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如果把大湾区跟国内其他经济区域进行比较，最重要的不同在于大湾区有一个香港，国际化的优势非常明显。”在3月17日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暨第二届大湾区（黄埔）经济峰会上，招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丁安华表示。
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已经成为人口超过8000万、GDP达到2万亿美元的经济体，这一经济总量超过了韩国、意大利和加拿大。
丁安华指出，在过去半个世纪里，香港在中国的经济发展、改革开放进程当中担任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这个国际金融中心的带动下，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为全球举足轻重的资本市场，具有港交所和深交所，创投一级市场非常活跃。
“长三角在国内统一的大市场框架之下，在人力、物力的吸引方面，规范比较一致。”丁安华提及，相比之下，凭借对标国际的准则，外向型的大湾区吸引投资力度更大。一国两制模式下，大湾区在人流、物流、资本流方面显现出截然不同的画风。
中海晟融首席经济学家张一提到，“在有科创板之前，中国有一批很优秀的、没有营利的企业，包括生物医药和科技自主公司，全部是在香港上市，这是大湾区的资本优势。”
“就高校的聚集程度来讲，我们要承认，相比长三角、京津冀，甚至武汉中部地区，大湾区仍有差距。但你会发现，往往在深圳建立分校的北方高校，它的生源比本校好，体现了地区对人才的吸引力。”张一认为。
这也回答了一个热门话题——为什么比亚迪、华为诞生在深圳？任正非、王传福都不是广东人，但相继被吸引到开放创新的深圳创业。
值得注意的是，在有关政府工作报告或规划文件中，大湾区经济合作相关内容都放在了港澳章节。丁安华认为，这也从顶层设计方面彰显了跟长江三角区、京津冀或者成渝的另一不同。
“说明大湾区的特点还是在于港澳这样一个核心，是港澳政策的一部分。”丁安华指出。香港和澳门的特殊性提供了很多优势，但也带来了不少挑战。这种劣势体现在内地和港澳在法律体系、监管方面没有完全融通，面临很多制度上的障碍。
不过他也表示，大湾区的发展是市场推动的，不完全能够通过顶层设计实现：“这个区域的成功出于自上而下和市场动力的融合。当然其中也有一部分鸿沟，比如人均GDP。高质量的发展，恰恰要把顶层设计和整个社会生活自下而上的活力结合起来。”
在丁安华看来，如果要真正把湾区的潜力发掘出来，需要在融通方面多下功夫，例如提高湾区居民跨境的便捷性，简化跨境支付和投资的程序。
花旗全球财富管理亚太区首席经济分析主管刘利刚指出，现时香港面临着较大的空间制约问题：“这么小的地方有近750万的居民，需要我们在发展过程中跳跃空间的限制。”
随着前海、横琴、南沙三个平台在监管、税收、企业治理上跟香港接轨，刘利刚认为香港可以释放很多企业来到珠三角。
澳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杨宇霆表示，一方面，香港的资本市场可以拉动一带一路成为融资市场，包括中东国家大型的石油公司；另一方面，可以利用澳门跟全球葡语区，包括拉美国家、部分欧洲国家进行互联互通。
从当年的自由市场到今天的大湾区战略，四十年来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以看到，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向新的闭环转变。目前大湾区，特别是深圳主打科技，消费电子在全球领先，包括手机、半导体、5G方面。”杨宇霆告诉界面新闻。
根据规划，香港政府将发展“北科技南金融”的策略。杨宇霆认为，香港可以从金融业出发对科创进行支持，其科技基础研究，包括医疗、信息技术，可以跟珠三角有效对接，“未来10年大湾区的产业转型在国内将呈现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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