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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烈日灼心》到《追凶者也》,寻找曹保平的“临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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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烈日灼心》到《追凶者也》,寻找曹保平的“临界点”

相对于在类型与艺术之间走钢丝的平衡能力,规避政策风险是曹保平很容易找到的临界点。他的电影中会经常涉及暴力、血腥、色情的镜头,但这些更多地指向人性,而非背后的现实。

作者:邵乐乐

很多演员评价曹保平,都会用“聪明”两个字来形容。

这个聪明,很大程度上是他懂得在两极的东西中,找到那个微妙的临界点。在这个临界点上,所有的东西都是两全其美的、安全的,既不离经叛道,也不会索然无味。从求学到工作和创作,曹保平都试图在两极的状态当中,寻找一个安全的临界点,然后在这个区域内,最大程度地释放自我。

在《追凶者也》的首映发布会上,众主演为了合影另类些,想让导演曹保平撒开花儿,双腿后翘跳起来,“跳一下一个亿”!舞台上的曹保平从容地跳了三下后,不知谁喊了一声,“再来一下,十个亿”。

曹保平犹豫了好一会儿,终于还是在众人的鼓动下,象征性地跳了一下。

寻找自己的“临界点”

临界点是个含混的、多义的、不稳定的概念,蕴含着无限可能。每一次探索这个游弋的临界点,是曹保平的乐趣所在。同时,一旦确定这个临界点,相当于给自己的创作,设定了一个安全阀门,在这个阀门下商业取向、政策审查、艺术水准都是可控的。

作为一位类型片导演,商业诉求与个人表达之间的临界点,是曹保平经常需要摸索的第一个点。曹保平认为的理想状态是,“它不是简单的工业化、类型化的电影,要有相对形而上的人物内心的表达”。

在《烈日灼心》的创作手记《导演的控制》一书中,曹保平讲述了寻找这个理想临界点的困难:“这个东西就始终拧在里面,临界点经常会容易模糊掉,不是过了那头,就是过了这头”。

曹保平把自己擅长的剧情片看作一个产品,但又反感过于标准化的生产模式,在他看来,符合基本的叙事规律和技法的,就是合适的类型片,如果在形式的表达上,能够放入更多的态度,就有可能是不俗的。

“你会用作者和个人化的态度,去驾驭或改造一部商业化或类型化的东西。最重要的你想表达什么,从小的方面来讲,很多枝节细节的处理,你会不规矩,传统规矩的东西对我而言,都是不太能够满足的东西。所以,‘以作者型面对类型片’,这种说法更适合我。”在《三声》(ID:Tosansheng)的采访中,曹保平如此说道。

从《光荣的愤怒》开始,曹保平的电影作品,就是既类型又不规矩的。曹保平痴迷于犯罪片,他对底层的影像书写构成的生态奇观,对于很多人来说,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商业片那种简单明了的善恶好坏和悬疑,不是他关注的焦点,他感兴趣的点,在于挖掘恶人的善,将个体放到极致的状态中,来考量或触碰善恶的边界。

在《追凶者也》中,曹保平尝试让自己的剧本聚焦,思考人物善恶的二元性和临界点。“你做一个悖论和逆向思考,他们的最大公约数,是做的事情都不正经不道德不善良,但正是边缘人物在他们最底下坚守的那个东西,是我们缺失的。这个挺有意思的,某种意义上是个悖论,但这种悖论,又能产生你想要的意义。如果段博文最后不是好东西,张译也凶神恶煞,没有任何情感,那这个故事就变成符号化的,没意思,我可能不会去拍它。”

曹保平把控演员的表演,也是建立在寻求一个理想的临界点上——强大的充满张力的戏剧故事,和最朴实的表演之间的衔接。

“我所有的文本,都充满着巨大的戏剧张力,但是我希望所有演员的表演,回到纪录片的状态,因为戏剧张力强大的故事,我一点都不会担心它会不紧张、不好看,那么我就希望,你的表演要回到最质朴和最本质的状态,我希望表演和文本正好是反着的——用极度朴实的表演,来呈现极度戏剧化的事件或者说情节,这样就能产生一个不一样的张力。”曹保平说。

考入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之前,已经23岁的曹保平是个普通的公务员,“那时候我已经准备收拾收拾,把有关文学的一切梦魇、发烧、神经病,统统赶走,像个庸俗的正常人活着了”。直到看到电影学院的招生,整个人都燃烧起来,偷偷报名、蒙混政审、悄悄高考,他做出了对体制和父辈的一次反叛。

经历了青年时代最猛烈的一次逆势而为后,四年后的曹保平,选择了毕业留校任教。相比之下,同时期的第六代导演等创作者纷纷转入地下创作,曹保平的选择,看起来像在父辈的期许和自己的爱好之间,找到了一个相对安全的临界点。

从1990年开始,曹保平一边在电影学院文学系教课,一边开始尝试剧本创作和电视剧拍摄,而这些作品,大多是完全遵照体制要求的正剧创作,如《再见太阳旗》、《孤岛谍血》、《冲天飞豹》、《中国保尔吴运铎》等,曹保平凭借这些作品,拿到了“五个一”工程奖、飞天奖等奖项。

直到2004年,曹保平才拍摄了个人的第二部电影《光荣的愤怒》,他也开始寻找一个介乎商业、艺术、政策之间的类型片临界点。

相对于在类型与艺术之间走钢丝的平衡能力,规避政策风险,是曹保平很容易找到的临界点。他的电影中,会经常涉及暴力、血腥、色情的镜头,但这些更多地指向人性,而非背后的现实。

“社会批判,不是电影该有的或者最适合的表达工具,我的电影不会往这个方向去,也不会碰很多墙。我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知道尺度和该表现方式。我的电影,主观上都没有在意识形态上想说点什么的,没有挑战那个意思。只是人性表达,人与人之间关系表达上,比较复杂和深刻,或者触碰到一些边缘,但是不会触碰制度,好的电影,其实不是批判现实的电影,这是我个人偏见。” 曹保平曾经在腾讯电影沙龙关于犯罪片的一次讨论中说道。

踩在这样的临界点时,曹保平的作品卖座、卖口碑、造影帝,也让他有足够的个人能力和魅力,把一帮人凝聚在一起,跟演员、摄影等彼此处于互相信任的状态。

“曹导有一种很强大的能力,把我们归拢到他的一个方向、他的一个气质,把不同野心和想法的人,都归拢到他电影想要的走向上,你能看到这样一个团队,好像都是同一种颜色的人,对这个戏的痴迷,和投入的那种激情是共同的。”段奕宏说。

在“临界点”上撒点野

或许是因为长期在电影学院任教,生活中的曹保平,看起来儒雅学究甚至随性,“拎着一瓶可乐就来上课了”。

但是,和他合作过的演员纷纷用激情、变态、桀骜不驯来形容他。“弄个小白帽戴着——我觉着戴小白帽的人很多都比较牛,比方说崔健啊”,郭涛这样评价过曹保平。

片场中的曹保平,习惯用极致甚至高压的办法,完成他不断寻求的临界点,这时候的曹保平,表现得更像一个传统中国式家长或严师的形象,时刻强压,偶尔暴怒。

“他的细腻真是令人发指!”跟曹保平合作了十多年的美术指导娄磐这么说道。邓超说,他在《李米的猜想》中的寸头足足剪了五个小时,长度才让曹保平满意,“每剪一刀,给导演看看,然后他说再剪点儿”。

邓超扮演的辛小丰,在《烈日灼心》中经常有不自觉地捻烟头的动作。“想象中,这就是一个烟丝噼哩拍啦地爆裂,火星闪烁着流淌而下的画面”,曹保平说,为了拍好这场戏他们带了微焦镜头,各种变形宽银幕各个焦距的镜头,所有人三四个小时在那儿反复琢磨。

段奕宏亲眼目睹过,曹保平因为道具不完美而发飙:《烈日灼心》的时候,拍辛小丰房东窃听的一场戏,机位也架好了,跟演员讲完戏了,过一会儿突然“叭”一脚把凳子踢飞了!在场全都傻了,“你不能只写了四五篇纸吧?你住进来多久了,窃听了多久了?你想过没有?” 而窃听记录本最终呈现在荧幕上,仅数秒带过。

曹保平说,自己拍戏过程中的躁郁,源于国内电影生产工业流程的落后,“你要保证,它是一个高效率运转的工业体系,但你所处的,其实是非常不专业的半工业体系。”

更多的时候,为了将剧本中极致的东西转化为影像,曹保平恩威并施,控制演员、美术、摄影、音乐。

《追凶者也》中,张译饰演的五星杀手董小凤,黑色牛角帽加白色西服的夸张造型,就出自曹保平之手;在“巴塞电影”对《追凶者也》的第一编剧张天辉的采访中,张天辉说自己曾要求联合导演,曹保平直接对他说,让我来导那现场几乎就没你啥事了。

参与过《李米的猜想》的周迅,曾在一个访谈节目中比喻道,“他会用他的虎口掐你脖子,说恩,再给点儿,这个你可以的。”王珞丹甚至说,导演把她折磨到怀疑自己不会演戏,“杀青那天,我抱着曹保平哭得不行了,我觉得怎么就不行呢?!我以前从不知道,你面对角色的时候会遇到那么多没办法,不得已、不行、不能够,很多事情,不是你努力改变自己,就能去改变的。从来没有一个戏的遗憾,给我内心的伤害这么大。”

《追凶者也》在配乐上更换20多次,最后选择讴歌作曲的片尾曲《不法之徒》,曹保平坦言,这很大程度是一种个人化选择,“我们这代人喜欢摇滚,比你们这代人喜欢的牛逼多了”!”从在《李米的猜想》中启用窦唯开始,曹保平就希望电影的音乐和叙事和表演的方向上,是逆势而为的,但又能在想要的助推或渲染的作用上点睛。

对于曹保平而言,他一直以来坚持的安全又极致的创作方法论,诞生了《烈日灼心》。这部电影把曹保平带进了更大的公众视野范围内,不仅取得了3亿的票房,甚至在上海国际电影节摘获了最佳导演,三位男主也同时获得金爵奖最佳男主。著名电影学者、北大教授戴锦华夸曹保平“俨然大家”。

此后,他一度被称作犯罪类型片导演专业户。很多人甚至纷纷翻出几年前只有1000多万票房的《李米的猜想》,和只有几十万票房、但曹保平本人最满意的《光荣的愤怒》。

据“巴塞电影”的采访,9月14日上映的《追凶者也》,剧本由张天辉根据贵州吊水岩杀人案改编,删改了26稿,最终剧本呈现出非常明显的悬疑和黑色幽默等类型片元素,拿到了电影学院最佳剧本扶持奖之后,进入了曹保平的视野。开拍前,曹保平对剧本进行了调整,做成了三段式的结构,使得剧本本身更加紧凑和有趣。

曹保平对《泰囧》和《心花怒放》表示明确的喜欢,“它符合电影的基本规律,这些电影是我认可的方向”。在目前的电影市场中,徐峥、宁浩和曹保平代表了一种导演类型,他们有自己的创作路径,并顺应某种市场的需求;在操作中更讲求故事的能量,而不会过度依赖技术和明星,保持电影创作的中等成本,和稳定的票房及口碑。

正是如此,他们也易于受到资本和投资的信任。曹保平这样描述道,“没有资本不喜欢剧情片,我估计我拍爱情片资本也会喜欢”。

相比之下,曹保平或许更容易被推入另外一个不由自主的循环——观众已经习惯将“曹保平”三个字,和深刻的含义相联系,成功的旧作塑造了一种市场对他的既定期待。

《追凶者也》上映之后,有观众觉得,曹保平在这部作品里少了某些锐利的和深层次的东西,让这部现实题材电影更像一部喜剧商业片,也有人认为导演的电影操作越来越快,急于求成,便会缺少打磨。

曹保平回答,“我这已经够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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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烈日灼心》到《追凶者也》,寻找曹保平的“临界点”

相对于在类型与艺术之间走钢丝的平衡能力,规避政策风险是曹保平很容易找到的临界点。他的电影中会经常涉及暴力、血腥、色情的镜头,但这些更多地指向人性,而非背后的现实。

作者:邵乐乐

很多演员评价曹保平,都会用“聪明”两个字来形容。

这个聪明,很大程度上是他懂得在两极的东西中,找到那个微妙的临界点。在这个临界点上,所有的东西都是两全其美的、安全的,既不离经叛道,也不会索然无味。从求学到工作和创作,曹保平都试图在两极的状态当中,寻找一个安全的临界点,然后在这个区域内,最大程度地释放自我。

在《追凶者也》的首映发布会上,众主演为了合影另类些,想让导演曹保平撒开花儿,双腿后翘跳起来,“跳一下一个亿”!舞台上的曹保平从容地跳了三下后,不知谁喊了一声,“再来一下,十个亿”。

曹保平犹豫了好一会儿,终于还是在众人的鼓动下,象征性地跳了一下。

寻找自己的“临界点”

临界点是个含混的、多义的、不稳定的概念,蕴含着无限可能。每一次探索这个游弋的临界点,是曹保平的乐趣所在。同时,一旦确定这个临界点,相当于给自己的创作,设定了一个安全阀门,在这个阀门下商业取向、政策审查、艺术水准都是可控的。

作为一位类型片导演,商业诉求与个人表达之间的临界点,是曹保平经常需要摸索的第一个点。曹保平认为的理想状态是,“它不是简单的工业化、类型化的电影,要有相对形而上的人物内心的表达”。

在《烈日灼心》的创作手记《导演的控制》一书中,曹保平讲述了寻找这个理想临界点的困难:“这个东西就始终拧在里面,临界点经常会容易模糊掉,不是过了那头,就是过了这头”。

曹保平把自己擅长的剧情片看作一个产品,但又反感过于标准化的生产模式,在他看来,符合基本的叙事规律和技法的,就是合适的类型片,如果在形式的表达上,能够放入更多的态度,就有可能是不俗的。

“你会用作者和个人化的态度,去驾驭或改造一部商业化或类型化的东西。最重要的你想表达什么,从小的方面来讲,很多枝节细节的处理,你会不规矩,传统规矩的东西对我而言,都是不太能够满足的东西。所以,‘以作者型面对类型片’,这种说法更适合我。”在《三声》(ID:Tosansheng)的采访中,曹保平如此说道。

从《光荣的愤怒》开始,曹保平的电影作品,就是既类型又不规矩的。曹保平痴迷于犯罪片,他对底层的影像书写构成的生态奇观,对于很多人来说,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商业片那种简单明了的善恶好坏和悬疑,不是他关注的焦点,他感兴趣的点,在于挖掘恶人的善,将个体放到极致的状态中,来考量或触碰善恶的边界。

在《追凶者也》中,曹保平尝试让自己的剧本聚焦,思考人物善恶的二元性和临界点。“你做一个悖论和逆向思考,他们的最大公约数,是做的事情都不正经不道德不善良,但正是边缘人物在他们最底下坚守的那个东西,是我们缺失的。这个挺有意思的,某种意义上是个悖论,但这种悖论,又能产生你想要的意义。如果段博文最后不是好东西,张译也凶神恶煞,没有任何情感,那这个故事就变成符号化的,没意思,我可能不会去拍它。”

曹保平把控演员的表演,也是建立在寻求一个理想的临界点上——强大的充满张力的戏剧故事,和最朴实的表演之间的衔接。

“我所有的文本,都充满着巨大的戏剧张力,但是我希望所有演员的表演,回到纪录片的状态,因为戏剧张力强大的故事,我一点都不会担心它会不紧张、不好看,那么我就希望,你的表演要回到最质朴和最本质的状态,我希望表演和文本正好是反着的——用极度朴实的表演,来呈现极度戏剧化的事件或者说情节,这样就能产生一个不一样的张力。”曹保平说。

考入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之前,已经23岁的曹保平是个普通的公务员,“那时候我已经准备收拾收拾,把有关文学的一切梦魇、发烧、神经病,统统赶走,像个庸俗的正常人活着了”。直到看到电影学院的招生,整个人都燃烧起来,偷偷报名、蒙混政审、悄悄高考,他做出了对体制和父辈的一次反叛。

经历了青年时代最猛烈的一次逆势而为后,四年后的曹保平,选择了毕业留校任教。相比之下,同时期的第六代导演等创作者纷纷转入地下创作,曹保平的选择,看起来像在父辈的期许和自己的爱好之间,找到了一个相对安全的临界点。

从1990年开始,曹保平一边在电影学院文学系教课,一边开始尝试剧本创作和电视剧拍摄,而这些作品,大多是完全遵照体制要求的正剧创作,如《再见太阳旗》、《孤岛谍血》、《冲天飞豹》、《中国保尔吴运铎》等,曹保平凭借这些作品,拿到了“五个一”工程奖、飞天奖等奖项。

直到2004年,曹保平才拍摄了个人的第二部电影《光荣的愤怒》,他也开始寻找一个介乎商业、艺术、政策之间的类型片临界点。

相对于在类型与艺术之间走钢丝的平衡能力,规避政策风险,是曹保平很容易找到的临界点。他的电影中,会经常涉及暴力、血腥、色情的镜头,但这些更多地指向人性,而非背后的现实。

“社会批判,不是电影该有的或者最适合的表达工具,我的电影不会往这个方向去,也不会碰很多墙。我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知道尺度和该表现方式。我的电影,主观上都没有在意识形态上想说点什么的,没有挑战那个意思。只是人性表达,人与人之间关系表达上,比较复杂和深刻,或者触碰到一些边缘,但是不会触碰制度,好的电影,其实不是批判现实的电影,这是我个人偏见。” 曹保平曾经在腾讯电影沙龙关于犯罪片的一次讨论中说道。

踩在这样的临界点时,曹保平的作品卖座、卖口碑、造影帝,也让他有足够的个人能力和魅力,把一帮人凝聚在一起,跟演员、摄影等彼此处于互相信任的状态。

“曹导有一种很强大的能力,把我们归拢到他的一个方向、他的一个气质,把不同野心和想法的人,都归拢到他电影想要的走向上,你能看到这样一个团队,好像都是同一种颜色的人,对这个戏的痴迷,和投入的那种激情是共同的。”段奕宏说。

在“临界点”上撒点野

或许是因为长期在电影学院任教,生活中的曹保平,看起来儒雅学究甚至随性,“拎着一瓶可乐就来上课了”。

但是,和他合作过的演员纷纷用激情、变态、桀骜不驯来形容他。“弄个小白帽戴着——我觉着戴小白帽的人很多都比较牛,比方说崔健啊”,郭涛这样评价过曹保平。

片场中的曹保平,习惯用极致甚至高压的办法,完成他不断寻求的临界点,这时候的曹保平,表现得更像一个传统中国式家长或严师的形象,时刻强压,偶尔暴怒。

“他的细腻真是令人发指!”跟曹保平合作了十多年的美术指导娄磐这么说道。邓超说,他在《李米的猜想》中的寸头足足剪了五个小时,长度才让曹保平满意,“每剪一刀,给导演看看,然后他说再剪点儿”。

邓超扮演的辛小丰,在《烈日灼心》中经常有不自觉地捻烟头的动作。“想象中,这就是一个烟丝噼哩拍啦地爆裂,火星闪烁着流淌而下的画面”,曹保平说,为了拍好这场戏他们带了微焦镜头,各种变形宽银幕各个焦距的镜头,所有人三四个小时在那儿反复琢磨。

段奕宏亲眼目睹过,曹保平因为道具不完美而发飙:《烈日灼心》的时候,拍辛小丰房东窃听的一场戏,机位也架好了,跟演员讲完戏了,过一会儿突然“叭”一脚把凳子踢飞了!在场全都傻了,“你不能只写了四五篇纸吧?你住进来多久了,窃听了多久了?你想过没有?” 而窃听记录本最终呈现在荧幕上,仅数秒带过。

曹保平说,自己拍戏过程中的躁郁,源于国内电影生产工业流程的落后,“你要保证,它是一个高效率运转的工业体系,但你所处的,其实是非常不专业的半工业体系。”

更多的时候,为了将剧本中极致的东西转化为影像,曹保平恩威并施,控制演员、美术、摄影、音乐。

《追凶者也》中,张译饰演的五星杀手董小凤,黑色牛角帽加白色西服的夸张造型,就出自曹保平之手;在“巴塞电影”对《追凶者也》的第一编剧张天辉的采访中,张天辉说自己曾要求联合导演,曹保平直接对他说,让我来导那现场几乎就没你啥事了。

参与过《李米的猜想》的周迅,曾在一个访谈节目中比喻道,“他会用他的虎口掐你脖子,说恩,再给点儿,这个你可以的。”王珞丹甚至说,导演把她折磨到怀疑自己不会演戏,“杀青那天,我抱着曹保平哭得不行了,我觉得怎么就不行呢?!我以前从不知道,你面对角色的时候会遇到那么多没办法,不得已、不行、不能够,很多事情,不是你努力改变自己,就能去改变的。从来没有一个戏的遗憾,给我内心的伤害这么大。”

《追凶者也》在配乐上更换20多次,最后选择讴歌作曲的片尾曲《不法之徒》,曹保平坦言,这很大程度是一种个人化选择,“我们这代人喜欢摇滚,比你们这代人喜欢的牛逼多了”!”从在《李米的猜想》中启用窦唯开始,曹保平就希望电影的音乐和叙事和表演的方向上,是逆势而为的,但又能在想要的助推或渲染的作用上点睛。

对于曹保平而言,他一直以来坚持的安全又极致的创作方法论,诞生了《烈日灼心》。这部电影把曹保平带进了更大的公众视野范围内,不仅取得了3亿的票房,甚至在上海国际电影节摘获了最佳导演,三位男主也同时获得金爵奖最佳男主。著名电影学者、北大教授戴锦华夸曹保平“俨然大家”。

此后,他一度被称作犯罪类型片导演专业户。很多人甚至纷纷翻出几年前只有1000多万票房的《李米的猜想》,和只有几十万票房、但曹保平本人最满意的《光荣的愤怒》。

据“巴塞电影”的采访,9月14日上映的《追凶者也》,剧本由张天辉根据贵州吊水岩杀人案改编,删改了26稿,最终剧本呈现出非常明显的悬疑和黑色幽默等类型片元素,拿到了电影学院最佳剧本扶持奖之后,进入了曹保平的视野。开拍前,曹保平对剧本进行了调整,做成了三段式的结构,使得剧本本身更加紧凑和有趣。

曹保平对《泰囧》和《心花怒放》表示明确的喜欢,“它符合电影的基本规律,这些电影是我认可的方向”。在目前的电影市场中,徐峥、宁浩和曹保平代表了一种导演类型,他们有自己的创作路径,并顺应某种市场的需求;在操作中更讲求故事的能量,而不会过度依赖技术和明星,保持电影创作的中等成本,和稳定的票房及口碑。

正是如此,他们也易于受到资本和投资的信任。曹保平这样描述道,“没有资本不喜欢剧情片,我估计我拍爱情片资本也会喜欢”。

相比之下,曹保平或许更容易被推入另外一个不由自主的循环——观众已经习惯将“曹保平”三个字,和深刻的含义相联系,成功的旧作塑造了一种市场对他的既定期待。

《追凶者也》上映之后,有观众觉得,曹保平在这部作品里少了某些锐利的和深层次的东西,让这部现实题材电影更像一部喜剧商业片,也有人认为导演的电影操作越来越快,急于求成,便会缺少打磨。

曹保平回答,“我这已经够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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