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釜山行》的主体故事设置在一列高铁上。这一点，和同为韩国片的《雪国列车》以及更早的《卡桑德拉大桥》颇为类似。“孤岛式”的环境向来是拷问人性善恶的“试验场”。如果说《雪国列车》是专制与抗争的寓言，《卡桑德拉大桥》是战争与病毒的缩影，那么，《釜山行》讲述的则是善与恶的变异，以及希望与秩序的回归。

《釜山行》的开始，是首尔的一位证券经理带着女儿去釜山见妻子，以期挽回他们濒于破灭的婚姻。但是，在旅途中，异象突现，异形噬人，平常的行程变为逃亡之旅。作为一部商业大片，情节环环相扣，特效比较靠谱，整体的故事设定也颇具意味，在好看之外，多了些耐看，算得上是诚意之作。

电影的男主角，是一位熟谙成人世界游戏规则的“玩家”。在登上列车后，他的女儿要给一位老奶奶让座，他告诉女儿不用那么做，因为“在特殊时期，最重要的是自己”。当危机发生时，他打电话给军队的“大尉”，通过利益交换去获取“秘密通道”。

而整个危机的发生，也与他脱不了干系，正是他听命于上级，让充满隐患的油船回归本土，导致了病毒的蔓延。他自私、怯懦，但是天性未泯，这也为他后来的转变埋下了伏笔。在油船事件上，他向上司给出了正确的建议，被否决后采取了服从的态度。

而当危机发生后，他带着一批幸存者九死一生地逃到相对安全的车厢时，却遭到了以“常务”及乘务长为代表的人群的拒斥，而且冲进来后又被“污名化”，受到了驱逐。

他的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动，神情悲哀。在电影中，有一个他洗手的特写镜头，血污洗去，一双干净的手重新出现，这无疑是涤罪与重生的隐喻。

在整个过程中，他运用自己的聪明和另外一个叫“胖子”的角色一起，带领幸存者杀出一条血路。

最后，在和“常务”搏斗时被咬伤，为防止自己变异伤害女儿，他选择了自我牺牲。此时，出现了一个颇具抒情意味的镜头：人影坠下，音乐响起。

和证券经理这个角色相对应的，“常务”则是“绝对的恶”的代表。是他煽动乘务长及其他旅客，不让幸存者进入车厢，又是他，对这些幸存者进行了驱逐，其手段就是“抹黑”：声称这些幸存者已成为受感染的异形。在极端的环境中，他这一招唤起了很多普通人心中潜藏的“恶”，让这些人不仅成为“恶行”的旁观者，更成为“恶行”的施行者。

这一招并不鲜见，就像在历史上，一旦同类被污名为“他者”，无论这些“他者”是叫“蛀虫、瘟疫式的犹太人”还是“内心险恶的地富反坏右”，抑或是“企图颠覆的幽灵”，那么这些人的命运就在劫难逃。幽灵不仅在纳粹的集中营、苏联的古拉格，还在各式各样类似于“叫魂”的故事中出现。在电影中，“敌人”不是僵尸，不是吸血鬼，也不是怪兽或者外星人，就是人类自己。人人互噬，一旦被咬，平日里温文尔雅、美丽可爱的普通人马上成为丑陋不堪、凶残无比的异形，这无疑是《釜山行》里最意味深长的设置，也是电影“配方”里的独特之处。

而在这个环境里，权力也是不可信的。危机蔓延时，政府的发言人却在电视里堂而皇之地撒谎。作为秩序的维护者军队，不仅其军官在利用自己的权力牟利，而且那些成群结队身着迷彩服的士兵也被病毒侵噬，变成伤害同类的异形。这一点，有些类似于威廉戈尔丁的《蝇王》，在这部借孩子的天真描述人性之恶的小说中，一旦恶被唤醒，象征文明的海螺即被砸碎，乐园也就变成了屠宰场。

和《蝇王》的悲观不一样，《釜山行》采取的还是遵循大众叙事的策略，最后还是“善”战胜了“恶”，希望最终达到，秩序最终恢复。这表现在电影结尾时“最后一分钟”的逆转中，当女孩和孕妇作为最后的幸存者在隧道口行进，另一边设伏的士兵无法判断她们是人类还是异形，将要对他们射杀时，歌声响起，这美妙空灵的童声不仅是人性的证明，也是生命的救赎。

在电影开始，一头被车撞倒的鹿在血泊中摇摇晃晃地站起，而原本美丽的大眼睛变成了诡异的乳白色。在快结尾时，电影使用了一个远景：在群山绵绵不断的绿色里，列车在无声地行进，就像穿过一条条的隧道，最终，阳光如暴雪般密集地涌来。

其实，威廉戈尔丁本身并没有归于绝望，他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的答谢辞中是这样表述的：“人类需要更多的人性，更多的爱，人与人之间有爱，人们可以在这种爱的坚固基础上创造出一种相对完善的体制，人类的前途才是光明的。”

《釜山行》称不上杰作，但它对得起合乎比例的赞美。从这个角度来说，十月的这个观影的下午堪称“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