用，医院和医生没有精力和时间去做，学校和社区也承担不起专业的监督，但这一功能恰恰对儿童患者是十分重要的。”黄敏说。

黄敏认为，这种公立医疗体系出现的空白，很可能需要更多市场的力量去填补。

事实上，近几年私立儿科医院的崛起，以及儿科家庭医生的出现，正在扮演起填补空白的角色。

瑞金医院一位工作了15年的医生说，这些年，离职的儿科医生很多去了私立医院，“出走医生”经常说：“我想当儿科医生，但我想当一个体面的儿科医生”。

这是一个很现实同时也有着理想主义色彩的状况。私立医院收费较高，医生收入大增，不少私立医院还有“看一个病人保证半小时”等明文规定，这让医生看病从容，医患充分沟通，矛盾与误解也少了。

近年来，仅在上海，私立儿科医院就展现出燎原之势，越来越多的三甲医院资深儿科医生开始加盟到私立医院或诊所，中产阶级的年轻家长也更青睐于私立儿科医院。

唯儿诺就是崛起最迅速的其中一家私立儿科诊所，从2014年在上海古北开出了第一家唯儿诺儿科诊所，此后两年内，再在上海的黄浦区和浦东新区也分别拥有唯儿诺儿科医疗团队，深圳以及杭州的诊所也即将开业。

据唯儿诺CEO刘潇潇介绍，唯儿诺是最典型的美式医疗机构，参考美式儿保，融合中西育儿的儿保模式，让美式私家医疗可以因地制宜。这种理念包括遵循循证医学、不过度治疗、不过度用药、就医环境温馨以及跟踪式医疗服务等多个层面。

家庭医生的概念在这样的诊所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例如在唯儿诺，会给每一位儿童建立个人档案，其中包括儿童的健康数据、家庭成员的病史、生活习性等，并利用自助开发的手机云端系统，帮助每位家庭成员随时查看健康数据，随时与医生联系，医生会详细地给出建议和提醒婴幼儿保健时间。多数病人会一直跟随同一位医生看诊。时间久了，有的患儿家长和医生也成为了朋友。

唯儿诺的很多医生就来自于上海多家知名三甲医院。事实上，唯儿诺的联合创始人之一就是一位美籍华人医生，在美国行医30多年，将美国先进的私家医疗管理模式体系带入国内，为了打造适合国人的美式医疗服务，唯儿诺不仅吸收了国内三甲医院的资深儿科医生，还与美国费城儿童医院等世界知名医院进行战略合作，开展远程会诊以及转诊合作。

而唯儿诺的本地化也做得相当不错，如果患者需要，也能够帮助患者转诊至国内的三甲医院就诊。

大多数私立儿科医院在设计上也与公立医院不同，这些医院往往不再是冰冷的白色，而是用色彩的点缀、多样的玩具、阳光透射的巨大整排落地窗，营造出舒心温馨的就医环境。

实际上，这种设计的意义并不止于表象。由于幼儿无法像成人一样为医生诊疗提供有效信息，儿科又被称为“哑科”，要求医生花更多时间与患儿家属沟通，以获取更多准确的信息。另一方面，很多研究也表明，孩子在就医过程中的恐惧感和抵触情绪越小，越有助于疾病的恢复。

“到大医院去看诊排队又长，又混乱，医师看的时间却很短，付钱的时候也不便宜，”一位已习惯于在私人诊所看病的家长表示，“既然如此，为什么不选择私人医师看诊呢？既能有舒适的环境，还可以跟医师好好请教，提高了看病和治疗的效率，实际上也节约了很多不必要的费用。”

得益于中国中产阶级的崛起，私人儿科医院和儿童家庭医生的潜在市场已经相当庞大。

根据麦肯锡的报告，中国中产阶级是年收入1.15--4.3万美元的人群（对应7.5--28万人民币年薪）。这个人群数从2000年的5百万人，发展到今天的2.25亿人。预计到2020年会增加到2.75亿人，这个人口数字会超过欧洲人口的总和。

上海市的一项调查也显示，本地和长三角乃至全国的高收入人群，对高端医疗均有潜在要求。按照上海高收入人群人均医疗消费金额估算，目前上海高端医疗潜在的市场规模在110亿元左右，考虑长三角和全国来沪就医的高收入人群，上海的高端医疗市场规模将接近300亿元。

而截至2010年，公立医院特需业务收入、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构高端医疗服务收入仅40亿元左右。

近几年，上海、北京、深圳等地中高端私立儿科医院已经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不少公立医院也加入到高端医疗的行业中来。上海国际医学中心今年年初开辟儿科绿色通道，并下调门诊费用至公立医院特需水平以后，儿科看病患儿翻了三倍。

刘潇潇表示，随着市场竞争的发展，包括唯儿诺在内的一批行业领跑者今后势必会将服务定位从高端向中高端发展，同时，国内私立儿科医院也将在竞争中形成更优质的服务，来弥补公立医疗体系的不足。

此外，对于公立医院而言，在市场消化掉部分就诊压力后，公立医院也能更好地着眼于临床研究和科研，以提升我国整体的医学水平。

例如，在儿童肿瘤治疗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在检出时间上存在较大的差距。美国着重疾病预防，很多疾病“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同时由于美国的转诊系统完善，儿童得肿瘤后可以得到及时的救治，所以肿瘤治愈率高。而中国人的就医习惯导致很多儿童肿瘤被发现时都为晚期，而且中国转诊制度不先进所以容易耽误治疗。

此外，美国拥有较为先进的研究体系和基础研究，特别是肿瘤的基础研究可以快速转化为先进的治疗手段，所以病人往往能够得到最先进有效的治疗方法进行医治。而现阶段国内公立医院医生的短缺、医疗体系相关环节的薄弱，都是造成临床科研不力的主要原因。

这些体系的建设，是目前捉襟见肘的公立医院儿科力量难以进行的。从某种程度上，私立儿科医院不仅将填补市场的空白，也将有利于公立医院改革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