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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海斌:明年政策发力应聚焦在提振内需和稳定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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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海斌:明年政策发力应聚焦在提振内需和稳定房地产

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表示,到目前为止,针对家庭部门直接的纾困政策较为有限,这一点在2023年能不能得到改变是值得注意的问题。

2020年5月4日,湖北宜昌,房地产建设红火。图片来源:人民视觉

记者 辛圆

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日前表示,尽管明年中国经济增速将较今年有所回升,但仍将低于潜在增长水平。财政政策发力方向、房地产政策是否调整是影响明年经济走势的关键因素。

朱海斌周二在由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主办的一场在线活动上表示,受到新冠疫情反复等因素影响,今年中国经济增速可能为3%左右,不及政府年初制定的目标,明年增速将出现回升,但要恢复至5%-5.5%的潜在增速仍有一定难度。

具体到“三驾马车”,朱海斌表示,外需方面,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的背景下,最终需求会明显走弱,过去两年对中国经济起到较大提振作用的出口可能风光不再。明年出口可能是零增长,净出口对经济的贡献预计下降到零。

内需方面,朱海斌表示,投资端看,今年制造业和基建在政策的支持下表现亮眼,增速或都在10%左右,不过明年制造业和基建增速预计会略有放缓,改善的方面主要是房地产投资,下滑幅度或将有所收窄,房地产对于投资的负贡献料将缩小。消费端看,如果明年仍受到疫情影响,居民收入和就业可能仍低位运行,消费复苏势头预计较弱。

在谈及明年影响中国经济走势的主要因素时,朱海斌首先提及了财政政策的发力走向。他认为,需要对明年财政政策是否有足够的能力保障稳增长保持关注,在此背景下,需要将财政资源用在“刀刃上”。

朱海斌称,今年疫情反复对经济产生干扰后,4-8月政府出台了两轮财政刺激政策,整体上看,今年财政刺激政策与2020年相当,但明年财政政策可能心有余力不足。尽管明年的政策表述很可能会延续“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是在实际操作层面,很可能会看到实际广义财政的支持力度会弱于今年。

“今年的预算呈现出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财政刺激里面运用大量的非常规的前后腾挪,包括前几年累计下来的财政资源,尤其是去年四季度发行的专项债在去年并没有使用,而是挪到今年来使用。但这种操作料在2023年较难复制。因此在预算之内,若明年没有了前后腾挪的空间,整体财政刺激力度预计会不及今年。”他说。

朱海斌认为,在财政整体能力受限的情况下,财政政策需要在操作上做出一些改进或改变。“如果评估最近一两年中国的财政刺激政策,有一个领域有很大的改善空间,就是在财政刺激中,到目前为止,针对家庭部门直接的纾困政策较为有限,这一点在2023年能不能得到改变,对于消费端能不能有更直接的财政支持,这是值得关注的问题。”他说。

朱海斌表示,目前中国面临的仍然是内需不足,过去两年,由于外需非常强劲,吸收了很大一部分的国内生产,2023年如果外需走弱而内需仍然疲软,整体供需不平衡的问题会更加突出。

他还指出,明年房地产政策仍有调整的空间,特别是针对房地产开发商流动性的支持。

他表示,虽然去年年底以来房地产政策出现了一系列的微调,但和以往不同的是,政策调整之后并未导致房地产活动的底部反转,从最近一段时间来看,房地产整体下跌的趋势并没有明显转变。短期来看,房地产市场较难快速走出谷底,跟房地产政策调整的力度不足有较大的关系。

“今年的房地产政策主要还是寄希望于购房需求能够快速反弹,因此大量精力集中在降低房贷利率,放松地方的各种管制,比如说购房的限制,中央到地方集中力量保交房。但忽略了针对房地产开发商方面的流动性支持措施,尤其是民营房地产开发商的融资难问题,他们所面临的流动性压力,今年并没有出台非常有力的措施,来缓解行业的融资压力。”

朱海斌称,今年年初迄今,房地产开发商的流动性问题由一些负债率较高、经营风险较大的房企渐渐往经营风险较稳健、负债率较低的民营开发商蔓延,而且流动性风险慢慢演化成信用风险。

“从短期来讲,房地产政策的调整还有更多的空间,如果在这方面做一些修正的话,市场有望在经历了今年颓势后,明年能够在低位回稳,为明年的稳增长提供支持。”他说。

未经正式授权严禁转载本文,侵权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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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海斌:明年政策发力应聚焦在提振内需和稳定房地产

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表示,到目前为止,针对家庭部门直接的纾困政策较为有限,这一点在2023年能不能得到改变是值得注意的问题。

2020年5月4日,湖北宜昌,房地产建设红火。图片来源:人民视觉

记者 辛圆

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日前表示,尽管明年中国经济增速将较今年有所回升,但仍将低于潜在增长水平。财政政策发力方向、房地产政策是否调整是影响明年经济走势的关键因素。

朱海斌周二在由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主办的一场在线活动上表示,受到新冠疫情反复等因素影响,今年中国经济增速可能为3%左右,不及政府年初制定的目标,明年增速将出现回升,但要恢复至5%-5.5%的潜在增速仍有一定难度。

具体到“三驾马车”,朱海斌表示,外需方面,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的背景下,最终需求会明显走弱,过去两年对中国经济起到较大提振作用的出口可能风光不再。明年出口可能是零增长,净出口对经济的贡献预计下降到零。

内需方面,朱海斌表示,投资端看,今年制造业和基建在政策的支持下表现亮眼,增速或都在10%左右,不过明年制造业和基建增速预计会略有放缓,改善的方面主要是房地产投资,下滑幅度或将有所收窄,房地产对于投资的负贡献料将缩小。消费端看,如果明年仍受到疫情影响,居民收入和就业可能仍低位运行,消费复苏势头预计较弱。

在谈及明年影响中国经济走势的主要因素时,朱海斌首先提及了财政政策的发力走向。他认为,需要对明年财政政策是否有足够的能力保障稳增长保持关注,在此背景下,需要将财政资源用在“刀刃上”。

朱海斌称,今年疫情反复对经济产生干扰后,4-8月政府出台了两轮财政刺激政策,整体上看,今年财政刺激政策与2020年相当,但明年财政政策可能心有余力不足。尽管明年的政策表述很可能会延续“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是在实际操作层面,很可能会看到实际广义财政的支持力度会弱于今年。

“今年的预算呈现出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财政刺激里面运用大量的非常规的前后腾挪,包括前几年累计下来的财政资源,尤其是去年四季度发行的专项债在去年并没有使用,而是挪到今年来使用。但这种操作料在2023年较难复制。因此在预算之内,若明年没有了前后腾挪的空间,整体财政刺激力度预计会不及今年。”他说。

朱海斌认为,在财政整体能力受限的情况下,财政政策需要在操作上做出一些改进或改变。“如果评估最近一两年中国的财政刺激政策,有一个领域有很大的改善空间,就是在财政刺激中,到目前为止,针对家庭部门直接的纾困政策较为有限,这一点在2023年能不能得到改变,对于消费端能不能有更直接的财政支持,这是值得关注的问题。”他说。

朱海斌表示,目前中国面临的仍然是内需不足,过去两年,由于外需非常强劲,吸收了很大一部分的国内生产,2023年如果外需走弱而内需仍然疲软,整体供需不平衡的问题会更加突出。

他还指出,明年房地产政策仍有调整的空间,特别是针对房地产开发商流动性的支持。

他表示,虽然去年年底以来房地产政策出现了一系列的微调,但和以往不同的是,政策调整之后并未导致房地产活动的底部反转,从最近一段时间来看,房地产整体下跌的趋势并没有明显转变。短期来看,房地产市场较难快速走出谷底,跟房地产政策调整的力度不足有较大的关系。

“今年的房地产政策主要还是寄希望于购房需求能够快速反弹,因此大量精力集中在降低房贷利率,放松地方的各种管制,比如说购房的限制,中央到地方集中力量保交房。但忽略了针对房地产开发商方面的流动性支持措施,尤其是民营房地产开发商的融资难问题,他们所面临的流动性压力,今年并没有出台非常有力的措施,来缓解行业的融资压力。”

朱海斌称,今年年初迄今,房地产开发商的流动性问题由一些负债率较高、经营风险较大的房企渐渐往经营风险较稳健、负债率较低的民营开发商蔓延,而且流动性风险慢慢演化成信用风险。

“从短期来讲,房地产政策的调整还有更多的空间,如果在这方面做一些修正的话,市场有望在经历了今年颓势后,明年能够在低位回稳,为明年的稳增长提供支持。”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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