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即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这是21世纪以来第20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

中央一号文件是我国农业政策的重要风向标，今年的一号文件既再次强调了“粮食安全”、“种业突围”等有关民生、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问题，也提出了诸如农村电商、预制菜等农业新机会。

2月16日，界面新闻直播围绕上述视角，邀请三位农业领域专家对一号文件进行解读，并对农业产业、市场、投资领域可能产生的新机遇发表相关看法。

三位嘉宾分别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基因改良国家重大科学工程首席科学家黎志康、农业农村部猪肉全产业链监测预警首席分析师朱增勇、中信建投期货首席研究员田亚雄。

以下为相关采访内容，有删减及调整。

“猪周期”趋向平缓

界面新闻：今年生猪市场还会出现2022年一样的大波动吗？

朱增勇：首先回答是肯定不会像2022年波动那么大。因为2022年的波动更多的是因为2021年8月份到10月份猪价深度下跌，形成了非理性的以及非自愿性的产能调整。去年下半年到10月份整体的供给呈现阶段性偏紧，同时二次育肥的现象也非常显著。

但是从去年5月份开始，养殖端能繁母猪的数量开始持续增加，也就是说今年下半年整个生猪的供给是比较充裕的。就不容易出现像去年那种阶段性供给偏紧的局面，同时今年全年的生猪出栏量预计还会小幅增加。而且，因为今年可能大家对行情普遍是比较谨慎，所以二次预肥的现象也会明显下降，不容易出现去年那么大的波动。

总体来说，最近生猪价格一直在14元附近震荡，等于说今年上半年的价格是要高于去年同期。以今年总体来讲，我觉得首先养殖会是小幅盈利的。其次，就是消费下半年的提振，一定程度上支撑了当前的价格。所以我认为今年的市场是谨慎乐观的。

资本进入农业的机遇与风险

界面新闻：近年不少跨界企业也参与到农业赛道里，比如贵人鸟也开始跨界做粮食生意。企业跨界参与农业投资，有什么机遇和困难吗？

田亚雄：我印象中，在我国农业项目里面，2005年到2020年这15年间开始盈利的项目都没有到三成。更加惨痛的教训是2020年到2021年，随着上一波生猪价格大幅上涨之后新进入农业领域的产业资本，是经历过一波惨痛下跌的。

农业项目的投资有个很重要的困局，就是农业最后成品的价格涨幅是比较低的。如果拿小麦、大米和北上广深的房地产去做对比的话，那这个涨幅不可同日而语。对于农产品而言，它很难有非常大的可储存和标准化的空间，因此它不再具有保值增值的资本属性。因此回头来看现在的低利润困局，一方面劳动力、化肥等成本的上涨是原因之一；另一方面，我们下游的产品能不能够快速跑赢成本上涨是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我认为，如果我们在农产品溯源上有一些效率上的突破的话，能够缓解消费者的信任危机，是可以带来溢价的。但是在农产品的上游生产端，其实过去还没有一个能够摆脱我国的补贴而快速成长的企业。回过头来去看，对于跨界从事农业的企业来说，需要更加审慎的态度去推测项目的盈利性。要去想，要投资的农业项目是不是只暂时站到了一个阶段性的风口上？

黎志康：农业投资绝大多数情况下是赔钱的，不管是在哪个国家，除了欧美的大规模化、机械化运作会带来一些特例。

有一些农业方面的投资，不是以盈利为主要目的，但也可以带来一定的收益。比如我当年主持过盖茨基金会项目在非洲的水稻支援项目，非洲有许多在做基建的中国大公司也会投资农业、种业。他们的农业项目一般并不赚钱，只是保本经营，对于他们来说收获主要在两方面：第一，他要提高在当地的形象和影响力，这有助于开拓上层资源，帮助企业在当地发展；此外非洲很多地区是相当贫困落后的，从农业方面帮助当地人有更好的饮食营养，企业也收获了更强健的劳动力。

所以我们国家从这个商业模式来讲，我们可以鼓励一些企业去做农业。企业做好技术和投资层面，但是对国家的贡献，以及在整个社会里产生的影响和形象价值，并不完全能够用钱去衡量。

朱增勇：其实生猪范围跨行业的比较多，在2008年以后，随着第一次猪价大幅的波动，其实第一批商业资本进入了这一领域。我觉得对于商业资本而言其实隔行如隔山，进入还是比较困难的，而且也不建议进入。

养殖业其实已经不是之前的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正如一号文件核心内容之一，就是要加大农业相关前沿技术的研发投入，这也对新进入的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耕地约束与种业突围

界面新闻：在政策之外，市场活动方面有什么样的行为也可以增加农业从业者的积极性？

田亚雄：中国正在以全球7%的土地面积养活着全球20%的人口，我们现在的耕地约束是一个相对比较客观的事实。

最近我们在做全国的花生调研，一个比较突出的感受就是95%以上的花生种植者仍旧是小农经济，实际很少从业者能够大面积的做土地流转。与之对应的案例其实发生在南美，南美是引入大量的跨国集团来做农业，帮助实现了种植积极性的快速的回暖，以及耕地面积的扩张。但是它导致的结果是农产品贸易结算和物流不在本国进行，以至于产品被作为原材料被跨国公司拿走，农产品生产国的食品价格反而高于国际市场。

美国拥有很多大型农业从业者，这跟农业保险是分不开的。我国农业保险投保面积占到耕地面积80%，覆盖面是很大但是保障深度不高。有时候我们实际能够为耕地确定的保障金额预计可能只达到耕地产值的40%，这个保障深度可能只有美国的40%到50%。商业化的农业保险，可以保证合理的收益率，保证风险的相对的可控，这可能是后续去提高农民工的积极性的一种关键抓手。

另一方面，提升我国的农产品价格的定价权同样重要。现在的情况是我国的大豆的对外依存度还有80%，棉花的对外依存度35%，白糖的对外依存度也有30%，这意味着，海外农产品价格波动将不可避免的向国内传导，这也可能影响后续农民种植的直接收益。海外的种植成本偏低，对我国的种植利润实际是有相当严重的冲击的。较低的成本，一是来自于机械化在成本这一端的摊薄，另一侧就是海外更高效的种子带来了更高的单产水平。提高单位种植面积的出产率，也会是提高农民种植积极性的因素。

 

界面新闻：要解决耕地约束这个问题，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朱增勇：今年一号文件里面提到，要发展设施农业，畜牧业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比如最近大家谈论的比较很火的湖北26层高楼养猪项目。高楼养猪其实不是一个新的事物，1969年在民主德国就已经出现比较原始的高楼养猪，但如今可以配合自动化、智能化设施，具有更先进的思路。

对于设施农用地比较紧张的区域来说，可能很难形成集中连片的设施土地，那么充分利用这些地方的这种土地资源进行设施养殖的建设，可以节约土地。当然，畜牧业整个投资比较大，比较适合具有资金实力、技术和人才的企业。此外，一些新的技术、管理理念，像非洲猪瘟等重大疫病的防控可以在高楼养殖中应用并逐渐发展成熟，之后再推广到传统圈舍的养殖上。

黎志康：种植业不像养殖业，很难设施化、规模化，尤其是主粮。美国大平原比较多，但是我们国家的现实就是地形原因很难建设大规模的高标准的农田。因此，我们要从科技方面，多做一些事情。

我们很难控制气候，但我们可以研发适应不同气候的种子来种植，比如适应去年干旱天气的节水抗旱稻。因此种业上怎么样培育好的品种是一个很巨大的挑战。不过比较遗憾的是，一些高等院校过分的强调发论文，但不强调怎么把理论转化成生产力。所以先进的技术的转化也是我们面临的巨大的挑战，我们国家在一号文件里面一再强调种业振兴，它的根本出路在于如何实现科研的自主创新，把高水平的科研跟应用转化到产业。

田亚雄：今年的一号文件里面有一个重点，是提出把盐碱地和内陆滩涂改造成良田。突破耕地约束的问题，还是需要科技的辅助。

 

界面新闻：刚才提到新的技术在面向市场推广时会有一定的困难，比如可以降低农药、化肥使用比例的种子未必会在市场上大规模推广，因为很多时候种子销售公司也是农药、化肥的销售企业。这个问题有好的解法吗？

黎志康: 因为这本身存在利益冲突。种子、化肥、农药，会被企业组成一个套餐销售，但其实种子赚的钱不多，企业更多是在后者上完成更多收益。但当我们用掉了过多的化肥，会造成环境污染，其实后果是很严重的。

目前，在我国销售的种子，必须要先是在国家、省里正式审定的品种。审定方面总是会强调高产，但实际上忽略了一个很致命的科学问题。就是我们做这种区域实验跟动物不一样，动物可以人工的创造一些标准化条件，但种植业是根本没有办法的，作物种在安徽、四川、河北，或者高坡地、平原都是不一样的环境。

我曾经遇到过一个情况，就是我们育成了一种适合盐碱地的种子，当地的农民其实是很希望种植的。但是因为所占比例很小的一块试验田汇报这个种子产量减少了40%，这个种子就没有通过审定阶段。所以有关机构和标准具有更科学、合理的认识与导向，对新技术的推广是很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