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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郑萃颖
在“双碳”目标提出的过去两年里，国内对于相关话题的讨论也逐渐火热。不同企业都在推出自己的ESG报告，各大金融机构作出相应的绿色金融实践，碳市场的法律法规也在推进过程中。界面新闻近日采访了昆山杜克大学可持续投资研究项目主任、杜克大学尼古拉斯环境学院环境经济学副教授张俊杰。
张俊杰是环境经济学学者，研究课题涉及空气污染、能源转型和气候变化。作为昆山杜克大学环境研究中心和国际环境政策硕士项目的主要发起和创办人，张俊杰也是绿色金融60人论坛的首席经济学家、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经济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尼古拉斯能源环境与可持续研究所的顾问委员。
在本次采访中，他分享了对于央国企ESG实践的一些看法。他提到，对于央国企，本土化的ESG评价体系会与国际上的评价结果不同，尤其是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方面有不同的侧重点。针对评价体系的差异，张俊杰指出，首先要追求共识，其次要看企业的服务对象和经营市场。
他指出，在现阶段，ESG首先是企业治理的工具，“通过信息披露的方法，来评估企业非财务指标表现的好坏”。
随着“双碳”目标的提出，国内对ESG、绿色金融、碳市场等话题的讨论也逐渐增多。张俊杰研究了自2013年我国区域碳市场试点发展带来的碳市场建设经验，以及碳金融工具未来可以发挥的作用。同时，在低碳转型过程中，张俊杰提示，要关注社会公平问题，为利益受损的行业、社区和个人提供帮助，寻找一种“渐进的、稳健的过渡方式”。
以下为采访内容：
央国企ESG实践侧重点不同，ESG发展首先应追求共识
界面新闻：您之前提到我国央国企在ESG信息披露上的动机和民营企业相比会有很大不同，国资委提出央企上市公司要做到ESG披露全覆盖，能否展开讲讲这方面的差别？
张俊杰：企业在推进ESG过程中争议最小的是“E”，环境议题在全国乃至全球具有共识，无论企业的所有制结构如何，对“E”的要求应该是基本一致的。相比之下，“S”和“G”的争议比较多。
对于“G“—公司治理的板块，在公有制背景下，除了财务、董事会决策机制等共通的问题，央企、国企有很强的治理特色。一是思想建设的要求，例如党建、反贪腐等，二是这些企业要和中央的方针政策保持高度的一致。其他国家的投资人与研究者可能无法完全理解这一中国特色的治理体系。
“S”这一块，中国企业有不同的侧重点。当然，现阶段中国所关注的社会问题和欧美发达国家所关注的社会问题存在共通点，比如与消费者的关系、保护员工权益、社区关系以及提升供应链韧性。
不同的地方在于，这几年我国ESG实践中在社会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的侧重点。第一，国产替代：很多国内企业希望把更多的技术生产研发放到国内。第二，共同富裕：企业如何对落后地区进行帮扶。第三，公共卫生：尤其是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中国企业所承担的社会责任。
央企和国企在中国并不仅仅是经济组织，同时也是实现我们国家重大战略目标的机构组织。因此在评判各类企业的ESG行为时，我们就不可能用同一把尺子去衡量，并且不同阶段关注的问题也不一样。
界面新闻：目前国际上一些权威机构都在推进全球可以统一的ESG评价体系，国内也有声音说要树立本土的ESG评价体系，往后发展会不会出现一些矛盾？
张俊杰：ESG评价体系里很多指标其实都有共识性，首先我们肯定要追求共识。其次，要看这个企业的服务对象和经营市场。同时，如果国内的企业想要走出去，那么也要考虑目的国的法律法规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因此我认为这个问题取决于这个企业是什么类型，它服务的对象和市场又是什么，在这个过程中采取一种相对灵活的态度，寻找更多的共识。
界面新闻：目前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ESG表现和企业的长期资金回报有关，由于资本的逐利性，怎样可以促进资金流向ESG领域，优化ESG的投资策略？
张俊杰：这其实是ESG的一个核心问题。在已知的文献中，大概有一半的研究发现，好的ESG表现与企业的超额回报存在正相关，还有一半并未发现有关联，甚至是负相关的关系。但随着近几年的发展，证明正相关的经验证据在增长。
回到ESG的投资目的上来，第一类是利他目的，完全由价值观来驱动，例如有些机构就无法接受烟草、酒类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类投资即使标的回报再高，有关的机构也不会投，因此其投资回报也可能是低于市场平均值的。但是这类的资产所有者愿意承担相应结果，他希望他的钱用于和其价值观相符的领域。
第二类就是利益驱动。这种类型的投资者认为做ESG是有利可图的，这一类又可以细分为两个方面。首先就是风险管理，认为ESG可以帮助企业避免踩坑，通过ESG指标来判断企业的社会环境责任和公司治理，表现好的企业风险也较小，投资者更愿意投。过去几年也有研究发现，ESG表现好的企业在疫情中表现得更加稳健。其次就是机遇挖掘，过去两年中国国内和碳中和相关的产业得到了很大发展，这类企业其实就是关注“E”这个层面，因此它就得到了额外的发展机会。
界面新闻：不同国家现在对于ESG这个概念也有争论，会把ESG和不同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联系在一起，比如欧美国家有人觉得ESG是社会主义价值观，而国内有人觉得这是西方的价值观。我们应该怎样定义和理解这个词？
张俊杰：ESG这个工具还在发展的过程中，没有完全的全球共识。我认为在现阶段，ESG首先是企业治理的一个工具，通过信息披露的方法，来评估企业非财务指标表现的好坏。目前我们国家A股市场还是自愿披露，很多公司确实是想做一家好公司，将自己和那些不好的公司区分开来，那么ESG就提供了这样一套方法体系。
“强制”还是“自愿”？区分不同绿色议题的重要指标
界面新闻：现如今不论是ESG、碳市场还是绿色金融，这些议题像是在从不同的角度推动我国的低碳转型，您如何看待这些概念的关系？
张俊杰：我认为首先最重要的区分就是强制还是自愿。ESG里面包含了大量的指标，它其实是建立在企业满足了遵纪守法规定之上的。那么如果一个企业本来就应该做到的事情，这就不需要ESG再来披露。尤其对于“E”来说，我觉得这里面所有的指标都应该高出我们现在的法律底线。例如在环境问题里，像空气污染、固废等都有国家层面的法律指引。而像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现在并没有强制要求企业来做，那么如果有企业来做了，它应该受到表扬。
就碳市场而言，它当然和ESG紧密相连，但最大的不同就是，在“E”的温室气体排放方面，国家作出了强制规定。而绿色金融和碳市场更像是一个镜像的关系，绿色金融领域内绝大多数政策都是鼓励性的，如果你比其他企业做得好，那么你就可以得到高出市场平均水平的回报，它同样和ESG有着密切关系。那些表现得好的企业，可以通过绿色金融来获取更低的利率、更长的期限以及更稳定的融资机会。
界面新闻：您之前也做过中国区域碳市场试点这方面的研究，区域碳市场的运行对于建立全国的碳市场有何参考意义和指导作用？
张俊杰：我们刚才谈到，全国碳市场建立的初衷是希望通过强制的手段来促进企业减排。全国碳市场运行以来，可以通过履约率看到这个目标基本实现。同时，碳市场还有另一个目的，希望以最小的社会成本来实现减排目标。但目前全国碳市场交易并不是特别活跃，并且也没有发挥重要的金融属性，因此虽然它实现了减排功能，但没有完全实现以最小的社会成本实现既定减排目标的目的。
自2013年我国区域碳市场试点发展以来，建设过程中为全国碳市场的启动积累了很多经验，包括不同区域、不同经济产业结构和不同的社会认识是怎样影响碳市场发展的。通过过往的经验我们发现，法制化规则做得比较好的碳市场，其发展得也比较好。现在全国碳市场的法规还没有出台，法制化和规范化是碳市场发展的第一步。
此外就是要尊重市场。碳市场本质上作为一个基于市场的政策工具，主管部门需要尊重市场的发展规律。相比碳税，碳市场的优点是其减排量确定，但缺点在于价格上有很大的波动性，因此我们需要关于碳市场的风险管理和价格稳定机制。数据的可信度和透明度同时也是碳市场发展的基石，如果碳市场的数据基础出了问题，那么就会对整个市场的信心造成打击。
界面新闻：您刚才提到，目前我国全国碳市场还没有发挥出重要的金融属性，如何利用碳市场来带动国内绿色金融的发展？
张俊杰：目前国内碳市场只有现货交易，但是企业在做决策时会考虑到跨期优化问题，而碳期货、碳期权可以满足企业跨期配置碳排放权的灵活要求，因此碳金融工具可以帮助企业更好地做出生产经营决策，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获得收益。其次，碳排放本身作为一种环境权益资产，当其金融化以后，可以帮助企业融资，更好地进行资金管理。
现在很多企业并不在碳市场的覆盖范围内，但他们也有相应的需求。例如有企业投资清洁能源，这取决于清洁能源成本和化石燃料成本相对的变化差距。如果有碳金融产品，它可以帮企业规避很多风险，进行更好的投资组合管理。
现在地方上有进行一些碳金融试点，但规模都较小，还没有出现标准化、规模化的产品。之后最快出现的金融产品可能是碳期货，广州期货交易所会负责这方面的事情，还在研究之中。
低碳转型过程中应重视社会公平问题，尽量平稳过渡
界面新闻：在我国低碳转型的过程中，哪些涉及到社会公平性的问题是比较容易忽略的？
张俊杰：我国对公平低碳转型问题的关注重视程度在不断提高。低碳转型有赢家也有输家。对于利益受损的行业、社区和个人，我们可以要通过相应的方式帮助他们渡过转型期，不然就有可能会对社会安定和持续发展造成威胁。例如像央行在推出碳减排支持工具的同时，也提供了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就是希望高碳行业在过渡的时候不要一下失血过多。
每个行业的背后都有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无数家庭个人的生计问题，我们需要有一种渐进的、稳健的过渡方式。现在很多地区在转型的过程中会提供培训项目，让一些人可以重新上岗。低碳转型过程中部分人面临着就业挑战，这些利益受损人群和社区的生计问题需要高度关注。
界面新闻：在气候变化导致经济损失这方面，国际上有没有新的研究发现？目前有没有一个通用的模型来测量经济损失？
张俊杰：气候变化带来的经济影响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气候变化的物理影响，即如果我们现在什么都不做，那么气候变化和未来趋势对我们经济产生的影响；第二类是如果我们采取措施来应对气候变化，那么这些措施会给企业带来多少的转型成本。
过去我们做过一些研究，从三个角度评估气候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第一是对农业的影响，如果我们不采取任何措施来应对气候风险，那么气候变化会对中国水稻、玉米和小麦这三大主粮产量造成重大的影响。第二是对制造业的影响，研究中我们使用的是企业的数据，结果发现气候变化会导致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即生产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就是产业升级与生产力的发展）下降，在投入不变的情况下会降低工业产出，因为目前国内的高温区域其实和制造业活跃的区域有很大重合。第三是对粮食用地的影响，气候变化会改变土地的利用类型，让有些土地变得不适宜耕种，减少耕地面积，影响粮食安全。
应对气候变化主要有两大行动，一类叫减缓，一类叫适应。减缓就是通过减排让气候变化的进展放慢，但在减缓的过程中气候变化仍会发生，那么此时适应就很重要了。例如农业适应气候变化有很多措施，包括选用更加抗高温、抗干旱的种子，以及提高灾害预警技术等。
界面新闻：您过往的研究方向从空气污染、生态资源管理，再到碳市场研究、低碳投资，一直都在跟进当时我国最重要的环境议题，课题转变的心路历程是什么？
张俊杰：其实我一直有一个核心的研究议题，在20多年前我们就开始研究碳市场，我们做的很多研究都和这个有关联。我本人是学经济学的，我关心一项政策，对企业和个人会有怎样的影响，他们又作何反应。因此即使我研究的领域不尽相同，但背后对应的微观行为应对模式应该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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