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网络上流传起一张令人无比心碎的抓拍照，引起新闻媒体的关注，他们调查了照片中主人公的故事，艺术家也开始挖掘其悲剧意义。照片上是个蹒跚学步的孩子，被冲到了海岸边——很明显，这个孩子在和家人逃离叙利亚的过程中不幸淹死了。
照片如此令人触目惊心有诸多原因。首先它不像其他拍摄战争本身的照片，这张照片不含任何暴力元素。但那个孩子脆弱的姿态，他的小鞋无不凸显着他的悲剧。这张照片可以让观看者对难民的悲惨经历感同身受。
瑞士摄影师Gabriel Hill的作品主要就是为了提供一种完全不同于这样悲惨风格的照片。他曾指出，这张照片能让观看者产生如此多的共鸣是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男孩有名字，他叫Aylan Kurdi。
他对《赫芬顿邮报》说道，无论你对待难民是什么态度，这张照片都能让人们感到十分难过，因为这个小男孩可能是任何人的弟弟或是孩子。
Hill将他一生的艺术热情都奉献于拍摄难民的肖像上。他说他的目标就是展示出每个人不同的经历，让观众难以概括。
1984年的时候，我不得不放弃我在斯里兰卡的家，大多数路程我都是走的，但为了顺利到达瑞士，我搭了一艘船，一架飞机和一辆货车。除了必备的衣物以外，我根本带不了别的什么东西。因为我不得不离开我的家人，所以这些照片成了我最珍贵的东西，幸运的是我可以带着它们。这张照片上的是我父母，弟弟和妹妹，他们都还活着。
—Vinasithamby，64岁，1984年逃离斯里兰卡
Hill说：“难民题材的照片和肖像多的数不清，但是大多数都是那种很戏剧化的照片，拍摄的也都是那些穿着脏兮兮的衣服，站在难民营前，甚至很多时候根本不知道他是谁的照片。向世界展示他们在难民营过着怎样艰苦的生活或是他们的日常交通确实很有必要，但有时我觉得摄影家抓拍的都是他们最糟糕的时候。他们筋疲力尽，害怕不已，甚至有时候是裸体的。他们甚至没有机会表明自己是否愿意把这样的照片公开。
为了给人们提供另一种看待这悲惨现实的视角，Hill准备自己去拍摄难民和他们最珍贵的东西——他们从家里带来的，实实在在的东西，比如说手机，或是一些情感寄托，像是家人合影，这个系列叫《ImPORTRAITS》。
这些东西说明一些难民逃亡的时候很匆忙，而另一些相对来说则更加从容。无论如何，这些照片都或多或少展现出铭记家乡的力量，它们也说明，对一些难民来说，生存比情感更重要。
一旦你看过我拍摄的照片，你可能马上就会想，如果我必须离开我的家，离开我的祖国，我会带上什么？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你和难民所处的境地是相同的。
五年前，我必须离开伊朗。我能带走的就只有裤子口袋可以放得下的东西。几个月后，我到达瑞士，大部分的路程都是走的。我们时不时要过河去搭船，我只带走了这三张照片。每一张照片代表着我逃亡之前生命中不同的阶段——那些生命中美好的回忆。如果当时有机会的话，我会带更多的照片，但是再也没有机会了。
—Taghi，27岁，2011年逃离伊朗
孩提时代，爸爸经常为了工作出差到非洲。我三岁的时候，想让他帮我带个活生生的猴子，但他却带给我一个在去苏黎世机场时买的填充兔娃娃。我去哪儿都带着它，战争开始的时候，一切都发生地太快了，我根本想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也来不及想清楚逃亡的路上要带什么走。所以我忘了带上我的兔娃娃。我爸爸留下了，我给他写了很多封信，都像是这样：“你找到我的兔娃娃了吗？我想你！”难以描述三年后（1995年）当我再次见到我爸爸时有多激动。当我在苏黎世机场再次看到他的脸时——他还拿着我的兔娃娃，我整个身体都在颤抖。
—Sejla，33岁，1992年逃离波斯尼亚
我花了九个月的时间才到达瑞士，我想搭上从土耳其到希腊的轮船，但我们一直被希腊的海岸警卫队抓住，并遣送回土耳其。我试了五次，其中有一次，船翻了，然后沉了。我带的东西只剩下这只手机。这是我的刚逃离阿富汗的时候妈妈给我买的。手机是唯一的联系方式，也只能用手机告诉他们我在哪儿，是否安全。妈妈非常担心我，一直不停给我打电话她才能放心。手机也让我觉得更安心那么孤独。
—Suleyman，18岁，2014年逃离阿富汗
我和爸妈，姐姐，祖父母一起从西藏逃往印度，当时我才2岁，尽管我并不知道自己确切的出生日期。到达印度的时候只剩下爸爸和祖父母，妈妈和姐姐都在路上失散了。我们逃亡路上最重要的东西就是翻越喜马拉雅山的时候用来照明的火炬。
—Migmar，59岁，1959年逃离西藏
五年前，我必须离开阿富汗，当时我还是个警官，但当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就被逼离开我的祖国。我背着个双肩包，里面是我的东西，但是人贩子让我扔了它。我只剩下这本警局发的小册子和我妈妈给我的而项链。我一直梦想着成为一名警官。这本小册子是我仅剩的梦想。
—Nazim，26岁，逃离阿富汗
我已经在瑞士生活两年了。我家只能支付得起单程费用，所以我一个人在这儿。离开家乡的成本也很高，他们也没办法跟我跟我一起来这儿。我离开家的时候爸爸给了我一个手机。我能带走的只有手机和当时身上穿的衣服。多亏了手机，我才得以联系上我的家人，并且告诉他们我已经安全抵达目的地。它也让我不再孤独，对我来说十分重要。
—Shireen，21岁，2010年逃离阿富汗
逃离厄立特里亚的过程实在是相当漫长且累人的，走了好几天，被囚禁在好几个国家，甚至穿过了世界上最大的沙漠。但是，我们很幸运，每个人都活了下来。我带了一些私人物品，但我不得不扔掉其中的大部分，因为穿越沙漠的时候我可以尽量多带几瓶水。我有一个小本子，里面有一些电话号码和一些孩提时代的照片。电话号码非常重要，因为我曾被俘虏，不得不给那些海盗赎金，否则他们不会让我走。我很幸运，有一个叔叔在美国，他给我寄钱，这样我就可以付得起赎金，他的电话号码也成为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
—Yosief，20岁，2014年逃离厄立特里亚
我搭上一艘利比亚开往意大利的船。除了我身上穿着的衣服和一小块记着家人的电话号码的纸之外，什么东西都不能带。他们告诉我，如果到了意大利就尽快联系他们。中途船翻了，然后沉了，我的衣服湿透了，变得很重，我不得不脱下来。衣服和小纸条都消失在大海。我们一行约200人都活了下来，船沉了，至少250人被淹死。逃离厄立特里亚几个月后，在瑞士，我发现有人能联络到我的家人。他们以为渡船时我没有活下来。那张小纸条曾经是我最重要的东西。”
—艾哈迈德，23岁，2013年逃离厄立特里亚
“我本来是巴勒斯坦人但我却逃离了黎巴嫩。几年前，我从伊斯兰教转为基督教，一位牧师给了我这本圣经。旅途中，我搭乘的一艘船出了问题，修理工命令我们把所有东西都抛扔掉。我想方设法藏起了这本《圣经》。这是我最珍惜的东西，在困难时期给予我力量。它被海水浸泡过，很脏，但是我不想要一个新的。在瑞士，我住在穆斯林教徒为主的庇护所——我的家人是唯一知道我转换宗教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能露出我的脸的原因，因为我过着双重生活。”
—马哈茂德艾哈迈迪，20岁，2014年逃离黎巴嫩
翻译：唐凤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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