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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翟瑞民
随着新冠病毒感染被降为“乙类乙管”，以封控、隔离、流调和核酸筛查为主要手段的物理防控方式被取消，中疫情防控工作已进入新阶段。
抗疫三年，那些奋战在防控一线的工作人员有自己的观察和思考。仔细倾听他们的真实声音，对于审视过去三年的防控工作，并为未来制定更完善的公共卫生政策都大有裨益。
界面新闻寻找了四位一线抗疫工作者，他们分别为乡镇卫生院医生、核酸采样人员、流调人员和基层社区防疫人员，请他们分享三年的抗疫经历和对当下防疫工作的观察。在这些亲身经历者看来，疫情防控政策调整后，虽然面临暂时性的药物和人员短缺问题，但在可预测的未来，人们的生活将恢复正常。
“现在最缺乏的一是人手，二是药物”
何医生（四川省眉山市某乡镇卫生院医生）
抗疫这三年来，今年是最特殊的一年，往年我们作为基层医院的医生，主要工作都是配合防控，比如采集核酸、协助封控等，但是今年到最后突然转变角色，要参与对感染者的救治，感觉很多方面还没有准备好，不管是人手，还是药物。
我们医院距离成都有100多公里，目前感觉本地疫情高峰还没有完全到来，现在每天接诊人数是原来的一倍多，没有下降的趋势；而且出门打工的人正在陆续返乡，估计患者数量增多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从医院的感染情况看，40多个医护人员，有将近20个已经感染了，所以我们判断峰值还没有到来。
现在最缺乏的一是人手，二是药物。医生带病上岗已经是常态，除非特别难受，可以在家里休息一两天，稍微缓解后又必须来上班。医院不比别的单位，镇上很多单位都暂停办公了，但是医院关门了病人怎么办？我们只能尽量安抚那些带病上班的医生。
药物方面，最缺的是退烧类药物和抗原试剂盒，一般乡镇卫生院应该储备一个月的用药量，但现在只能储备两三天的，想多储备医药公司也发不出来。还有一些药物因为卫生院级别不够，被限制采购。没有抗原，就无法判断是不是新冠感染，只能做核酸监测，但做核酸时间比较慢，遇到着急的发烧病人，只能凭经验“对症下药”，诊断就不一定准确。
我们医院相对还好，听一些同行说，有的乡镇卫生院运行困难，欠了医药公司费用，现在购进药物也存在困难。还有一些乡镇卫生院，工资都快发不出来了，在这个关键时期，也很影响士气。其实，这些困难，每个乡镇卫生院多少都存在，主要还是三年抗疫支出太大了。
医院本身应该是治病救人的，但三年来我们的主要精力都用在防控方面了，对医疗业务提升重视不够，也限制了医生的成长。
抗疫的很大一部分投入都是医院自己掏腰包，这些成本看不到回报，像个无底洞一样。比如全员核酸筛查，通常出去采样需要半天时间，采样结束后还需要送到县城去检测。就这样来回奔波，最多的一个月，我们开车单是油费就支出1万多元。
比如医生佩戴的N95口罩，一个7元钱，医生每戴4-6个小时就要换一个。早前要求必须佩戴头套式的N95口罩，那种价格更贵，后来才允许待挂耳式。
参加疫情防控工作的支出还包括医生防护服、消毒液等。医院是差额财政拨款单位，很大一部分要自负盈亏。这些防疫的成本都要由卫生院自己承担。所以大家确实都比较疲惫，现在终于结束了，我们医生总体上对优化调整防控政策是欢迎的。
不过，现在调整的有些“突然”，我们都没有想到会这么快。前段时间国家允许返聘退休后的医生，我们卫生院退休了十几个人，挨个打电话问了，许多都有基础病，有些七八十岁了，怎么敢再返聘？最后也就返聘回来一个人，快70岁了。人手方面现在看来没有任何办法，我们只能自己扛。
通过这些暴露的问题，我认为以后应该对基层卫生院在人才引进方面多一些支持，我们卫生院的医生基本上都是40岁以上，年轻人根本不愿意来。此前来了几个20多岁的医生，都是定向生，合同期满后可能就走了。还有一些临聘人员，因为不容易转正，流失量也较大。
所以，对于在乡镇卫生院工作的医生，如果能在评职称、升迁提拔方面出台照顾政策，也许会有利于年轻人留下来，不然再过一些年，等我们这一批人退休，乡镇卫生院恐怕就没有人了。
“工资诱惑大，但对长远发展不划算”
刘芳（广东省广州市某企业核酸检测人员）
我在大学读的是医学检验技术专业，毕业后在医院上班，二级医院工资低，工作了一年，正打算辞职的时候，赶上疫情爆发，几乎所有第三方检验实验室都有了重头业务——核酸检测。从医院出来，我就应聘进入广州一家实验室上班。
那是2020年8月，几乎所有实验室都缺人，证件是“敲门砖”，检测员要有临床医学检验技术资格证和PCR证（临床基因扩增检验技术人员上岗证），这些证件我都有，挺轻松就入职了。
之前没有工作经验，上班之前我们要先培训，熟悉核酸检测的操作流程。我们的实验室分三个区，第一个区配置试剂；第二个区加样，把采集到的样本放入提取的试剂中；第三个区扩增，把样本放入扩增仪，等待一段时间后，就能根据扩增曲线判断阴性或阳性。
我喜欢在二区工作，虽然二区比较辛苦，但相比一区和三区，那里不费脑力，检测员就像机器人，把试管里的样本一个一个移到反应板的小孔上。如果你实地走进第三方实验室，可能会感觉像进入了一个工厂。我经常跟同事开玩笑说，“咱们就像流水线女工，都是厂妹。”
2020年8、9月份，核酸监测主要是做单管，我们实验室一天要处理的样本量大概有2000-3000管，那时候二区只有我一个人，按正常的加样速度，我一个小时能做近400管，工作压力不大，所以还有时间“摸鱼”（注：意为偷懒，不干正事）。
后来，当一个行政区发现一例阳性，往往整个区就要做核酸筛查，样本量激增，核酸检测也开始做混管，一开始“10混1”，后来“20混1”，如果是全员核酸筛查，实验室里一天能收到20000-30000管样本。我开始频繁加班，最晚的时候，在实验室待到晚上10点多才回家，比较“卷”的同事甚至加班到凌晨1、2点。全员核酸的检测费用都是政府拨款，领导鼓励我们加班的时候，承诺有奖金、年终奖之类的待遇，但直到离职，我都没拿到这笔钱。
有人问，为什么样本量增加，核酸结果出来得却更快了？这涉及到做检测的流程。第一步是手动提取试剂，这个步骤一开始需要花费40分钟，后来更换了新研发的试剂，只需要10多分钟就能完成；最后一步是扩增，扩增试剂也分很多种，早先扩增时间需要40分钟，后来只需要半小时或更短时间。而且，随着业务量增加，实验室的人手明显越来越多，20000多管样本被送来时，会有将近20个工作人员在“流水线”上工作。
在实验室工作，我们要做一级防护，N95口罩、医用面屏、护目镜都需要戴上。夏天，我容易出汗，实验室空调温度开到最低，我还是汗流不止。最忙的时候，我连续上了14天班，手臂、颈椎都是每天酸痛。实验室会计算我们的加班时长，按加班时长调休，等到样本量没那么多的时候，我们会被允许休假。记得有一波严重的疫情过去后，我得到了7、8天的假期。
休息时，检测员可以参加采样工作，根据工作时长，实验室会提供补贴。采样其实比检测更辛苦。夏天采样时，穿着防护服，特别热，我感觉汗从头顶直流到脚跟。
采样工作跟服务窗口工作的性质差不多，要跟各类人打交道，有些人不配合，有些人大声嚷嚷，有时候人们之间甚至会起冲突。这常会让我想到，在医院上班的时候，在门诊窗口轮岗，每天都有一大批病人来问相同的问题，上班前我总是告诉自己，“今天一定要心平气和地回答大家的问题。”但往往上班一小时后，我就又忍不住开始“鬼吼鬼叫”。
后来，很多采样点的窗户上都会贴着有指引功能的纸条，可能采样人员被问了太多次，已没有精力再挨个回答。今年开始，采样人员和来做检测的人之间已没有太多交流，人们对流程很熟悉了，动作也更机械，但我觉得，对采样人员来说，这反而可以减轻工作的负担。
今年上半年，我感觉自己不想再做检测员了。即便收入不错，但流水线工作就意味着重复，意味着我没办法在这件事情上得到技能提升，事业的发展也被固定住了。
下定决心辞职没花费我太多时间，但在找工作的过程中，我又做了两个月兼职检测员。这份工作“诱惑力”真挺强，我也没想到，兼职比正职更赚钱，我第一次兼职，工资是一天（12小时）800块，第二次是一天1000块。但我一直提醒自己，从职业规划上来讲，消耗在“做核酸”里太不划算，以后履历上只能写“做了三年核酸”，那也太拿不出手。
现在，我回到了家乡武汉，在一家体检公司工作。每天工作繁忙，我参与的检验项目比之前多了很多，我想先积累和学习，之后再看有没有机会进入三甲医院上班。不管怎么说，在医院工作，听起来还是要比第三方实验室体面很多。
“打电话询问行踪，经常被怀疑是骗子”
橙子（福建省晋江市流调人员）
流调员全称为流行病学调查员，负责在抗疫第一线，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工作，对疫情研判、疫情控制和防控决策提供坚实的技术保障。
我是以志愿者的身份成为流调员的。2022年3月，我的老家福建晋江出现疫情，前一天我还在正常上班，第二天村里就封控了，路口焊上了铁栅栏。陪奶奶去做全员核酸筛查的时候，听到村里广播在喊招募会使用电脑的志愿者。我本来就坐不住，爱给自己找事做，又觉得能帮上忙，就跟奶奶说，要去村委会报到。
村委会当时对志愿者的要求是，要连续做10天，要能守规矩。当时我心里还有点纠结，担心开工之后做志愿者会影响上班，没想到后来封控持续了一个多月，没办法再离开村子了。
做志愿者之后，我被安排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打流调电话。第一天早上，我们村被分配到1000多个电话。六、七个志愿者，两人为一组，一个人负责从电脑上把电话抄下来，等抄满一整页纸，就递给另一个人，这个人就负责打电话：“你现在住在哪里，做了几次核酸，健康码是什么颜色？”
晋江流动人口很多，今年生意不景气，很多人做临时工，去的地方比较多，出租房的管理相对没那么规范，人员住得也分散。我们打流调电话的目的就是收集整理信息，再统一录入系统。健康码为红色的人员信息会被录入镇政府的数据库，再由工作人员做进一步筛查。
另外村里还会收到市里安排的任务——对登记信息不明确的人群，打电话问清他们的身份信息，包括身份证号码。现在大家的防诈骗意识都比较强，沟通起来真是挺难。我每天都从早上8、9点钟开始打电话一直到晚上11点，就这样持续了将近半个月时间。
刚开始，我打电话的语气很好。但总是刚说完“你好我是晋江防疫中心的……”电话就啪一声挂掉了。有人口气很差地回答，“哦，要干嘛？”我说，“登记下信息。”对方也会直接质疑，“你是骗子吧？”每次被人喊骗子，被挂掉电话，我心里总是很生气，但还是要接着打下一个。
有次在朋友圈，我看到有人说“打流调电话的都是骗子，大家千万不要配合他们。”实在忍不住，我打电话过去警告这个人，“这种信息，不要恶意传播。”
后来，村委会的工作人员来劝导我说，“当下大家情绪都紧张，你去跟别人争执，反而会让人更提防你，也会传播不好的形象。”在那之后，哪怕生气，我也不从言语上表露出来，遇到不配合的情况，我会语气强硬一些说，“如何不配合我们的工作，后面红码变不回来，也不关我们的事。”电话总被挂断，我会告诉对方，“你现在觉得麻烦不配合，但之后，电话还是会不停地打来。”
打不通的电话，我们一般会在系统上标注：用户无法联系上。一直不配合的人，我们也会备注：不配合。之后这些电话号码会被再次分配到别的村子，那里的志愿者也会继续打，直到打通为止。
“感染高峰已过，正在恢复正常生活”
周女士（四川德阳市基层社区防疫人员）
作为一名基层社区防疫人员，其实真正的压力还是在今年，尤其是奥密克戎变异株流行以后。虽说我国的疫情从2020年1月就已发生，但我们总觉得是很遥远的事，从没有想到会在身边大面积爆发。
我们这个村有三四千人，但村委会只有5个专职工作人员，遇到忙的时候就会通知村民小组长帮忙，但过去的2020年、2021年，基本上没有太多事。一般都是协助去接回一些从中高风险回来的人，送去闭环管理，或者为一些需要居家隔离的人贴封条、安装门磁。我们这里有两个比较大的工厂，很多人是在当地就业，去外面打工的人并不多。
但是今年奥密克戎扩散的很快，周边大城市都在封控，很快我们这里也有了高风险区。说实话有多少感染人数我都不知道，只是上面通知村庄被划为高风险区后，就必须按照高风险区域来管理。
基层社区的工作非常多，非常杂，上面要对接十几个政府部门，下面只有我们5个人。最开始封控的一周，我们几乎天天熬通宵，床铺都搬到了村委会，白天组织做核酸采样，给老百姓买药、买菜、上门查看居家隔离的人是否私自外出……晚上就填写各种各样的表格，线上报了线下也要报，总是不断有新的表格发过来。
那段时间，困了就眯一会儿，醒来又继续报表，政府部门送来了一屋子方便面和自热米饭，饿了就吃这些。我差不多十多天没有回家，两个孩子本来在家上网课，没有人照顾，孩子就天天玩手机，学习耽误了很多。但是那种情况下，你只能选一头，还有别的办法吗？
做核酸筛查时，要把所有村民都集中到村委会，我们需要提前一天上门去动员，让村民第二天尽早来。一般会安排村民小组长维持秩序，我们几个主要负责录入信息，一次全员核酸采样要持续多半天。后来为了防止人群聚集，需要上门采集核酸，但采样的医务人员找不到路，需要我们亲自带着挨门挨户采样，但人手不够，必要时村委会会请人带路，这又要花钱。
我们村没有自己的企业，全靠政府下拨防疫经费，往年没有大面积爆发疫情时，一年拨款三四千元也能够用，但是今年就比较紧张了。有时候需要请人到村委会帮忙，工作一天才能给50元钱，我也想多给一些，但是经费有限。遇到一些行动不便的老人，还要雇车把他们接过来打疫苗，车费也是从防疫经费里报销。
老百姓并不是什么都配合，尤其是一些老年人不理解，比如通知他们接种疫苗，他们说“我们都不出门，打这个针有啥用？”我们就只有“磨嘴皮子”说服老人接种，对于不适合接种疫苗的，还要做好台账，上报给政府防控部门。有些老人实在不同意接种，我们需要做他们子女的工作，让自己的孩子去动员。
那次封控共持续了将近一个月，幸好结束了。本来是为老百姓好，但是如果听到一些难听的话，我们心里就很难受。我觉得，长期封控也不是办法，除非有工资，旱涝保收，不然像打工的年轻人，上有老下有小，没有工作吃什么？
现在政策放开以后，我们的工作就轻松多了，相当于把健康的责任落实到了每个人自己身上，社区就是做一些宣传工作，动员他们继续接种疫苗，打了第一针的打第二针，打了第二针的打第三针，但也不是强制的。最近我们村里感染高峰已过去，基本上都感染过了，大家在恢复正常生活，都会好起来的。
（文中刘芳和陈宏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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