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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农村感染高峰过后:第二波没有到来,但医疗系统依然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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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农村感染高峰过后:第二波没有到来,但医疗系统依然薄弱

近一个月以来,在广大农村地区,过去构建的县、乡(镇)、村三级预防保健网络正在经受考验。而作为距离农村居民最近的医疗机构,村级卫生室和乡镇卫生院在“防重症”方面却显得力不从心,对重症患者往往难以展开及时救治。

达州罐子镇,返乡的人日益渐多。摄影:赵孟

记者 | 赵孟

编辑 | 翟瑞民

防疫“新十条”实施后,国内许多城市已逐渐渡过感染高峰,但在有近5亿人口规模的中国农村,疫情形势仍时刻牵动人心。

2022年12月30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加强当前农村地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防控工作方案》(下称《方案》),要求围绕“保健康、防重症”,重点抓好农村地区防疫体系运转、药品供应、重症治疗、老人儿童防护等方面工作,最大程度保护农村居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近一个月以来,在广大农村地区,过去构建的县、乡(镇)、村三级预防保健网络正在经受考验。而作为距离农村居民最近的医疗机构,村级卫生室和乡镇卫生院在“防重症”方面却显得力不从心,对重症患者往往难以展开及时救治。界面新闻实地探访位于四川省东北部的达州市罐子镇,发现这里已经度过到了感染高峰,并没有迎来预期的第二波感染,但这个冬天去世的老人比过去要多。

“高峰”过后

2023年1月4日并不是罐子镇赶集的日子,但熙熙攘攘的人群已经显露出一些过年的气氛。从外地回来的年轻人穿着鲜亮的衣服在街上溜达,镇中心校门口,几十个接孩子的老人聚在一起,有些甚至都没有戴口罩。

这个四川达州的小镇上,卫生院门口只有三三两两的人,显得冷清。发热门诊的医生依然接诊,但未见多少患者。“我们早就阳过了。”发热门诊一位医生告诉界面新闻,近期发热门诊的接诊量几乎回到了正常水平,但他仍清晰记得大约一个月前的忙碌景象。

“平时一天门诊量只有四五十人,但高峰期一天接诊两百多人。”这位医生介绍,其中发热病人占一百二三十人,而平时一天的发热病人只有四五个。突然增加的就诊量很快耗尽了卫生院的药品储备。通常,乡镇卫生院需要配备一个月的用药量,但到12月14日,该卫生院一些主要的退烧类药物已经耗尽。后来,对于高烧患者,医生只能对其“挂水”降温,或使用抗生素。

罐子镇卫生院门口已不见排队的患者。摄影:赵孟

罐子镇距离达州市30余公里,由原来的罐子乡和陈家乡合并而来,现有人口3万多。罐子镇是一个典型的农业镇,外出务工是农民们近些年主要的收入来源。罐子镇政府一位人士估计,全镇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外出务工,该镇下辖和平村一位村民称,全村2000多人中,留在村里的只有几百人,而且几乎都是老人。

人们居住相对分散,全镇3万多人中,住在罐子街和陈家街的人口大约有3000多人,其余的都分散在乡村。每年春节前,外出务工的人员回家过年,是一年中人员流动最频繁的时期,这也是一些专家担忧农村可能迎来第二波感染潮的主要原因。

当地一些医生记得,该镇的感染高峰大约持续了一周左右,他们注意到,最初来医院看病的是7-15岁的学生,多数是从达州市回来的;接着是成年人逐渐增多;然后是老人。他们认为,疫情可能是从城市向农村蔓延而来,这加剧了他们对春节迎来第二波疫情的担忧。

感染高峰期,在卫生院排不上队的人,开始涌向诊所和药店。“我们一开门药就被‘抢完’了。”一位药店销售人员记得人数多的那一天的情形,由于顾客太多,公司临时安排一位人员过来帮忙,但货架上很快销售一空,公司不得不开始对一些药物限购。

1月4日,界面新闻记者在罐子镇上走访了多家药店,发现货架上已经摆满了药物,但诸如布洛芬之类的退烧药依然缺货,只有一家药店在销售。销售人员提醒,如果没有症状不建议购买,实在要购买,每个人限购一板(11粒)。

从12月16日开始,罐子镇卫生院接诊的患者开始下降,并逐渐回落到平时的接诊量。但卫生院不敢掉以轻心,他们担心迎来第二波感染潮,一方面是因为储备药物迟迟没有到位,另一方面是因为人手紧张。卫生院的医生全部“阳过了一遍”,一些医生坚持带病上岗,从12月初至今都没有休假,存在健康风险。

罐子镇现有两个卫生院,主院医务人员有22人,分院则有16人。此轮感染发生前,3万多居民的健康保障工作尚能被应付,但突然新增的感染量让人手捉襟见肘。当时,卫生院将退休的人员梳理一遍,计划返聘一些老医生。但退休人员中符合要求者寥寥。最后,只有一个人符合条件,这位退休医生已年近七旬,但也义无反顾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

大约一周前,罐子镇卫生院才联系到能够批药的医药公司,将药物储备恢复到一个月的量,但一些效果较好的药物依然缺乏。庆幸的是,医生们在惴惴不安中度过了20多天,第二波感染潮并没有到来。“只有一些零星从外面回来的人(来看病)。”一位医生说。

这位医生分析,一方面是由于外出务工的多数是年轻人,这些人在回乡之前可能已经“阳过了”,回家后二次感染的概率较低;此外,经过上一轮的普遍感染,许多人具备了一定的医学常识,感染后知道自行买药和居家治疗,主动减少来医院就诊。鉴于此,他预计可能不会出现此前预判的“第二波”。

和平村一位村民也称,进入农历腊月后,返乡回来的人逐渐增多,回来的人多数已经“阳过了”,村里并没有出现再次感染的情况。但他发现,村里去世的老人比往年多了。

离去的老人

“这几日天天都有人放鞭炮,”罐子镇一家寿衣店的裁缝陈兰说,“有时候四个方向都在响。”这个时节听到鞭炮声,通常意味着居民家有红白事,但罐子镇的居民们普遍感觉,今年冬天丧事居多。

1月3日,59岁的王云被送到达州市区的医院几个小时后过世。意外发生前,他还在帮助另一家邻居处理丧事,许多人对他的突然离世感到难以接受。根据镇上多位居民的说法,仅1月3日当天,罐子镇就有三位老人过世,王云只是其中之一。

王云的妻子萧红告诉界面新闻,丈夫出事前三四天,已经觉察到身体不舒服,“脑壳痛,有点拉肚子”。萧红称,去年12月,王云已经“阳过了”,当时的症状并不重,开了一些药,打了几针后就康复,所以此次身体不适,自己并没有太在意。

1月3日下午,王云出现呼吸困难、腰痛加剧,家人赶紧将其送往达州市区的医院。急诊室挂号后,医生先对其进行抽血、做CT等检查,然后就被推进了重症室,插上了氧气。但几个小时后,CT结果尚未出来,王云被宣告不治。根据家属的转述,医生诊断其死亡原因为“病毒性心肌炎”。

由于不再进行核酸检测,许多患者也未做抗原自测,很难认定罐子镇这些逝者的病因。界面新闻采访了多位家属均表示,逝者平时患有糖尿病、心脏病等基础性疾病,但发病前都出现过诸如咳嗽、哮喘等感冒类症状。

罐子镇主街南面,一处灵堂已经搭了4天。逝者是一位75岁的的老人。老人的女儿唐璐称,母亲于2022年12月31日去世,由于选定落葬的日期在1月9日,因此这期间必须有人守灵。母亲发病前,曾出现咳嗽等症状,但老人罹患糖尿病已有十多年,身体一直不好,此前也多次住院。对于老人的离开,家属表示能够接受。

近期镇上去世的老人较多,不时听见鞭炮声。摄影:赵孟

“得这个病就像打架,主要看你的身体,你强它就弱。”上述老人的丈夫说。他今年79岁,但身体硬朗。他在2022年12月也“阳过了”,症状持续五六天就消失了。平时,他还能在建筑工地上打零工,女儿们劝他休息,但他觉得身体可以承受。

唐璐介绍,大约在一个月前,隔壁的另一位老人离世,现在这家人大门紧锁。不过,去世的并不都是老人,距离她家几十米外,42岁的陈克英于二十多天前去世,留下3个仍在读书的孩子。这是目前已知该镇近期离世人员中最年轻的一位。但病因未知。

黄博在罐子镇经营一家丧葬用品店已20多年。最近一个月来,老人过世的消息接二连三传来,“一些地方道师(农村处理丧事的司仪)人手不够,这家没弄完就赶到下家去了。”

究竟有多少老人在这个冬天离世?罐子镇卫生院一位医生表示,从患基础病的住院人数看,比往年多出了“一到二成”。镇政府一位工作人员透露,全镇去年12月至今大约有60多人因各种原因过世。他强调,冬天是老人发病的高峰期,而且这些案例很难认定因新冠病毒感染引起。但他也承认,与往年相比这个数据“要多一些”。

基层医疗机构的考验

“新十条”实施后,中国的防疫重心已由“防传染”转为“保健康、防重症”。近一个月以来,在广大农村地区,过去构建的县、乡(镇)、村三级预防保健网络正在经受考验。

罐子镇罐子社区书记陈兵称,目前社区正在对60岁以上患有基础病的老人进行统计上报,对于有基础病的孤寡老人,社区还将协助他们买药,做好健康监测。此外,对于返乡人员,社区和村委会人员也会对其进行防疫宣传。

目前,当地每个村均设有一个卫生室,并配有1-2名村医,可以向村民提供一般疾病的开药服务。但多位村民表示,由于村卫生室不能打针,他们平时很少到村卫生室开药,有些人则称“药物效果不好”。

根据2012年出台的《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村卫生室、诊所和社区卫生服务站使用抗菌药物开展静脉输注活动,应当经县级卫生行政部门核准”。在实际执行中,许多地方采取“一刀切”,禁止所有肌肉注射。一些医生认为,在疫情爆发的特殊时期,这些规定应该展现出灵活性。

去年12月初,一张达州市某诊所患者聚集输液的照片在网络曝光,引发热议。达州市卫生系统很快明确通知,禁止诊所提供打针和输液服务。这一决定引发了诊所的不满,“有些病人烧到快40度,不给他打针激动得都要骂人了。”界面新闻报道后,当地很快纠正了这一禁令。

镇上药店的药物较为充足,但布洛芬依然不容易买到。摄影:赵孟

通常情况下,农村居民生病后首先选择乡镇卫生院就医。中国医院分为三级十等,乡镇卫生院一般属于一级乙等,属于十个等级的倒数第二位,这个等级的医院在软硬件配备、医生资质、药物使用方面存在诸多掣肘。

根据《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某些药物仅限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使用,乡镇卫生院往往只能使用一些“基药”(指进入国家基本用药目录的药品)。违规用药则面临扣罚。多乡镇卫生院医生表示,这些限制并不利于防重症工作的开展。

去年12月感染高峰期,罐子镇卫生院先后接诊两位病情紧急的患者,初步诊断一位患有肺心病,一位患有冠心病,但卫生院没有可以使用的药物,只能建议家属立即送到上级医院。从罐子镇到达州市需要40多分钟,遗憾的是,两人最终未能抢救回来。

用药受限的不只是医院,还有医生。由于一些历史的原因,从乡镇卫生院退休的医生职称通常都不高,这让他们能够使用的药物也很有限。同事们称,上述罐子镇卫生院返聘回来的这位医生临床经验丰富,但因为职称不够,“现在还在使用青霉素”。而许多医生现在使用的是更有效的同类药物。

乡镇卫生院的财政困境也在这次感染高峰中凸显。乡镇卫生院属于差额拨款单位,但许多卫生院反映,本应拨付的财政款项长期不到位,导致医院运行出现困难,拖欠医药公司费用比较常见。此次感染高峰出现后,各级医院都在抢购药物,而基层卫生院成为最弱势的一方。

罐子镇卫生院有关人士透露,目前该院尚有180多万元的财政拨款没有到位,目前只能“东拉西扯”想办法将医务人员工资发放到位,而医药公司的货款尚无法及时支付。这也导致在采购药物时,医药公司缺乏积极性。近期因为一些患者出现腹泻症状,治疗腹泻的蒙脱石散又出现断货。

最近,在有些社区和村里,开始为80岁以上的老人发放“健康包”,里面包括常用感冒药、消毒液等。但社区工作人员表示,光靠“健康包”里的物资,能起到多大作用?他表示担忧。

(文中除陈兵外,其余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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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农村感染高峰过后:第二波没有到来,但医疗系统依然薄弱

近一个月以来,在广大农村地区,过去构建的县、乡(镇)、村三级预防保健网络正在经受考验。而作为距离农村居民最近的医疗机构,村级卫生室和乡镇卫生院在“防重症”方面却显得力不从心,对重症患者往往难以展开及时救治。

达州罐子镇,返乡的人日益渐多。摄影:赵孟

记者 | 赵孟

编辑 | 翟瑞民

防疫“新十条”实施后,国内许多城市已逐渐渡过感染高峰,但在有近5亿人口规模的中国农村,疫情形势仍时刻牵动人心。

2022年12月30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加强当前农村地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防控工作方案》(下称《方案》),要求围绕“保健康、防重症”,重点抓好农村地区防疫体系运转、药品供应、重症治疗、老人儿童防护等方面工作,最大程度保护农村居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近一个月以来,在广大农村地区,过去构建的县、乡(镇)、村三级预防保健网络正在经受考验。而作为距离农村居民最近的医疗机构,村级卫生室和乡镇卫生院在“防重症”方面却显得力不从心,对重症患者往往难以展开及时救治。界面新闻实地探访位于四川省东北部的达州市罐子镇,发现这里已经度过到了感染高峰,并没有迎来预期的第二波感染,但这个冬天去世的老人比过去要多。

“高峰”过后

2023年1月4日并不是罐子镇赶集的日子,但熙熙攘攘的人群已经显露出一些过年的气氛。从外地回来的年轻人穿着鲜亮的衣服在街上溜达,镇中心校门口,几十个接孩子的老人聚在一起,有些甚至都没有戴口罩。

这个四川达州的小镇上,卫生院门口只有三三两两的人,显得冷清。发热门诊的医生依然接诊,但未见多少患者。“我们早就阳过了。”发热门诊一位医生告诉界面新闻,近期发热门诊的接诊量几乎回到了正常水平,但他仍清晰记得大约一个月前的忙碌景象。

“平时一天门诊量只有四五十人,但高峰期一天接诊两百多人。”这位医生介绍,其中发热病人占一百二三十人,而平时一天的发热病人只有四五个。突然增加的就诊量很快耗尽了卫生院的药品储备。通常,乡镇卫生院需要配备一个月的用药量,但到12月14日,该卫生院一些主要的退烧类药物已经耗尽。后来,对于高烧患者,医生只能对其“挂水”降温,或使用抗生素。

罐子镇卫生院门口已不见排队的患者。摄影:赵孟

罐子镇距离达州市30余公里,由原来的罐子乡和陈家乡合并而来,现有人口3万多。罐子镇是一个典型的农业镇,外出务工是农民们近些年主要的收入来源。罐子镇政府一位人士估计,全镇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外出务工,该镇下辖和平村一位村民称,全村2000多人中,留在村里的只有几百人,而且几乎都是老人。

人们居住相对分散,全镇3万多人中,住在罐子街和陈家街的人口大约有3000多人,其余的都分散在乡村。每年春节前,外出务工的人员回家过年,是一年中人员流动最频繁的时期,这也是一些专家担忧农村可能迎来第二波感染潮的主要原因。

当地一些医生记得,该镇的感染高峰大约持续了一周左右,他们注意到,最初来医院看病的是7-15岁的学生,多数是从达州市回来的;接着是成年人逐渐增多;然后是老人。他们认为,疫情可能是从城市向农村蔓延而来,这加剧了他们对春节迎来第二波疫情的担忧。

感染高峰期,在卫生院排不上队的人,开始涌向诊所和药店。“我们一开门药就被‘抢完’了。”一位药店销售人员记得人数多的那一天的情形,由于顾客太多,公司临时安排一位人员过来帮忙,但货架上很快销售一空,公司不得不开始对一些药物限购。

1月4日,界面新闻记者在罐子镇上走访了多家药店,发现货架上已经摆满了药物,但诸如布洛芬之类的退烧药依然缺货,只有一家药店在销售。销售人员提醒,如果没有症状不建议购买,实在要购买,每个人限购一板(11粒)。

从12月16日开始,罐子镇卫生院接诊的患者开始下降,并逐渐回落到平时的接诊量。但卫生院不敢掉以轻心,他们担心迎来第二波感染潮,一方面是因为储备药物迟迟没有到位,另一方面是因为人手紧张。卫生院的医生全部“阳过了一遍”,一些医生坚持带病上岗,从12月初至今都没有休假,存在健康风险。

罐子镇现有两个卫生院,主院医务人员有22人,分院则有16人。此轮感染发生前,3万多居民的健康保障工作尚能被应付,但突然新增的感染量让人手捉襟见肘。当时,卫生院将退休的人员梳理一遍,计划返聘一些老医生。但退休人员中符合要求者寥寥。最后,只有一个人符合条件,这位退休医生已年近七旬,但也义无反顾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

大约一周前,罐子镇卫生院才联系到能够批药的医药公司,将药物储备恢复到一个月的量,但一些效果较好的药物依然缺乏。庆幸的是,医生们在惴惴不安中度过了20多天,第二波感染潮并没有到来。“只有一些零星从外面回来的人(来看病)。”一位医生说。

这位医生分析,一方面是由于外出务工的多数是年轻人,这些人在回乡之前可能已经“阳过了”,回家后二次感染的概率较低;此外,经过上一轮的普遍感染,许多人具备了一定的医学常识,感染后知道自行买药和居家治疗,主动减少来医院就诊。鉴于此,他预计可能不会出现此前预判的“第二波”。

和平村一位村民也称,进入农历腊月后,返乡回来的人逐渐增多,回来的人多数已经“阳过了”,村里并没有出现再次感染的情况。但他发现,村里去世的老人比往年多了。

离去的老人

“这几日天天都有人放鞭炮,”罐子镇一家寿衣店的裁缝陈兰说,“有时候四个方向都在响。”这个时节听到鞭炮声,通常意味着居民家有红白事,但罐子镇的居民们普遍感觉,今年冬天丧事居多。

1月3日,59岁的王云被送到达州市区的医院几个小时后过世。意外发生前,他还在帮助另一家邻居处理丧事,许多人对他的突然离世感到难以接受。根据镇上多位居民的说法,仅1月3日当天,罐子镇就有三位老人过世,王云只是其中之一。

王云的妻子萧红告诉界面新闻,丈夫出事前三四天,已经觉察到身体不舒服,“脑壳痛,有点拉肚子”。萧红称,去年12月,王云已经“阳过了”,当时的症状并不重,开了一些药,打了几针后就康复,所以此次身体不适,自己并没有太在意。

1月3日下午,王云出现呼吸困难、腰痛加剧,家人赶紧将其送往达州市区的医院。急诊室挂号后,医生先对其进行抽血、做CT等检查,然后就被推进了重症室,插上了氧气。但几个小时后,CT结果尚未出来,王云被宣告不治。根据家属的转述,医生诊断其死亡原因为“病毒性心肌炎”。

由于不再进行核酸检测,许多患者也未做抗原自测,很难认定罐子镇这些逝者的病因。界面新闻采访了多位家属均表示,逝者平时患有糖尿病、心脏病等基础性疾病,但发病前都出现过诸如咳嗽、哮喘等感冒类症状。

罐子镇主街南面,一处灵堂已经搭了4天。逝者是一位75岁的的老人。老人的女儿唐璐称,母亲于2022年12月31日去世,由于选定落葬的日期在1月9日,因此这期间必须有人守灵。母亲发病前,曾出现咳嗽等症状,但老人罹患糖尿病已有十多年,身体一直不好,此前也多次住院。对于老人的离开,家属表示能够接受。

近期镇上去世的老人较多,不时听见鞭炮声。摄影:赵孟

“得这个病就像打架,主要看你的身体,你强它就弱。”上述老人的丈夫说。他今年79岁,但身体硬朗。他在2022年12月也“阳过了”,症状持续五六天就消失了。平时,他还能在建筑工地上打零工,女儿们劝他休息,但他觉得身体可以承受。

唐璐介绍,大约在一个月前,隔壁的另一位老人离世,现在这家人大门紧锁。不过,去世的并不都是老人,距离她家几十米外,42岁的陈克英于二十多天前去世,留下3个仍在读书的孩子。这是目前已知该镇近期离世人员中最年轻的一位。但病因未知。

黄博在罐子镇经营一家丧葬用品店已20多年。最近一个月来,老人过世的消息接二连三传来,“一些地方道师(农村处理丧事的司仪)人手不够,这家没弄完就赶到下家去了。”

究竟有多少老人在这个冬天离世?罐子镇卫生院一位医生表示,从患基础病的住院人数看,比往年多出了“一到二成”。镇政府一位工作人员透露,全镇去年12月至今大约有60多人因各种原因过世。他强调,冬天是老人发病的高峰期,而且这些案例很难认定因新冠病毒感染引起。但他也承认,与往年相比这个数据“要多一些”。

基层医疗机构的考验

“新十条”实施后,中国的防疫重心已由“防传染”转为“保健康、防重症”。近一个月以来,在广大农村地区,过去构建的县、乡(镇)、村三级预防保健网络正在经受考验。

罐子镇罐子社区书记陈兵称,目前社区正在对60岁以上患有基础病的老人进行统计上报,对于有基础病的孤寡老人,社区还将协助他们买药,做好健康监测。此外,对于返乡人员,社区和村委会人员也会对其进行防疫宣传。

目前,当地每个村均设有一个卫生室,并配有1-2名村医,可以向村民提供一般疾病的开药服务。但多位村民表示,由于村卫生室不能打针,他们平时很少到村卫生室开药,有些人则称“药物效果不好”。

根据2012年出台的《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村卫生室、诊所和社区卫生服务站使用抗菌药物开展静脉输注活动,应当经县级卫生行政部门核准”。在实际执行中,许多地方采取“一刀切”,禁止所有肌肉注射。一些医生认为,在疫情爆发的特殊时期,这些规定应该展现出灵活性。

去年12月初,一张达州市某诊所患者聚集输液的照片在网络曝光,引发热议。达州市卫生系统很快明确通知,禁止诊所提供打针和输液服务。这一决定引发了诊所的不满,“有些病人烧到快40度,不给他打针激动得都要骂人了。”界面新闻报道后,当地很快纠正了这一禁令。

镇上药店的药物较为充足,但布洛芬依然不容易买到。摄影:赵孟

通常情况下,农村居民生病后首先选择乡镇卫生院就医。中国医院分为三级十等,乡镇卫生院一般属于一级乙等,属于十个等级的倒数第二位,这个等级的医院在软硬件配备、医生资质、药物使用方面存在诸多掣肘。

根据《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某些药物仅限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使用,乡镇卫生院往往只能使用一些“基药”(指进入国家基本用药目录的药品)。违规用药则面临扣罚。多乡镇卫生院医生表示,这些限制并不利于防重症工作的开展。

去年12月感染高峰期,罐子镇卫生院先后接诊两位病情紧急的患者,初步诊断一位患有肺心病,一位患有冠心病,但卫生院没有可以使用的药物,只能建议家属立即送到上级医院。从罐子镇到达州市需要40多分钟,遗憾的是,两人最终未能抢救回来。

用药受限的不只是医院,还有医生。由于一些历史的原因,从乡镇卫生院退休的医生职称通常都不高,这让他们能够使用的药物也很有限。同事们称,上述罐子镇卫生院返聘回来的这位医生临床经验丰富,但因为职称不够,“现在还在使用青霉素”。而许多医生现在使用的是更有效的同类药物。

乡镇卫生院的财政困境也在这次感染高峰中凸显。乡镇卫生院属于差额拨款单位,但许多卫生院反映,本应拨付的财政款项长期不到位,导致医院运行出现困难,拖欠医药公司费用比较常见。此次感染高峰出现后,各级医院都在抢购药物,而基层卫生院成为最弱势的一方。

罐子镇卫生院有关人士透露,目前该院尚有180多万元的财政拨款没有到位,目前只能“东拉西扯”想办法将医务人员工资发放到位,而医药公司的货款尚无法及时支付。这也导致在采购药物时,医药公司缺乏积极性。近期因为一些患者出现腹泻症状,治疗腹泻的蒙脱石散又出现断货。

最近,在有些社区和村里,开始为80岁以上的老人发放“健康包”,里面包括常用感冒药、消毒液等。但社区工作人员表示,光靠“健康包”里的物资,能起到多大作用?他表示担忧。

(文中除陈兵外,其余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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