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曾仰琳

“当经济社会、外交和地缘政治等领域的‘黑天鹅’风险被置于头版和聚焦光下时，生态环境领域的‘绿天鹅’风险不能视而不见，更不能置之不理。”3月18日，在全球财富管理论坛2023年会上，交通银行副董事长、行长刘珺如是说。

作为一名金融从业者，刘珺认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和实体经济的血脉，具有资源配置、定价和风险管理功能，在推动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发展方面责无旁贷。

对于绿色低碳发展的新形势，刘珺归纳总结为“五变五不变”。一是后疫情时期可持续发展趋势不变，但绿色低碳变革将加快；二是俄乌冲突下新能源发展的趋势不变，但能源低碳转型的节奏将会改变；三是高碳行业减碳趋势不变，但向低碳转型出现机遇性变化；四是绿色低碳技术创新趋势不变，但新能源领域创新速度将变快；五是气候国际合作趋势不变，但碳关税改变全球气候治理规则在变。

刘珺指出，绿色低碳发展需要绿色金融大力支持，新形势对绿色金融的发展提出新的要求。然而，当前绿色金融存在一些问题，可以总结为“四偏重四不够”。

一是偏重支持新能源，转型领域金融服务不够。经济低碳转型所需投资既包括新能源及其产业链的投资，也包括传统高碳排放行业向低碳转型的投资。目前绿色金融主要投向新能源领域，对于钢铁、化工等传统行业的低碳转型支持相对不足，金融资源尚不能完全覆盖到这些真正的绿色低碳项目。

“结构性货币政策，特别是专项政策工具已注意到这点，在碳排放和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支持工具方面，对纳入机制的项目应用也强调了对传统能源转型技术创新运用的政策支持，这是可喜的进步。”刘珺补充道。

二是偏重信贷投放，直接融资不够。我国绿色金融主要以绿色信贷为主，2022年底绿色贷款余额22万亿人民币，居全球第一，在绿色金融中占比超过90%。据麦肯锡测算，为达到2060年碳中和目标，中国未来每年绿色金融需求达到8万亿元-11万亿元，目前仍存在较大的缺口。而且碳中和所需大量技术创新中1/3是未验证技术，1/3是未来技术，其实可用的就是1/3的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很大，更需要直接融资的支持。

刘珺指出，这反映了我们国家绿色金融间接融资而非直接融资的思维，是产品而非资产负债表的思维，是项目而非企业的思维，是供应链而非价值链的思维。上述的路径依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金融体系的历史和基因，但同时也指向了未来绿色金融支持绿色发展的基因编辑的巨大潜力和空间。金融创新至少有较大的篇幅要在这一领域全面展开。

三是偏重单一服务，系统集成不够。金融机构偏重于为客户提供传统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商行+投行，线下线上线下联动不足，以客户为中心一体化解决方案的服务能力亟待提升。

刘珺以分布式光伏项目发展举例，除了设备生产企业外，还涉及到购买设备和销售电力的小微企业和农户等主体，需要包括绿色信贷、绿色普惠和个人金融等综合解决方案，但金融机构系统集成和一体化服务还不到位，影响服务新能源产业的成效。

四是偏重传统风险管理方式，气候风险管理能力不够。金融机构对于传统的石化能源及相关产业链的风险较为熟悉，对于由气候变化带来的“绿天鹅”风险较为陌生，主要表现为对新能源领域的商业模式和市场规则的把握存在难度，对旧动能领域的转型路径和风险处置不够熟悉，金融机构对碳金融机衍生品还不了解，风险管理的能力亟待体系化的提升。

基于此，刘珺认为，着眼未来，商业银行应从五方面着手加快绿色金融发展，包括精准定位和准确站位、产品组合和服务集成、市场化和交易性、数字化和风险管理。

具体来看，在精准定位和准确站位方面，刘珺指出，要践行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服务科技自立自强，服务“双碳”目标，从战略性新兴产业科学识别起步，调整基于抵质押品的授信模式，对知识产权和未来收益等非实体进行风险定价和模型构造，提供覆盖技术、企业和产业全生命周期的金融解决方案。同时，要满足转型企业的金融需求，根据不同行业的转型技术路径开发相应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支持引导企业绿色转型。

“现在的金融机构工作真的很难，我们不仅需要了解水平层面的金融知识，也需要了解垂直的行业知识，特别在绿色转型过程中，对技术的不了解一定不会使你达到一个全面审慎的金融风险的管理的结果，所以金融机构既要在金融方面积累自己的人才和知识储备，同时还要在技术端不断地加厚人才储备和知识积累。”刘珺表示。

在产品组合和服务集成方面，他建议，商业银行要加快产品创新，丰富绿色产品体系，提升产品集成能力，比如银行可打造光伏服务平台，集线上申请、审批放款、数据监控、贷后预警等于一体，提升业务办理体验和效率，绿色金融服务体系要与自身的“双碳”目标齐步走，要与银行的ESG同向行，与所有的利益相关方共同走出绿色发展的大道。

在市场化和交易性方面，他提出，商业银行应从战略高度重视碳金融业务，要加强与环交所、交易商协会、碳资产管理公司等机构合作，积极探索推进碳回购、碳基金、碳信托等碳金融业务，以及远期期权期货调期等碳衍生品业务。从欧盟碳市场发展经验看，银行等金融机构是重要的参与者，对于活跃市场、提升市场定价效率至关重要。随着国内碳市场的发展，金融机构的参与将是大势所趋。

“总的轨迹是这样，一旦任何一个金融产品可交易性提升，那这个金融产品的活跃性就会提升，使用的范围就会扩大，使用的深度就会扩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把碳金融产品推到高速交易、高流动性、可使用、可流通的阶段，否则，只能是昙花一现或者一个首单、首笔效应，完全是锦上添花，而不能真正作为高质量经济转型的支点。”刘珺进一步提到。

在数字化方面，刘珺认为，碳足迹应该有数字化的载体，数字化与绿色金融相伴而行，商业银行要利用好绿色金融的数字化基因，要运用大数据、AI等数字化手段，在客户的智能识别、产品创新、环境风险、收益测算等方面给予支持，更好服务绿色转型和“双碳”目标。

在风险管理方面，刘珺表示，商业银行要加强对新能源和传统领域转型风险的识别，提升“绿天鹅”风险管理能力，要积极开发和利用碳金融衍生品，更好地通过金融产品来管理碳金融风险的敞口，高度重视洗绿风险，强化信息披露，不断提升绿色发展实效。

对于绿色金融的产品创新，刘珺建议，可以从四个维度进行有效的开拓。

一是积极投资与被动投资。“前者是PE、早期投资和间接投资的阵地，后者是ETF、指数化投资的舞台，ESG ETF已然成为资产配置的主菜，而不是冷盘。”

二是多元化投资与主题投资。金融机构习惯于多元化投资，可以有效发挥分散风险的多元化效应，但是目前在ESG领域确实出现了专注于某个行业、某个技术、某条供应链的主题投资，以绿色低碳的主题投资为主。

三是财务投资和责任投资。如果熟悉弗里德曼，就知道一个企业最终目标都是股东价值利益的最大化，但现在由于绿色发展是未来发展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其实解决了绿色发展的问题也就解决了股东价值回报最大化的问题，所以它不是最好有，而是必须有的选项。”

“所以，我们从过去的偏重于财务投资更多走向了财务投资与责任投资并重。现在很多国家在这方面进行了尝试，欧盟还专门出台了金融机构的有关信息披露标准，希望金融机构在披露的时候把投资项目的信息披露可以披露更精准一些，而要达到深绿而不是刷绿、洗绿，要是真的深绿才行。”刘珺指出。

四是今天的投资还是明天的投资。“任何离开了绿色概念和可持续概念的投资，都不是明天的投资，甚至我都不认为会过得了今天。气候变化已经在真实地影响我们，如果连这种影响都不能通过金融的倍增效应，使得实体经济感受到金融的助力，那么明天投资的领域会变得越来越窄，到那个时候没有原生产品还怎么创造价值。所以我相信明天的价值跟ESG，跟可持续的责任投资是密切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