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婧

徐玉玉事件的出现让电信诈骗成为整个社会的痛点，但比起受莆田系竞价排名之害的魏则西，前者的悲剧没有任何机构出来担责，哪怕是一个道歉。我们看到媒体的频繁报道不仅推动了公安的办案效率，也加剧了人们对信息安全、诈骗防御、金融教育等方面的思考。此情景下，运营商不可避免地沦为公众抨击点之一。那么每逢电信诈骗大案就会被揪出来骂一轮的他们是确有其错还是被误解了呢？这些批评需要一个合理的立论。

谁让虚拟号码的诈骗变得容易？

171、170等开头的国内虚拟运营商号段是目前电信诈骗的重灾区。长期以来，即使有法律明文规定，其在未实名登记情况下仍很容易买到。这被许多人 归结为电信运营商不作为，进而加大了追责诈骗号码使用者的难度。而另一方面，这些虚拟号码频繁发出诈骗讯息，运营商所提供的“来电显示”等服务中却没有相应的筛查机制，这也让用户很恼火。那么综合这两点，我们可以定罪运营商是在养着这些“黑号”挣话费和短信费了么？其实在“诈骗电话”这一关键环节当中，他们算不上源头，管控自然也就有难度。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实名制的问题，买卡人钻空子是否因为运营商的疏忽。移动、联通、电信三大运营商把部分号段业务承包给虚拟运营商之后，这些号的经营就和他们无关了。从业务立项、资费定价到实名认证那都是该虚拟运营商自己忙活的事儿，三大只负责按合同抽成。所以现在这些虚拟号不实名登记就能买，责任在于虚拟运营商。

而这些不登记就能买到的虚拟电话卡，也不是无主的，是事先就用他人信息兑出来的“伪实名卡”。由于虚拟运营商缺乏线下网点、实名验证多通过在线方式且未与公安系统联网，号贩子只要买足个人信息，就能屯下大量的虚拟号码。此外因为资费优势和普通用户的接受度较低，大部分虚拟号码的市场定位本来就是电信营销。虚拟运营商为了这些电话短信收入，也难免会刻意放松实名买号的要求。因而要清算虚拟号码诈骗泛滥的罪状，源头还是信息泄露和对虚拟运营商的监管不利。尤其是详尽至被哪个大学录取、是不是发放助学金的对象这些信息都能被骗子知道，学校、教育局等机构怎么着也该被查一下了。

另外再进一步说，本人持身份证办的手机卡就一定是自己在用么？花钱请人代办一张有着完全的可操作性，因为卡办完之后，几乎不会再有服务需要核实号码的使用者是不是办理人。而在国外，实名制的追踪是长期和定期的。

诈骗内容的监控难度和筛查成本

如果说从骗子买号的角度看，虚拟运营商要负很大责任；那么在对诈骗号码的监控和筛查上，三大运营商就需要维护普通用户的权益了。

因为很多骗子即使买了虚拟运营商的号码也是用其网络和“改号”软件生成一个新的虚拟号，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仿银行、仿公安、仿航空公司类的假号码， 这些往往是普通用户较难在第一时间鉴别的。此时，电信网络的提供者——三大运营商可以说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来给予用户相关提醒，如美国Twitter一年关了36万个涉恐账号就是就是一个典型。当然我们对运营商的这一要求最根本的还是因为他们收取了“来电显示”的费用。

目前来说，如腾讯、360等公司已经推出了虚拟诈骗号码标记的服务，部分手机厂商也会主动内嵌这些程序。但从监控技术和服务便利性上看，运营商直接 过滤掉或通过显示提醒诈骗电话、短信等，触及的用户面会更大。而这需要三大运营商和公安系统、信息安全公司、手机商等联手操作，也需要正规机构进行电话认证，只靠某一运营商去鉴别和过滤那些“山寨号”是绝对不够的。

厦门市反诈骗中心去年联合当地移动公司研发的诈骗电话自动筛查预警系统，就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此系统能在170/171号段或境外虚拟电话拨入时， 以彩信提醒用户，号码性质及是否曾被用于电信诈骗。数据显示，这一系统启用后的10天，170电话和境外虚拟电话诈骗案件环比前10天下降61.1%和 48%。

而我们看到对电信诈骗控制较好的美日两国，也是由执法、司法部门牵头做了许多工作。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推出一个“拒绝来电名单”的注册服务，居民在官网上注册固话或手机成功后，除了慈善机构、政治团体或电话调查者之外，任何人向这些号码进行电话推销都属非法，居民可以举报。日本警方则会定期在媒体上分析典型案例，公布最新作案手法，指导民众应对。同时也以法律授权银行对可疑账户进行冻结，对受害人的债务减记、受骗金额返回等。

此外，在技术上十分有利防御电信诈骗的是，杜绝“改号”软件的传播。只要骗子无法山寨那些关键号码，他们的欺骗性就会大大降低。而这一任务，还是需要政府部门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