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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发达国家经济放缓或长达20年 中国应更多依靠投资推动内需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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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发达国家经济放缓或长达20年 中国应更多依靠投资推动内需增长

林毅夫10月16日在复旦大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表示,中国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是外部性、周期性,未来外需复苏并不乐观,中国应该更多依靠内需增长,通过投资来保持就业和家庭收入增长,并与去产能、去库存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辅相成。

图片来源:网络

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10月16日在复旦大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表示,中国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是外部性、周期性,未来外需复苏并不乐观,中国应该更多依靠内需增长,通过投资来保持就业和家庭收入增长,并与去产能、去库存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辅相成。

中国存在内部问题 但主因是外部性

林毅夫认为,对于中国经济学家来讲,当前最大的挑战是如何理解2010年以后中国经济的节节下滑。

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为6.9%,这是从1990年以来的最低增长速度,也是从1979年以来第一次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连续六年下滑,而且下滑的压力还继续存在。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继续下落至6.7%。

中国经济增速不断下滑,已引起国内和国际的高度关注。

国内外学术界现在存在的一种普遍看法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持续的下滑是内部的体制机制、增长模式、结构的问题所引起的。所谓体制问题,包括国有企业的比重还太高,国有企业的效率不高。所谓机制问题,就是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起决定作用,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目标,但是改革还没有完全落实,还有太多政府的干预。所谓增长模式是说中国的投资比重太高,造成消费不增长,这种模式不可持续。所谓结构性的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提出,要去产能,去库存,降低企业杠杆率,降低企业经营成本。

不过,林毅夫认为,这些问题的存在是事实,对中国经济效率肯定有影响,但并不见得就是中国当前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主要原因。他认为,造成中国经济增速下滑更多的是外部性和周期性。

林毅夫通过中国与新兴经济体、与高收入高表现经济体在同一时期的不同维度比较来证明这一点。

在与新兴经济体的对比中可以看到,中国在2010年的增长速度是10.6%,2015年是6.9%,同一时期,巴西、俄罗斯、印度等国情况与中国相似。巴西2010年增长速度是7.5%,2015年增长速度为负3.8%。俄罗斯2010年增长速度是4.5%,2015年的增长速度是负3.7%。经济下滑的幅度比中国大。印度2010年增长速度是10.3%,2015年增长是7.6%,与中国的情况相似。

此外,高收入,高表现的经济体经济下滑幅度甚至比中国更大。新加坡2010年增长速度是15.2%,2015年增长5.92%。韩国2010年的增长速度是6.5%,2015年增长速度只有2.6%。

林毅夫指出,这些高收入高表现经济体,并没有中国内部的体制机制、增长模式、结构等问题,但经济表现跟中国一样,那么,唯一能解释的就是有共同的外部性、周期性原因。

这种外部性、周期性原因并不难理解。

首先,发达国家至今还没有从2008年的经济危机中完全恢复。发达国家过去平均每年增长速度是3%点多,到现在普遍是2%,或者2%以下,美国好一点,也不过是2.7%,而且是在高失业的状况。美国统计失业率是5%,但劳动参与率仍少了三个百分点,如果把减少的三个百分点,他失业率也是在8%、9%。

发达国家的家庭收入在过去八年时间内基本没增长,而且,美国和欧洲经济金融危机爆发最主要是家庭负债太高引起的,在危机之后,为维持收入平衡表,在收入没有增长的情况下,仍要增加储蓄,因此,消费增长非常慢,导致需求非常少。

在这种状况下,国际贸易在过去8年间持续放缓。2008年之前,国际贸易的增长一般是国际经济增长速度的两倍以上,但现在,国际贸易的增速比国际经济增长速度更慢。这当然影响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也影响了出口占比较大的高收入、高表现经济体。

第二个原因来自于投资不足。为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2008年11月底,20国集团首脑第一次峰会上决议,采取一些积极的财政政策支持投资,来启动经济。这些投资经过五至七年,基本都已完成,但是国际经济还没有复苏,这种状况导致民间投资积极性不高。如果没有政府采取财政政策支持的投资,投资增长率肯定下滑。

中国需要投资推动来扩内需、调结构

展望未来,林毅夫认为,发达国家很可能会陷入像日本那样十五年、甚至二十年更长时间的经济增长的放缓,因为出于政治考虑的原因,发达国家结构性改革没有办法推行下去。在此种状况之下,中国经济未来依靠外需复苏是不可乐观的,更多仍需要依靠投资拉动内需增长。

林毅夫指出,保持适度的投资增长,就能够创造就业,增加家庭收入,使消费保持一个比较正常的增长。在这种状况下,实现十三五规划所提出的6.5%以上的增长,只要政策到位,是完全有可能的。

他特别指出,通过推动投资,适度扩大内需,与结构性改革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

比如,在“补短板”方面,中国的制造业确实有很多产能过剩,但过剩产能集中在中低端,2015年进口产品达到1.2万亿美元,这些都是国内不能生产的,因此,中国要往那些产业去升级,在这方面推动投资。

再比如“去杠杆”,现在杠杆率最高的行业主要是建材行业,通过投资增长,使建材行业的产品价格稍微上扬,那么,这些行业有利润存在,杠杆率就会下降。如果维持合理的投资增长以及家庭收入的增长,家庭对住房需求就会增加,产能过剩就会容易做。

所以,从补短板开始的投资,本身其实也是去产能去杠杆的投资。

此外,基础设施也是推动投资的重要方面。城市建设、环境治理、城镇化等都需要投资,农民要进城,就需要住房,公共服务也需要投资。

林毅夫指出,中国推动投资的优势之一是资金状况相对较好,相比其他国家政府负债超过百分之一百以上,中国的中央与地方政府投资负债很低。此外,中国明年的储蓄量或将达到GDP的50%左右,可以用政府投资来撬动民间投资,另外3.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也是充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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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发达国家经济放缓或长达20年 中国应更多依靠投资推动内需增长

林毅夫10月16日在复旦大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表示,中国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是外部性、周期性,未来外需复苏并不乐观,中国应该更多依靠内需增长,通过投资来保持就业和家庭收入增长,并与去产能、去库存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辅相成。

图片来源:网络

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10月16日在复旦大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表示,中国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是外部性、周期性,未来外需复苏并不乐观,中国应该更多依靠内需增长,通过投资来保持就业和家庭收入增长,并与去产能、去库存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辅相成。

中国存在内部问题 但主因是外部性

林毅夫认为,对于中国经济学家来讲,当前最大的挑战是如何理解2010年以后中国经济的节节下滑。

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为6.9%,这是从1990年以来的最低增长速度,也是从1979年以来第一次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连续六年下滑,而且下滑的压力还继续存在。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继续下落至6.7%。

中国经济增速不断下滑,已引起国内和国际的高度关注。

国内外学术界现在存在的一种普遍看法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持续的下滑是内部的体制机制、增长模式、结构的问题所引起的。所谓体制问题,包括国有企业的比重还太高,国有企业的效率不高。所谓机制问题,就是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起决定作用,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目标,但是改革还没有完全落实,还有太多政府的干预。所谓增长模式是说中国的投资比重太高,造成消费不增长,这种模式不可持续。所谓结构性的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提出,要去产能,去库存,降低企业杠杆率,降低企业经营成本。

不过,林毅夫认为,这些问题的存在是事实,对中国经济效率肯定有影响,但并不见得就是中国当前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主要原因。他认为,造成中国经济增速下滑更多的是外部性和周期性。

林毅夫通过中国与新兴经济体、与高收入高表现经济体在同一时期的不同维度比较来证明这一点。

在与新兴经济体的对比中可以看到,中国在2010年的增长速度是10.6%,2015年是6.9%,同一时期,巴西、俄罗斯、印度等国情况与中国相似。巴西2010年增长速度是7.5%,2015年增长速度为负3.8%。俄罗斯2010年增长速度是4.5%,2015年的增长速度是负3.7%。经济下滑的幅度比中国大。印度2010年增长速度是10.3%,2015年增长是7.6%,与中国的情况相似。

此外,高收入,高表现的经济体经济下滑幅度甚至比中国更大。新加坡2010年增长速度是15.2%,2015年增长5.92%。韩国2010年的增长速度是6.5%,2015年增长速度只有2.6%。

林毅夫指出,这些高收入高表现经济体,并没有中国内部的体制机制、增长模式、结构等问题,但经济表现跟中国一样,那么,唯一能解释的就是有共同的外部性、周期性原因。

这种外部性、周期性原因并不难理解。

首先,发达国家至今还没有从2008年的经济危机中完全恢复。发达国家过去平均每年增长速度是3%点多,到现在普遍是2%,或者2%以下,美国好一点,也不过是2.7%,而且是在高失业的状况。美国统计失业率是5%,但劳动参与率仍少了三个百分点,如果把减少的三个百分点,他失业率也是在8%、9%。

发达国家的家庭收入在过去八年时间内基本没增长,而且,美国和欧洲经济金融危机爆发最主要是家庭负债太高引起的,在危机之后,为维持收入平衡表,在收入没有增长的情况下,仍要增加储蓄,因此,消费增长非常慢,导致需求非常少。

在这种状况下,国际贸易在过去8年间持续放缓。2008年之前,国际贸易的增长一般是国际经济增长速度的两倍以上,但现在,国际贸易的增速比国际经济增长速度更慢。这当然影响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也影响了出口占比较大的高收入、高表现经济体。

第二个原因来自于投资不足。为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2008年11月底,20国集团首脑第一次峰会上决议,采取一些积极的财政政策支持投资,来启动经济。这些投资经过五至七年,基本都已完成,但是国际经济还没有复苏,这种状况导致民间投资积极性不高。如果没有政府采取财政政策支持的投资,投资增长率肯定下滑。

中国需要投资推动来扩内需、调结构

展望未来,林毅夫认为,发达国家很可能会陷入像日本那样十五年、甚至二十年更长时间的经济增长的放缓,因为出于政治考虑的原因,发达国家结构性改革没有办法推行下去。在此种状况之下,中国经济未来依靠外需复苏是不可乐观的,更多仍需要依靠投资拉动内需增长。

林毅夫指出,保持适度的投资增长,就能够创造就业,增加家庭收入,使消费保持一个比较正常的增长。在这种状况下,实现十三五规划所提出的6.5%以上的增长,只要政策到位,是完全有可能的。

他特别指出,通过推动投资,适度扩大内需,与结构性改革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

比如,在“补短板”方面,中国的制造业确实有很多产能过剩,但过剩产能集中在中低端,2015年进口产品达到1.2万亿美元,这些都是国内不能生产的,因此,中国要往那些产业去升级,在这方面推动投资。

再比如“去杠杆”,现在杠杆率最高的行业主要是建材行业,通过投资增长,使建材行业的产品价格稍微上扬,那么,这些行业有利润存在,杠杆率就会下降。如果维持合理的投资增长以及家庭收入的增长,家庭对住房需求就会增加,产能过剩就会容易做。

所以,从补短板开始的投资,本身其实也是去产能去杠杆的投资。

此外,基础设施也是推动投资的重要方面。城市建设、环境治理、城镇化等都需要投资,农民要进城,就需要住房,公共服务也需要投资。

林毅夫指出,中国推动投资的优势之一是资金状况相对较好,相比其他国家政府负债超过百分之一百以上,中国的中央与地方政府投资负债很低。此外,中国明年的储蓄量或将达到GDP的50%左右,可以用政府投资来撬动民间投资,另外3.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也是充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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