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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一来到人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留着鲜血和肮脏的东西。”——卡尔·马克思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导师，马克思，说资本就是罪孽。

“你须为上帝而辛劳致富，但不可为肉体、罪孽而如此。”——马克斯·韦伯

现代最具生命力和影响力的思想家，与卡尔·马克思和埃米尔·涂尔干一起被并列为现代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之一的马克斯·韦伯，说，你不可为罪孽而辛劳致富！

但是，工业革命之后资本主义不仅迅速在西方国家发展起来，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依然在国际经济市场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而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影响着国际经济局势。

所以，是什么原因支持着资本主义在这些国家稳定地发展？马克斯·韦伯将原因归结为新教伦理。他最为认可的新教是指加尔文宗的新教，其教义为“谁被上帝救赎，谁被弃绝，全由上帝预定，只有上帝的‘选民’才能得救，并产生信心而称义，只有自律、节俭、辛勤工作才能赢得上帝的恩宠和挑选。”

基督教从天主教发展到新教，就是把全部理想世俗化，并且赋予这些行为正面的精神以及道德的涵义——将个人努力贡献给上帝。其中内在的逻辑就是肯定了个人价值，支持理性的追求经济利益以及世俗的活动。这是新教的诞生与资本主义精神萌发的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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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将“资本主义的精神”定义为一种拥护追求经济利益的理想，并且这种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特征之一就是：这种经济是以严格的核算为基础而理性化的，以富有远见和小心谨慎来追求它所欲达的经济成功”。资本主义的萌芽与发展都可以说是来源于新教教义的精神。

新教教导人们要努力工作才能得到救赎，呼吁人们攒钱投资，于是乎新教信徒越来越有钱，又正值资本主义萌芽发展阶段。也就是说，新教的伦理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找到了合理解释。所以，马克斯·韦伯认为，宗教改革实质上是一场使神圣的宗教世俗化的运动。

随着城市中产阶级队伍的壮大，贵族不再掌握着对宗教、法律以及国家制度的绝对解释权，中产阶级也不愿意继续生活在贵族的蒙蔽和压迫之下，于是新教的出现为他们的行为找到了合乎道德的解释。

同时，职业思想引出了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教理：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载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

天职和现实奋斗的结合，令新教能适应资本主义的发展，将自己的职业和经营视为对上帝的一种责任。这就形成了西方社会的现代财富观。

在任何一项事业背后，必然存在着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尤为重要的是，这种精神力量一定与该项事业的社会文化背景有密切的渊源。普遍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来自于海外殖民地的占领。那么，是什么推动西方人去探索新大陆？其中就有宗教因素。

一方面，他们为了追求宗教理想而殖民。宗教改革时间还不长，新教还没有广泛地传播，清教徒希望向外传播上帝的福音，以新教思想教化其他民族。并且希望在《圣经》的指示下，在新大陆建立理想的基督王国。

另一方面，清教徒为了躲避宗教迫害而移民。持续不断的宗教斗争让西方国家变得不安定，为了寻求宗教自由躲避宗教迫害，海外殖民成了一条出路。

最后，宗教改革后，天主教在政治和经济上对清教徒进行封锁，为了寻求出路而不得不开始海外殖民。在新教“节俭、勤奋”的教义带领下，清教徒们通过省钱和海外殖民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后面的故事就是大家都熟悉的，资本主义的不断扩张和财富的不断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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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另一个反例国家是土耳其。土耳其曾经将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硬生生掰成一个世俗化国家，然而还未尝到多少经济发展带来的甜头，宗教主义正打着“民主”的旗号在这个国家复辟。

是因为伊斯兰教的背景不支持资本主义的萌发吗？ 我们不妨先来看看看伊斯兰教的教义。

伊斯兰教义主要由三部分构成：1、基本信仰，指信真主、信天使、信经典、信使者、信后世、信前定。2、宗教义务，指穆斯林必须完成的五项基本功课，简称念、礼、斋、课、朝。3、 公益与善行，指穆斯林必须遵守、履行《古兰经》和先知穆罕默德为人类制定的行为规范与公益义务。

并且，古兰经里面对人类社会的制度、法律、生活方式都仔仔细细地做出了完善的规划，穆斯林只要按照指示去生活就好。可以说这一个“出世”的宗教，跟现世的生活工作关系不是很大。

如果说，宗教信仰所指示的方向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内部驱动力。那么，新教驱动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但伊斯兰教教义与资本主义则可以说是几乎没有关联的。这就可以解释，土耳其的“世俗化”国家总是会走向宗教的专制——民族文化所内化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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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们还可以反观中国。19世纪可以说是世界格局的大分流，西方国家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而中国最后却摸索出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那么为什么中国的资本主义会败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实不仅仅是原始积累没赶上好时候。

在当时，中国社会是已经出现了一部分中产阶级抑或是小资家，也出现了诸如西方股份制大公司的雏形，整个中国的经济能力在世界范围内还是很可观的。问题是，在对外殖民的过程中，西方国家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得以使用暴力，激进的方式进行领土的扩张，而中国政府的消极态度让海外的中国商人吃足了亏。所以最终，在原始积累的问题上，中国落后了。

同时，的确中国的“重仕轻商”的儒教思想和传统是难以改变的，财富的多寡并不是当时中国人的最主要的追求。由此，无论在客观现实上，还是在宗教层面，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被扼杀了。

但是后来的中国其实也出现了一套“新教伦理”——由新式教育学派发起的“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新文化运动。而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经济制度在一次次经济危机的考验下也被证明了是适合这个民族的。

而中国人的财富观，大概也就在一次次思想革命、经济危机的动荡中被不断重塑，也大概在等待一个更为强大的“新教义”、“新信仰”来引领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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