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程

《长江图》在北京的首映礼到最后，影片总监制王彧邀请所有的投资方上台，加上主演，十多人一起启动了带有“长江图”标志的夜航孤灯，也开启了上映日程。

“你看片头提到的投资公司，很多是陆陆续续加入进来的业界朋友，”王彧对《三声》（Tosansheng）记者说，“这部电影不是哪一个大公司投的，而是很多好朋友协力的结果，冲着情怀来的，对投资回报率没有那么高。”长江图的宣发方有很多家，包括了王彧的光延传媒，还有华夏影视等。“艺术片的发行很困难，还是要找朋友来帮忙。”

从最早的《安阳婴儿》、《盲井》到与贾樟柯导演合作的《站台》、《任逍遥》、《世界》、《三峡好人》，再到乌尔善的处女座《刀见笑》，韩杰的《赖小子》等，王彧以制片人的身份打造了金狮奖、银熊奖等多部海外获奖影片，也见证了华语艺术电影的发展。这一次，王彧更是不遗余力，历时4年多，把这部饱含情感的电影从长江边，带到柏林，又带回了内地院线。

近20年，艺术电影市场发生了很多变化。艺术电影有更多机会登陆院线，艺术电影成本回收也有了更多途径，但他承认，做艺术电影仍然需要情怀。

“《长江图》不是拍给所有人看的。我们就是尽人事，听天命吧。”王彧说。

沉下心，慢慢来；尽人事，听天命

目前，王彧的身份是光延传媒的CEO，公司业务遍及电影投资、海外电影的合拍、引进和宣发。他还是《华语电影市场》杂志的主编，也曾经连续三年担任北京电影节创投单元的负责人。现在的他更愿意退居后台，很少抛头露面。但是《长江图》上映前，为了配合宣传，王彧和导演杨超一起，跑遍了全国近十个城市进行路演和座谈。

王彧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录音专业，而杨超是导演系毕业，比王彧还要大一届。两人相识很早。王彧从很早就关注了杨超的作品，包括拿到戛纳电影节金摄影机奖的《旅程》。但是后来4、5年的时间里，杨超似乎失踪了，等他再回来，就带着在戛纳电影节基石单元获奖的《长江图》剧本，和几年间在长江沿岸采风素材做成的短片。

王彧觉得，最打动他的，就是杨超导演的决心。“他拿着剧本找我的时候，我感到他一定要做好这部片子。从开始构思到上映，花了将近10年的时间，这份诚意，很难不让人动容”。

从另一个角度，做了太多关注小人物的现实主义题材电影的王彧，被《长江图》魔幻现实主义的风格和诗意的意境吸引，“中国需要这种具有艺术价值的电影，电影市场需要多样化，不能只有现实题材和商业大片啊。”

《长江图》的制作前前后后四年多，经历了不少波折，王彧现在回看起来，这是一个“沉下心，慢慢来”的过程。

王彧在拍摄的中后期正式加入到团队，在第一期拍摄结束后，对成果并不满意，还需要进行补拍，连担任摄像的李屏滨都担心影片无法最后完成。王彧也曾经焦虑过，但却没有太多顾虑。“作者电影就是这样，虽然是制片，但我们还是充分尊重作者的意图，拿一个半成品出去，就是打脸了。”

最开始预估的费用大约是一千万元，但是后期经费不断攀升，一方面是因为胶片拍摄，成本不断上升，另外，全剧很多场景都是在两艘航船上拍摄，船只和汽油的费用也让人咋舌。拍摄完成之后，杨超遇到了困境，最初的剪辑完全按照“长江图”的路线走，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他的表达，他也深陷在素材里难以取舍。王彧聘请了其他剪辑师，用全新的思路再度剪辑，加上杨超自己重新整理思路，梳理了脉络，才有了最终的版本。“作为制片人，我的作用可能就是，不断向导演输送正能量，让他心里有底。”

柏林首映前，《长江图》甚至被列入了“中国消失的十部影片”片单中。其实最初成片出来后，就已经接到很多电影节在邀约，但作为制片人的王彧并没有因此过多催促，“还是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平台，等等没关系。”

后来，《长江图》在柏林电影节惊艳亮相，斩获最佳摄影银熊奖。影片曾计划在4、5月份上映，但最后的公映日期却定在了9月初。王彧表示，这是因为剧组为了配合在国内上映，又在画质上做了调整，“最开始是把胶片进行2K扫描，后来换成了4K扫描，相当于做了两次后期，也专门制作了IMAX版本。”

在很少人看好艺术片在国内的市场的情况下，王彧的态度是，对票房不会过分期待，但是要尽最大努力，表达出对观众的诚意。

艺术电影怎样赚钱

王彧从上个世纪90年代就开始担任艺术片制作人。他认为，目前国内，一部艺术电影的投资回收，应该有大约30%来自海外的版权，30%来自互联网、电视台，剩下的来自票房。

“艺术片在海外的分销周期很长，持续一年左右。我们会不断和各国的影院、电视台、音像发行商等合作分销，在海外市场的版税是良性的。这个其实是要比一个只会上映2-3周的商业片更有潜力。”

在王彧看来，艺术电影的长处，就是收益会循环下去。由于大多数的合同是保底加分账，《那山那人那狗》和《三峡好人》在日本市场上过了两三年也会继续回收成本。“只要有人看，持续会有分账回来。我们不指望一下子就把钱全赚回来。”王彧说。

与此同时，在影院排期上，王彧也有自己的看法，“我们最重视的还不是总排片，而是有效排片量。”9月8日，《长江图》在全国安排了500多场点映，王彧在报名的上千家影院里选取了可以播放4k版本和黄金场的影院。“有效人群和上座率对艺术片更重要，艺术电影在院线最好也是细水长流。”

现在，《长江图》已经在包括北京的卢米埃影城、当代MoMA等影院争取到了较长期限的排片。王彧认为，这可以成为艺术电影发行的思路。“虽然国内暂时还没有建立艺术院线的条件，但其实可以一些影院集结在一起，把一部分的时间和场次分给艺术片。”

王彧也在短时间内放弃了与互联网的合作，“《长江图》是特别的，胶片的质感，4K高清加上缓慢的叙事，我们希望更多人进入影院，体验电影的内涵，获得更好的观影感受。”

在艺术电影的发行上，他认为要找到目标人群，让他们来带动其他人群。《长江图》的推广曲找了左小祖咒和陈升演唱，两人多年后再度合作的消息，登上了很多媒体的头条。“左小祖咒的粉丝，就是一部分文艺青年，这些人也是我们的潜在的观众群。”

《长江图》在杭州、成都等城市的活动，选择在书店里举办，每场都达到了几百人，很多人就站着听完整场。“艺术电影的体量有限，无需大范围投放广告宣传，能覆盖住目标人群就已经很好，我们不需要达到几亿的票房。”

90后观众是艺术电影复苏的希望

很多人提到90后就会想到“粉丝电影”和无脑的追星。但王彧认为，这是对90后的误读。“90后比起前人的特点，就是独立，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而非一味地迎合主流市场。他们是完全可以主宰自己生活的一群人，没有太多社会的负担，也不会太过于受父辈和市场的影响。”

虽然大多数人对90后的看法是任性散漫。但王彧觉得，正因为这样，他们才会有选择更多类型电影的可能性。“有特点的电影，他们会去关注，这就给了艺术电影一个复苏的可能。”

王彧甚至在排档期的时候，也考虑到了90后。“9月初正好是开学的时候，很多人可能会和朋友聚会，正好上一周上映的大片都看完了，一部别具风格的电影很可能会进入他们的选择范围。”

在各地的座谈上，王彧也发现，不少年轻观众对电影有精准和独到的见解。“我们要找到90后可以接受的方式去讲话。不能是说教，而是站在主流观众的角度上，去考虑电影的传播。”

艺术电影市场这些年

在王彧眼中，第五代第六代导演从电影学院的体系中走出来的，相对受理论派和学院派的影响比较大。他们的作品都有鲜明的标签，比如第五代的以东方符号和色彩带来的视觉冲击，再比如第六代导演对于现实社会和底层人物的关注。“这些其实形成了一种流派，就像法国的新浪潮，在国际上更容易获得接受和认可，一段时间内甚至塑造了海外对中国的印象。”

近几年，内地出现了很多风格各异的导演，比如走商业路线的宁浩、乌尔善，还有坚持艺术片的郝杰、张扬，和类型元素结合的刁亦男、曹保平，他们其实丰富和发展了华语电影在世界上的形象，而《长江图》也是独具特色的华语电影，就是魔幻现实主义风格，充满了艺术感和宏观的家国情怀。

“虽然这两年，内地电影在海外主流电影节获奖要少一些，但是很多入围的影片和短片，其实向西方呈现了华语电影的不同方面。我相信在一定积累之后，会有集中的爆发。”王彧说。

这几年，王彧也倾向于做有特点的电影。他担任了乌尔善导演处女作《刀见笑》的制片。“这是一部商业片，但在影像风格和叙事手法上，都极具风格化，也许不会让所有观众都喜欢，但是很有特色，我愿意加入。”

现在，王彧更关注新人导演，希望为华语电影发掘更多新鲜血液。他曾连续三年担任北京电影节创投单元的负责人。 “很多有些资历的导演制片人，现在都在做发掘新人新作品的努力。比如贾樟柯的‘添翼计划’，还有最近宁浩的坏猴子推出的新人计划。这是现在电影市场非常需要的。”

他认为，现在国内很多电影节的创投环节还没有清晰定位。创投机制需要找到自己的方法。“比如香港的HKF电影节，就只投新人导演的作品，定位很明确。” 王彧在北京电影节期间，曾想把创投项目做成基金，专门做青年导演的原生孵化。

王彧承认，现在国内电影市场热钱太多，注重变现速度，大多数人没有耐心去孵化。“市场垂直化和细分化都不够，每年的投资都以百亿为单位增长，大都集中在商业片，甚至出现了生产过剩。与此同时，整个行业过于急功近利，很多所谓的商业片其实并未达到工业水准。”

首映前一晚，王彧的司机给他看了朋友圈的一个留言，“我们已经把这部片子评为中国最美电影。”留言的是一名4S店工作的女孩。这让王彧很受鼓励，“她也许不是艺术电影的传统观众，但电影里有一个点可以打动她，这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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