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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合作,合而不容,容而不深”,中公教育如何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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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合作,合而不容,容而不深”,中公教育如何破局?

基于高校人才培养和企业用工方面的个性化需求,中公教育扮演的是“第三方职业教育平台”的角色,连接起校企合作,搭建起二者之间的桥梁。

虽然已经放假,但四川大学锦江学院的大三学生张享泽(化名)最近没有闲着,而是在为今年的乡村振兴传播大赛做着准备。

张享泽是该校数字电商专业京东班的首批学生之一。之所以报读该专业,一方面是兴趣使然,另一方面这是校企合作专业,可以学到更多更新的实用技能。

2020年,中公教育(002607.SZ)和京东在四川大学锦江学院成立数字电商专业京东班,项目在成立之初就被定性为四川省本科产教融合的示范项目。基于四川省建设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的背景,该项目可以满足区域数字经济人才建设的需求。

目前,京东班已经迎来数百名学生。他们在大学里就已经开始接受企业行家的应用技能型授课,早早地接触到商业化的实战项目。在学校的商业实训基地和直播间,做了无数次演练。

直播课教学现场

01| 第三方职教平台搭建校企合作的桥梁

长久以来,就业市场一直存在“供需错配”的现象。

在产业快速迭代升级之下,由于信息差和时间差,一些高校、企业内部的信息生产跟社会发展之间形成明显的断层。

为了进一步强化职业教育领域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近些年来,国家相继出台了《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建设产教融合型企业实施办法(试行)》《关于印发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实施方案的通知》等一系列政策措施。 

2022年12月底,中办、国办还发布了《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直接传达了职教改革的决心,其重点在于坚持以教促产、以产助教、产学合作。

“校企合作的深浅度是职业教育发展水平的试金石。”中公教育职教事业部总经理孟桢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产教融合的平衡点其实很难找得准”。

第一大难点是学校和企业在进行双主体人才培养时,难以形成合力。

“校企双方的培养目标不一致,企业大部分注重的是经济效益,学校注重的是社会效益。” 孟桢楠称,产教融合培养的是职业技术型人才,属于非排他性质的公共型人才,并不能完全被纳入企业囊中,因此打击了很多企业参与产教融合的积极性。

第二大难点在于双主体的培养模式不明确,导致校企双方各自需要承担的教学任务不够明晰。

“校企双方的边界一直非常模糊。” 孟桢楠介绍,“大部分人认为学校应该主授理论知识,企业主授实践技能,但其实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因为经实际运营发现,学校需要通过实践活动加深学生对理论的理解,企业也需要进行理论知识的讲解,才能开展更加规范的操作示范。”

基于高校人才培养和企业用工方面的个性化需求,中公教育扮演的是“第三方职业教育平台”的角色,连接起校企合作,搭建起二者之间的桥梁。

比如某一个产业赛道,中公教育面向的服务对象可能是十几家甚至数十家企业,这些企业人力资源的诉求具有共通性,中公教育将这种共通性总结变成该行业的人才培养模板,并前置到合作的职业院校里去。

“培养出来的学生,面对的是整个大的产业赛道,而非某一家企业,尽可能让学生获得不同企业(所需)的核心竞争力,从而解决校企双方培养目标不统一的问题。”孟桢楠称。

还有一种情况常常将校企合作置于尴尬境地,那就是“一流的项目交到了三流团队手里,最后这个项目就变成三流了”。

据孟桢楠透露:“很多学校一把手想做校企合作,但团队力量难以支撑,当引入的外部产业资源不匹配,就极易出现上面的情况。”

中公教育所充当的第三方职业教育平台此时就派上了用场。早在前期,就要与高校客户以及企业反复沟通,确定双方团队的配置,必须拉出高效的、资源相对对等的团队,认知层面能够达到联合经营,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才能做得好。

从点对点到面对面,一个学校的全生命周期内都存在合作机会,同时也应运而生多种从易到难的校企合作形式,比如相对简单的实习实训,再到定制化培养的订单班,再到稍微深入一点的做专业群的合作,联合经营做产业学院,包括做混改等。

面向不同发展阶段的职业院校,中公教育也能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

例如,第一类是刚建好、处于生存期的院校,中公教育需要协助其走好第一步,解决生存问题。

第二类是处于发展期的学校,生源规模固定,合作重点主要着眼于高质量发展,需要和中公教育进行资源层面的合作。

第三类是引领期的职校,在区域内排名靠前,需要在特定领域推出创新业务。

“如果我们与学校的合作上升到联合经营层面时,每一个职业院校都需要定制化开发解决方案。”孟桢楠将这种“定制化联合经营”视为“小而精”“小而美”的事。

以四川大学锦江学院为例,中公教育主要负责企业定制化课程和商业化实践项目,具体包括项目运营、人才培养的制定到实训建设的投入,以及最终的实习就业整套流程。

中公教育职教事业部西南区负责人杨明告诉界面教育,引入企业真实性的、具有盈利性质的商业项目,采取企业的管理模式,可以增加学生对真实项目的运营经验,提高学生的实战工作能力。

在杨明看来,现有的高职院校、应用型本科仍存在“理论大于实践”的弊端,导致学生进入社会后难以适应企业的环境和要求。 

“企业介入学生培养过程,首先,可以将实用的先进技术及时引入课堂 ,提升学生实操实践能力,把控学生技能学习。同时,企业化的运营管理模式,可以对学生进行职业规划与引导、帮助学生树立职场理念、培养和提升学生的职业习惯与能力,实现学校与职场的无缝对接。这种方式,进一步缩小了企业用人需求与人才培养之间的差距,为企业提供了可供选拔的人才,从而降低了企业人力招聘的成本。”杨明称。

据杨明介绍,中公教育安排到四川大学锦江学院的授课师资,有一个最基本的硬性要求——行业经验至少八年起。目前数字电商专业约有800—1000个课时完全由企业师资来负责。

学生未来的从业选择也不少,比如电商运营师、数据分析师、UI设计师、营销设计师、产品经理、电商主播等。

“这些也是目前新经济形势下都需要的技术型、运营型岗位,数字电商的就业前景非常可观。”杨明对界面教育表示。

日常授课

02 | “细则落地是产教融合办好的关键”

四川大学锦江学院的数字电商专业并非孤例,近年来,中公教育已先后与全国多所学校达成全面合作。

2019年,中公教育与中国地质大学、华北电力大学、河南大学、湖南农业大学等共建产教融合项目,包含专业共建、课程共建、专业实习实训基地共建等。

2020年,中公教育在汉口学院展开了落地实验,建成了该校首个集现代化、科技化、国际化于一体的校企合作产学研基地。此次合作是中公教育开展“百校联合办学”计划以来,在湖北地区合作最深入的一次,预计五年将累计投入千余万元资金。

2022年4月15日,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专家组发布了《2022年3月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指南通过企业名单》,中公教育共有90个项目指标获批立项。其中,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项目50项、师资培训项目25项、实践条件和实践基地建设项目15项。

截至目前,中公教育已与四川、陕西、湖北等地的多所高校签署校企合作协议。合作模式包括共建数字经济、融媒体、智能制造、数字文创、人工智能和智能航空等6个方向的产业学院,以及数字化校园、学历提升、技能拓展等合作。

中公教育表示,产业学院的矩阵接下来还会再调整,将加大数字经济、工业互联网、5G通信技术等前沿技术的布局。尤其在智能化升级方面,中公教育与各院校打造了平安智慧校园系统,可以帮助学校从教务管理、行政办公、智慧班级和平安校园等方面进行数智化升级,提升管理效率和教学效果。

这一系列合作案例,都是中公教育深耕职业教育的成果。

早在2014年,中公教育就洞察到校企合作、产教融合领域的机遇,专门组建团队开拓业务,并将其放在了“优就业”事业部下管辖。

2021年底,中公教育整合内外部资源,成立新的事业部——职教事业部,正式进入To B类培训业务行列。次年2月成立子公司,独立运营职业教育相关业务,组建新团队进入职教市场。

新事业部将整体服务于政府、企业、高校“三端”,着力打造生态资源整合、智慧服务、产教融合、平台科研、教育服务“五位一体”的职业教育运营体系,推动形成产教良性互动、校企优势互补的发展格局。

据相关知情人士透露,中公内部将职教业务放在“一个非常高的位置,也是中公未来的转型之路”。

中公教育管理层也曾不止一次阐述高校市场对公司的发展意义,省考公务员报考群体每年有500万,其中65%来自高校学生群体。而在这300多万的高校学生群体中,以大三、大四的学生为主,生源定位精准。所以中公和很多高校合作,从本科院校到覆盖专科院校,以便让高校学生群体在大学期间就对中公有所认识。

从该角度看来,To B的产教融合业务帮传统To C业务开拓了低成本获客渠道。与此同时,To C业务也丰富了产教融合的维度。

“很多院校主动跟我们提出,学历提升、公职考试等内容可以做成定向班,给学生提供高质量就业服务。我们看到很多这类新商机出现。”孟桢楠说。

中公教育发力职业教育,也源于后者广阔的市场发展空间。据多鲸教育研究院测算,2022年,中国职业教育市场规模有望突破万亿元,2024 年有望达到1.2万亿元规模。

由民办中职、大专、职业本科组成的民办学历职业教育市场规模到2031年有望增长至6600亿元,未来十年有3倍增长空间。

中金公司分析认为,2022年随着K12教培企业逐步转型、职业教育相关利好政策发布,板块有所复苏。展望2023年,板块仍有修复空间。

孟桢楠透露,2023年职教业务的发展脚步可能会更快一些,今年职教事业部的工作内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整合公司内部产品线,逐渐为高校搭建大学生高质量就业服务平台,由中公教育职教事业部落实。

其二,逐步搭建产教融合第三方平台,整合更多产业公司,将商业化的产品转换成教育产品,不断输出给职业院校。

其三,不断升级迭代整体解决方案。 

中长期来看,孟桢楠希望在更多的省份复制、迭代过往的成功经验;加大创新性产品的成本投入力度,包括教学水平、数字化管理能力、监管能力等。 

孟桢楠认为,高校选择中公教育的很大原因在于,后者能真正提供综合性的全产业链解决方案,而非只是解决某一方面的诉求。

产业公司选择和中公教育合作,其中一部分看中的是中公教育本地化的团队部署能力,主要体现在其各地分公司的直营模式,以及下沉到县城的学习中心运营。在孟桢楠看来,这套做法可以移植到和院校的联合办学上来。 

尽管有了发展目标和方式方法,但对于赛道内的玩家而言,“大家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其中就涉及各地对职教政策的配套细则以及资质问题等,这也是衡量当地产教融合能否办好的关键因素。

“虽然目前有很多职业教育相关的政策出台,但很多地方尚未落地具体的配套细则,只有一个大的框架,各地执行可能没有那么快。”中公教育相关负责人告诉界面教育。

尤其是搭建产业融合平台,周期相对较长,包括跟行业厂商或行业公司沟通,联合定制行业人才培养方案、搭建学生实习平台,都需要花费较多的时间精力。所以,职业教育本质上是一个慢工出细活的行业。

“校企合作最容易挣快钱的(方式),比如向学校卖系统、向学生卖指导单位证书等,一旦项目结束后,能给学校留下什么,还要打个问号。”孟桢楠称。

据其透露,不少产业公司曾找上门来寻求合作,中公教育也拒绝了很多希望赚快钱的公司,在他看来“抱着赚快钱心态进来的,做着做着动作会变形,很难在这个赛道上有所建树。相反,能跟着学校一起经营两年、三年甚至五年,能保留些东西下来,或许是更为重要的事。”

未经正式授权严禁转载本文,侵权必究。

中公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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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高校人才培养和企业用工方面的个性化需求,中公教育扮演的是“第三方职业教育平台”的角色,连接起校企合作,搭建起二者之间的桥梁。

虽然已经放假,但四川大学锦江学院的大三学生张享泽(化名)最近没有闲着,而是在为今年的乡村振兴传播大赛做着准备。

张享泽是该校数字电商专业京东班的首批学生之一。之所以报读该专业,一方面是兴趣使然,另一方面这是校企合作专业,可以学到更多更新的实用技能。

2020年,中公教育(002607.SZ)和京东在四川大学锦江学院成立数字电商专业京东班,项目在成立之初就被定性为四川省本科产教融合的示范项目。基于四川省建设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的背景,该项目可以满足区域数字经济人才建设的需求。

目前,京东班已经迎来数百名学生。他们在大学里就已经开始接受企业行家的应用技能型授课,早早地接触到商业化的实战项目。在学校的商业实训基地和直播间,做了无数次演练。

直播课教学现场

01| 第三方职教平台搭建校企合作的桥梁

长久以来,就业市场一直存在“供需错配”的现象。

在产业快速迭代升级之下,由于信息差和时间差,一些高校、企业内部的信息生产跟社会发展之间形成明显的断层。

为了进一步强化职业教育领域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近些年来,国家相继出台了《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建设产教融合型企业实施办法(试行)》《关于印发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实施方案的通知》等一系列政策措施。 

2022年12月底,中办、国办还发布了《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直接传达了职教改革的决心,其重点在于坚持以教促产、以产助教、产学合作。

“校企合作的深浅度是职业教育发展水平的试金石。”中公教育职教事业部总经理孟桢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产教融合的平衡点其实很难找得准”。

第一大难点是学校和企业在进行双主体人才培养时,难以形成合力。

“校企双方的培养目标不一致,企业大部分注重的是经济效益,学校注重的是社会效益。” 孟桢楠称,产教融合培养的是职业技术型人才,属于非排他性质的公共型人才,并不能完全被纳入企业囊中,因此打击了很多企业参与产教融合的积极性。

第二大难点在于双主体的培养模式不明确,导致校企双方各自需要承担的教学任务不够明晰。

“校企双方的边界一直非常模糊。” 孟桢楠介绍,“大部分人认为学校应该主授理论知识,企业主授实践技能,但其实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因为经实际运营发现,学校需要通过实践活动加深学生对理论的理解,企业也需要进行理论知识的讲解,才能开展更加规范的操作示范。”

基于高校人才培养和企业用工方面的个性化需求,中公教育扮演的是“第三方职业教育平台”的角色,连接起校企合作,搭建起二者之间的桥梁。

比如某一个产业赛道,中公教育面向的服务对象可能是十几家甚至数十家企业,这些企业人力资源的诉求具有共通性,中公教育将这种共通性总结变成该行业的人才培养模板,并前置到合作的职业院校里去。

“培养出来的学生,面对的是整个大的产业赛道,而非某一家企业,尽可能让学生获得不同企业(所需)的核心竞争力,从而解决校企双方培养目标不统一的问题。”孟桢楠称。

还有一种情况常常将校企合作置于尴尬境地,那就是“一流的项目交到了三流团队手里,最后这个项目就变成三流了”。

据孟桢楠透露:“很多学校一把手想做校企合作,但团队力量难以支撑,当引入的外部产业资源不匹配,就极易出现上面的情况。”

中公教育所充当的第三方职业教育平台此时就派上了用场。早在前期,就要与高校客户以及企业反复沟通,确定双方团队的配置,必须拉出高效的、资源相对对等的团队,认知层面能够达到联合经营,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才能做得好。

从点对点到面对面,一个学校的全生命周期内都存在合作机会,同时也应运而生多种从易到难的校企合作形式,比如相对简单的实习实训,再到定制化培养的订单班,再到稍微深入一点的做专业群的合作,联合经营做产业学院,包括做混改等。

面向不同发展阶段的职业院校,中公教育也能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

例如,第一类是刚建好、处于生存期的院校,中公教育需要协助其走好第一步,解决生存问题。

第二类是处于发展期的学校,生源规模固定,合作重点主要着眼于高质量发展,需要和中公教育进行资源层面的合作。

第三类是引领期的职校,在区域内排名靠前,需要在特定领域推出创新业务。

“如果我们与学校的合作上升到联合经营层面时,每一个职业院校都需要定制化开发解决方案。”孟桢楠将这种“定制化联合经营”视为“小而精”“小而美”的事。

以四川大学锦江学院为例,中公教育主要负责企业定制化课程和商业化实践项目,具体包括项目运营、人才培养的制定到实训建设的投入,以及最终的实习就业整套流程。

中公教育职教事业部西南区负责人杨明告诉界面教育,引入企业真实性的、具有盈利性质的商业项目,采取企业的管理模式,可以增加学生对真实项目的运营经验,提高学生的实战工作能力。

在杨明看来,现有的高职院校、应用型本科仍存在“理论大于实践”的弊端,导致学生进入社会后难以适应企业的环境和要求。 

“企业介入学生培养过程,首先,可以将实用的先进技术及时引入课堂 ,提升学生实操实践能力,把控学生技能学习。同时,企业化的运营管理模式,可以对学生进行职业规划与引导、帮助学生树立职场理念、培养和提升学生的职业习惯与能力,实现学校与职场的无缝对接。这种方式,进一步缩小了企业用人需求与人才培养之间的差距,为企业提供了可供选拔的人才,从而降低了企业人力招聘的成本。”杨明称。

据杨明介绍,中公教育安排到四川大学锦江学院的授课师资,有一个最基本的硬性要求——行业经验至少八年起。目前数字电商专业约有800—1000个课时完全由企业师资来负责。

学生未来的从业选择也不少,比如电商运营师、数据分析师、UI设计师、营销设计师、产品经理、电商主播等。

“这些也是目前新经济形势下都需要的技术型、运营型岗位,数字电商的就业前景非常可观。”杨明对界面教育表示。

日常授课

02 | “细则落地是产教融合办好的关键”

四川大学锦江学院的数字电商专业并非孤例,近年来,中公教育已先后与全国多所学校达成全面合作。

2019年,中公教育与中国地质大学、华北电力大学、河南大学、湖南农业大学等共建产教融合项目,包含专业共建、课程共建、专业实习实训基地共建等。

2020年,中公教育在汉口学院展开了落地实验,建成了该校首个集现代化、科技化、国际化于一体的校企合作产学研基地。此次合作是中公教育开展“百校联合办学”计划以来,在湖北地区合作最深入的一次,预计五年将累计投入千余万元资金。

2022年4月15日,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专家组发布了《2022年3月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指南通过企业名单》,中公教育共有90个项目指标获批立项。其中,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项目50项、师资培训项目25项、实践条件和实践基地建设项目15项。

截至目前,中公教育已与四川、陕西、湖北等地的多所高校签署校企合作协议。合作模式包括共建数字经济、融媒体、智能制造、数字文创、人工智能和智能航空等6个方向的产业学院,以及数字化校园、学历提升、技能拓展等合作。

中公教育表示,产业学院的矩阵接下来还会再调整,将加大数字经济、工业互联网、5G通信技术等前沿技术的布局。尤其在智能化升级方面,中公教育与各院校打造了平安智慧校园系统,可以帮助学校从教务管理、行政办公、智慧班级和平安校园等方面进行数智化升级,提升管理效率和教学效果。

这一系列合作案例,都是中公教育深耕职业教育的成果。

早在2014年,中公教育就洞察到校企合作、产教融合领域的机遇,专门组建团队开拓业务,并将其放在了“优就业”事业部下管辖。

2021年底,中公教育整合内外部资源,成立新的事业部——职教事业部,正式进入To B类培训业务行列。次年2月成立子公司,独立运营职业教育相关业务,组建新团队进入职教市场。

新事业部将整体服务于政府、企业、高校“三端”,着力打造生态资源整合、智慧服务、产教融合、平台科研、教育服务“五位一体”的职业教育运营体系,推动形成产教良性互动、校企优势互补的发展格局。

据相关知情人士透露,中公内部将职教业务放在“一个非常高的位置,也是中公未来的转型之路”。

中公教育管理层也曾不止一次阐述高校市场对公司的发展意义,省考公务员报考群体每年有500万,其中65%来自高校学生群体。而在这300多万的高校学生群体中,以大三、大四的学生为主,生源定位精准。所以中公和很多高校合作,从本科院校到覆盖专科院校,以便让高校学生群体在大学期间就对中公有所认识。

从该角度看来,To B的产教融合业务帮传统To C业务开拓了低成本获客渠道。与此同时,To C业务也丰富了产教融合的维度。

“很多院校主动跟我们提出,学历提升、公职考试等内容可以做成定向班,给学生提供高质量就业服务。我们看到很多这类新商机出现。”孟桢楠说。

中公教育发力职业教育,也源于后者广阔的市场发展空间。据多鲸教育研究院测算,2022年,中国职业教育市场规模有望突破万亿元,2024 年有望达到1.2万亿元规模。

由民办中职、大专、职业本科组成的民办学历职业教育市场规模到2031年有望增长至6600亿元,未来十年有3倍增长空间。

中金公司分析认为,2022年随着K12教培企业逐步转型、职业教育相关利好政策发布,板块有所复苏。展望2023年,板块仍有修复空间。

孟桢楠透露,2023年职教业务的发展脚步可能会更快一些,今年职教事业部的工作内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整合公司内部产品线,逐渐为高校搭建大学生高质量就业服务平台,由中公教育职教事业部落实。

其二,逐步搭建产教融合第三方平台,整合更多产业公司,将商业化的产品转换成教育产品,不断输出给职业院校。

其三,不断升级迭代整体解决方案。 

中长期来看,孟桢楠希望在更多的省份复制、迭代过往的成功经验;加大创新性产品的成本投入力度,包括教学水平、数字化管理能力、监管能力等。 

孟桢楠认为,高校选择中公教育的很大原因在于,后者能真正提供综合性的全产业链解决方案,而非只是解决某一方面的诉求。

产业公司选择和中公教育合作,其中一部分看中的是中公教育本地化的团队部署能力,主要体现在其各地分公司的直营模式,以及下沉到县城的学习中心运营。在孟桢楠看来,这套做法可以移植到和院校的联合办学上来。 

尽管有了发展目标和方式方法,但对于赛道内的玩家而言,“大家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其中就涉及各地对职教政策的配套细则以及资质问题等,这也是衡量当地产教融合能否办好的关键因素。

“虽然目前有很多职业教育相关的政策出台,但很多地方尚未落地具体的配套细则,只有一个大的框架,各地执行可能没有那么快。”中公教育相关负责人告诉界面教育。

尤其是搭建产业融合平台,周期相对较长,包括跟行业厂商或行业公司沟通,联合定制行业人才培养方案、搭建学生实习平台,都需要花费较多的时间精力。所以,职业教育本质上是一个慢工出细活的行业。

“校企合作最容易挣快钱的(方式),比如向学校卖系统、向学生卖指导单位证书等,一旦项目结束后,能给学校留下什么,还要打个问号。”孟桢楠称。

据其透露,不少产业公司曾找上门来寻求合作,中公教育也拒绝了很多希望赚快钱的公司,在他看来“抱着赚快钱心态进来的,做着做着动作会变形,很难在这个赛道上有所建树。相反,能跟着学校一起经营两年、三年甚至五年,能保留些东西下来,或许是更为重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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