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政策为什么注定会失败？”

这是北大国发院教授张维迎在8月25日“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西安峰会”上提出的疑问。近日，张维迎和林毅夫因产业政策又争论了起来。张维迎直言，产业政策都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而林毅夫则指出“经济发展需要产业政策才能成功”。

9月14日，在发改委定时定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发改委新闻发言人赵辰昕回应当下产业政策的争论称，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产业政策对我国的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前我们现有的产业政策确实存在与新常态不相适应的地方，我们要通过相关的调整来使这些政策适应新常态的需要。

赵辰昕指出，从目前的国际情况看，不同发展阶段的各个国家都在运用产业政策，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文化、体制等方面的差异，世界各国的产业政策可能在目标上、在内容上、在措施上会有所不同。

“但是，我们研究发现各国确实都在运用产业政策，通过产业政策在不同领域、不同侧面发挥作用。”赵辰昕说。

他举例称，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都高度重视实体经济的发展，美国提出了“先进制造伙伴计划”和“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日本实行了“产业重生战略”，德国也发布了“关于实施工业4.0战略的建议”，这些都是不同国家运用产业政策的具体体现。

赵辰昕认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产业政策确实对其自身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政府相继出台了很多与产业发展相关的措施，这些产业政策对拉动经济发展、促进结构调整、调节供求关系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更是我国产业发展取得辉煌成绩的重要保障。

他同时指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们现有的产业政策确实存在与新常态不相适应的地方，从目前产业政策的实施情况看，也存在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突出难题，我们要通过相关的调整来使这些政策适应新常态的需要。

此前，张维迎在演讲中称，产业政策不过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张维迎认为，产业政策的失败是必然的，大致可归纳为两个原因，第一是由于人类认知能力的限制，第二是由于激励机制的扭曲。

张维迎认为，拥护产业政策的人一般有一个隐含的假设，就是技术进步和新产业是可以事先预见的，因而是可以计划的。但这个假设是完全错误的。新产业来自创新。纵观人类的产业发展史就会发现，创新和新产业都是不可预见的。

“产业政策意味着我们要把有限的资源（人力的、物质的）投在政府选定的优先目标上，这实际上是一种豪赌，连盲人摸象也谈不上。”张维迎说，“总体来讲政府官员要比企业家在创新方面更为迟钝。”

因此，他主张废除任何形式的产业政策，政府不应该给任何企业、任何行业任何特殊的政策，真正的企业家不应该有这个奢望。

林毅夫则认为，经济发展需要产业政策才能成功，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为的政府”也必不可缺。

林毅夫指出，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技术创新，提高现有产业中产品的质量和生产效率；二是通过产业升级，将现有劳动力、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配置到附加价值更高的产业。根据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这两者的实现需要有“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的共同作用。

他认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采用产业政策时经常失败，除了执行能力的问题之外，究其原因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容易出于赶超的目的，而去支持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果这些产业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只能靠政府永无止境的保护补贴来生存。

林毅夫指出，成功的产业政策必须是针对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所谓有潜在的比较优势产业指的是该产业的要素生产成本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有优势，但是由于软硬基础设施不完善，交易费用太高，使得总成本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没有竞争力的产业。

北大国发院教授黄益平也加入了“论战”。他从什么样的产业会成功角度出发，认为好的产业政策应该具备五个方面要素：顺应市场、不限制竞争、谨慎干预、有退出机制和做事后评估。如果做不到这些，实行产业政策很可能会事倍功半甚至弊大于利。

赵辰昕表示，在当前这种情况下，发改委将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的发挥政府作用，会同有关方面统筹谋划产业创新发展和产业政策转型的顶层设计，积极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