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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装上班的年轻人,偷偷上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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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装上班的年轻人,偷偷上进

兼职、面试、读书、考证。

界面新闻|蔡星卓

文|燃次元 陶淘

编辑 | 曹杨

没有工作、没有男朋友,甚至连可约的好朋友都没有,当然更不敢和家里人倾诉……2023年2月21日,刚刚创业失败的95后女生蛋挞坐在西安市某家饮品店里喝奶茶,这是她假装上班的第一天。

尽管已过了风寒料峭的时节,但她却觉得这座城市依旧给人凛冽的感觉。此时,妈妈给她打了一通电话,蛋挞毫不犹豫地按了“拒绝接听”,“这样会让妈妈觉得我是在忙工作。”

当妈妈改为用发信息的形式,问她正在做什么、方不方便通电话时,蛋挞内心先是一阵局促不安,犹豫再三后,还是挤出了“开会”二字。

蛋挞的父母家住距离西安市几百公里之外的陕西省的一座小城里。因为不能时常见面,通电话、打视频,就成了她和父母日常交流、“见面”的方式。

尽管无需精确到“几时从家出发,几刻进家门”,但假装还在上班的这出戏也并不好演,“最担心的就是我妈通过一些蛛丝马迹,比如微信步数、蚂蚁森林能量等,发现我没上班。因此,我每天至少要走6000步。”

如今,与蛋挞相似的、有过假装上班经历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在小红书上搜索“假装上班”,与之相关的超2万篇笔记中,博主或是盘踞在咖啡馆的犄角旮旯,或是在图书馆泡一整天,再或者是在自习室、饮品店消磨时光。

假装上班的年轻人背后,首先是裁员潮刮向了大中厂;其次则是小微企业在前两年的生存困境,让包括蛋挞在内的不少年轻创业者受到了影响。

而生活环境在无形中带来的压力,也是年轻人假装上班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

“被裁后,公司连N+1的赔偿都没有给我,原本心情就很沮丧,真的经不起父母进一步的‘语重心长’了。”在家待业的Sarah告诉燃次元,上一次“gap”时父母的训斥还在耳畔回响,这也是让自己在此次被裁后萌生假装上班想法的最直接原因。

与Sarah不能理解父母的这种“关心”不同,曾在创业与打工之间“gap”两个月,并在此期间假装上班的飒飒表示,“子女与父母之间的代际观念差异很大,生在较为艰苦环境中的父母,对于生存有一种天然的危机感,因此,他们对职场的间隔期更容易没有安全感,这其实是可以理解的。”

事实上,假装上班的年轻人之所以会“隐瞒”父母,一方面是确实不想在本就焦虑的情况下,给自己徒增烦恼。但另一方面,或许更多的还是不想让父母为自己担心。

而这些年轻人,在假装上班的同时,也并未躺平,找工作、读研究生、甚至在正式工作与打零工期间还考下了驾照……

01 日均两场面试

蛋挞在创业失败后,曾经历了1个月时间的假装上班。今年3月底,在入职了一家新媒体公司后,蛋挞长舒了一口气,“那根背负在身上很久的重担,总算卸了下来。”

回首此前“裸辞-创业-创业失败-假装上班”的过程,蛋挞现在仍觉得心有余悸。

2022年7月,生性自由的蛋挞,从朝九晚五的工作单位辞职后,和朋友创业开了一家摄影自拍馆。蛋挞介绍,自拍馆会负责提供服化道,消费者带着手机去店里取景拍摄就可以,计费方式则是计时消费。

彼时,蛋挞和朋友都已经工作了4年,两个人的存款加起来有二十多万元。作为启动资金,这笔钱支撑了两个人前两个月的店面房租、公寓房租,以及一次性的装修费用和设备购置费用等。

谈到创业初期的时光,蛋挞回忆道,“大部分时间是快乐的。我和合伙人设计了自拍馆的装修风格,看到竣工时的样子,很有成就感。”

然而,好景不长。自拍馆营业不久,疫情就反复侵袭西安,摄影馆营业的时间也变得断断续续,并最终没能撑过农历新年。

创业失败本就让蛋挞颇受打击,而妈妈态度的变化,更是让她极其无奈。

“创业之初,我妈妈不断鼓励我,告诉我‘创业是一种历练’。但当我告诉她,创业失败,钱打了水漂之后,妈妈的态度就变了。”蛋挞表示,虽然自己很能理解妈妈的那份心急,但还是很难接受她那种表达方式,“那种背负着重壳的感觉,很窒息。”

终于,在今年2月底,觉得喘不过气的蛋挞,演起了“假装上班”的戏码。

2月21日,假装上班第一天的蛋挞,一大早就给妈妈发了一条信息,“我找到工作了,在一家新媒体公司上班。”之后,蛋挞便和之前在媒体公司上班一样,9点半出门,晚上7点以后再进家门。

不过,假装上班的蛋挞,并没有闲着。

第一天,蛋挞就给自己约了两场媒体公司的面试,上、下午各一场。两场面试之间,蛋挞在饮品店喝奶茶、嚼面包的同时,还在招聘网站上疯狂搜索新的面试机会,并给接下来的两日排满了面试,“不是在面试,就是在面试的路上,为的就是不让自己那么焦虑。”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为了不让自己假装上班的行为穿帮。每天出门在外,蛋挞除了关心自己的步数,还得随时注意上班生物钟,“我妈问我吃饭没,或者下班没时,我都要先看表确认一下时间。此外,当妈妈打电话问我最近工作是否顺利时,我一般都会用 ‘还在适应阶段’搪塞过去。”

每晚“下班”回到家后,蛋挞还会在社交平台上更新自己的“假装上班”日记。当情绪接近崩溃,和亲朋好友沟通失败时,蛋挞觉得陌生人之间的交流,没有“被期望”和“被比较”的压力,反而会让她觉得更加轻松。

在社交平台,蛋挞还会安慰比自己状态更糟的女孩子,“安慰的过程,在治愈对方的同时,感觉也治愈了自己。”

就这样,在“上班、下班”“适应”“面试”与“更新日记”的日子里,过了大半个月的蛋挞,终于等到了一家心仪新媒体公司的offer。

当3月底入职,蛋挞以饱满的状态从容地迈进公司时,她知道这次假装上班的选择,是对的。

“毕竟是个善意的谎言,并无大碍。被家人强行往前推,和自己积极地向前走,这两种动力是截然不同的。所以我觉得,对于部分人来说,在过渡期假装上班时可以根据自己的节奏,更快调整自我,并让自己以更好的状态进入新的工作。”蛋挞表示。

不过,蛋挞也直言,尽管妈妈说的有些话,确实“很难听”,但却也是真正的“逆耳忠言”。

“她说我社交能力差、毫无主动社交意识这一点,确实没错。所以,除了同学,我的确没什么新朋友,也不容易找到对象。” 蛋挞表示,为了挑战自己,最近,除了逐步适应工作,也在尝试和新舍友一起做饭、出游,跨出主动社交的第一步,努力去寻求社交新突破。

02 兼职、面试,还考了驾照

和蛋挞因创业失败被迫假装上班不同,2021年上半年,刚刚从一段疲惫的创业经历中脱身的90后女生飒飒,主动选择用假装上班的方式,“gap”两个月,“我就是想让神经发条拧得松一点,工作衔接得不要这么紧。”

2019年年中,在新媒体公司工作了几年的飒飒,选择“下海”当起了自媒体创始人,“当时每天早上醒来,我满脑子就是‘自己需要养活近十个人’,想到自己运营的媒体号虽然获得了融资,但仍有着非常大的经营压力,我的脸上就开始爆痘,内分泌也明显失调。”

这样的生活大概持续了一年半的时间,飒飒觉得自己实在是力不从心,便在2020年年底完成了工商变更,彻底退出了公司。

“我爸其实是知道我不打算继续创业的想法的,但他并不清楚我退出的时间点。因此,在2021年1月和2月,我已经从公司抽身时,并没有告诉他们,只是说我还在处理公司的一些收尾工作。到了3月,找到新工作后,才和他们说已经换了工作单位。”

尽管自我调整的2个月,飒飒并没有被父母看出破绽,但因为和父母同住在上海,假装上班,对她而言则成了一件极其需要谨小慎微的事,“每周一至周五,我都会抽两天去咖啡馆,呆上大半天再回家,就是为了让退休在家的爸爸,觉得我在处理公务。”

“因为媒体大多是不坐班的,所以我去咖啡馆也不必朝九晚五,这么一来,也就没有‘演’得太辛苦。”飒飒幽默地表示。

只不过,虽然是计划放松2个月,但“gap”期间,飒飒还是把事情安排得满满当当,“前两个星期,我主要是在咖啡馆看书,给自己充充电。大约半个月后,我就开始每日投简历、做兼职。兼职工作内容主要是与网红艺人的经纪业务相关,这也是我本人比较感兴趣的。”

除此之外,在这难得的“不上班”的时间里,飒飒还考了驾照,“两个月时间,我会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去驾校上两个半天的课,科目一到科目四都是一次通过的。拿到驾照我父母自然是知道的,在他们眼中,只要我没有脱离工作状态就可以。”

“之所以没把两份工作之间的过渡期告诉父母,主要是因为如果告诉了他们,自己的情绪就会在他们的焦虑情绪中陷入内耗,这反而不利于我放松自己。”飒飒直言。

但与此同时,飒飒也表示,“我比较能理解父母对于待业状态的焦虑心理,这与他们从小生长的环境,息息相关。”

“我父母是在六十年代比较贫困的农村地区长大的,小时候常常会面临食不果腹的窘境。他们那一代人,会把自己的位置放得很低。即便我们家当下生活小康,在城市中有房有车,我爸也拿着稳定的退休金,但他的那种不松弛感,或许是骨子里的。当这种危机感投射在我身上时,或许就是不希望我失业。”飒飒表示。

“但我内心非常清楚,短期休整对我而言,是一件磨刀不误砍柴工的事。”飒飒告诉燃次元,自己有一定的存款,在休整期间也在做兼职,“而休整期也是很重要的思考期,会让自己想清楚下一阶段做什么。”

而在经过了2个月的调整、几家公司的面试后,飒飒最终选择了上海一所高校的行政岗,“毕业后的5年时间,我把自己逼得太紧了。这份工作,节奏相对舒缓,可以用于过渡。”

在高校工作期间,飒飒又考了基金从业资格证。近日,离开高校的飒飒重回媒体成为了金融编辑兼主笔。

“当代年轻人与父母之间的价值观差异可能比较大,或是因为生长环境,或是因为教育背景,求同存异,我们知道自身的目标与追求就好。”飒飒如是说道。

03 边兼职边读研

“去年12月底,我们公司大裁员。很多部门被‘血洗’,我们部门算是幸运的,一半员工被裁,只是我比较不幸,成为了被裁人员之一。”

90后女生Sarah告诉燃次元,被裁之前,自己在一家互联网中厂做企业公关,“被裁之后,我和老公第一反应就是要不要告诉父母。因为我俩在北京租房,怕父母知道我被裁,担心经济压力太大,最终选择了隐瞒。”

Sarah透露,选择不告诉爸妈的另一个原因,则是“有心理阴影”。“6年前,我从彼时的公司离职。但当时,我已经拿到了一家公司的offer,而且还有另一家公司的面试结果在等待中,我就想对比看看哪家更好。可即便如此,还是被父母‘嫌弃’了。”

Sarah回忆,因为当时没有确定是否接受第一家公司的offer,所以自己有大半个月的时间用来休息,便回了趟老家。“在这不足一个月的时间里,我本想通过看书、追剧来放松,没想到伴随的是妈妈的训斥,‘年轻人,每天怎么能如此懒懒散散’。”

不仅如此,妈妈还觉得Sarah在职场心思太过活络,“‘不足一年就跳槽,不求稳,不踏实’都是彼时妈妈的口头禅。”Sarah直言,尽管自己一再告诉妈妈,离职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那家公司,领导对下属的态度很恶劣,半年时间同部门就有3、4位同事先后离职。但她妈妈完全无法接受她的说法,并表示,为什么不能在单位“再忍一忍”。

“也是那段经历,让我知道,自己和长辈看待工作的想法大相径庭。他们的初心肯定是关心,只是这种关心让我不太舒服。”Sarah表示,之后,自己便不再和妈妈详细地沟通工作情况,或者说只报喜不报忧。

因此,去年被裁后的Sarah,为了避开父母的苦口婆心,开始假装上班。“我和爸妈通电话的频率并不高,大概一周一次,所以假装上班对我来说并不难。继续做当下的工作就可以,他们也不会对工作问得太详细。”

不过,当妈妈问起Sarah每日的作息细节时,她还是谨慎地编造了每天的通勤情况,“我还是每天骑着小电动去上班,晚上7点40多到家。通电话的话,8点以后比较方便。”

和飒飒、蛋挞一样,Sarah的待业期也很忙,甚至是更忙。

首先是去年4月,Sarah考上了北京一所985高校的在职研究生,“9月开学后,我每周末都需要上课。不过因为当时正赶上疫情的尾巴,不需要参加线下教学,周末过得相对轻松。”

但到了本学期,大学校园都已经恢复开放,Sarah每周末也必须去学校上课,“7点多起床,朝九晚五的课表,包括了专业课、英语课、科研规范课等。除了上课,还有课后作业要完成。”Sarah直言,“新学期的课后作业也比第一学期多,每周大约都需要整整两天的时间来完成作业。我经常想,如果不是被裁,或许我也会主动选择离职。”

而除了忙碌的课业安排,Sarah还在给原单位做兼职。“说是给原单位做,但又不完全一样。因为我曾经的工作已经交给了外包公司。原单位省了一大笔定薪,但对原来的员工肯定不太友好,不过对于我而言,倒并非坏事。毕竟没有了KPI,也不需要坐班、打卡。”

如今,Sarah虽然拿不到曾经15000元的月薪,但6000-7000元、按件计费的兼职收入,也已经令她颇为满意了。

*文中飒飒、Sarah、蛋挞为化名。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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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燃次元 陶淘

编辑 | 曹杨

没有工作、没有男朋友,甚至连可约的好朋友都没有,当然更不敢和家里人倾诉……2023年2月21日,刚刚创业失败的95后女生蛋挞坐在西安市某家饮品店里喝奶茶,这是她假装上班的第一天。

尽管已过了风寒料峭的时节,但她却觉得这座城市依旧给人凛冽的感觉。此时,妈妈给她打了一通电话,蛋挞毫不犹豫地按了“拒绝接听”,“这样会让妈妈觉得我是在忙工作。”

当妈妈改为用发信息的形式,问她正在做什么、方不方便通电话时,蛋挞内心先是一阵局促不安,犹豫再三后,还是挤出了“开会”二字。

蛋挞的父母家住距离西安市几百公里之外的陕西省的一座小城里。因为不能时常见面,通电话、打视频,就成了她和父母日常交流、“见面”的方式。

尽管无需精确到“几时从家出发,几刻进家门”,但假装还在上班的这出戏也并不好演,“最担心的就是我妈通过一些蛛丝马迹,比如微信步数、蚂蚁森林能量等,发现我没上班。因此,我每天至少要走6000步。”

如今,与蛋挞相似的、有过假装上班经历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在小红书上搜索“假装上班”,与之相关的超2万篇笔记中,博主或是盘踞在咖啡馆的犄角旮旯,或是在图书馆泡一整天,再或者是在自习室、饮品店消磨时光。

假装上班的年轻人背后,首先是裁员潮刮向了大中厂;其次则是小微企业在前两年的生存困境,让包括蛋挞在内的不少年轻创业者受到了影响。

而生活环境在无形中带来的压力,也是年轻人假装上班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

“被裁后,公司连N+1的赔偿都没有给我,原本心情就很沮丧,真的经不起父母进一步的‘语重心长’了。”在家待业的Sarah告诉燃次元,上一次“gap”时父母的训斥还在耳畔回响,这也是让自己在此次被裁后萌生假装上班想法的最直接原因。

与Sarah不能理解父母的这种“关心”不同,曾在创业与打工之间“gap”两个月,并在此期间假装上班的飒飒表示,“子女与父母之间的代际观念差异很大,生在较为艰苦环境中的父母,对于生存有一种天然的危机感,因此,他们对职场的间隔期更容易没有安全感,这其实是可以理解的。”

事实上,假装上班的年轻人之所以会“隐瞒”父母,一方面是确实不想在本就焦虑的情况下,给自己徒增烦恼。但另一方面,或许更多的还是不想让父母为自己担心。

而这些年轻人,在假装上班的同时,也并未躺平,找工作、读研究生、甚至在正式工作与打零工期间还考下了驾照……

01 日均两场面试

蛋挞在创业失败后,曾经历了1个月时间的假装上班。今年3月底,在入职了一家新媒体公司后,蛋挞长舒了一口气,“那根背负在身上很久的重担,总算卸了下来。”

回首此前“裸辞-创业-创业失败-假装上班”的过程,蛋挞现在仍觉得心有余悸。

2022年7月,生性自由的蛋挞,从朝九晚五的工作单位辞职后,和朋友创业开了一家摄影自拍馆。蛋挞介绍,自拍馆会负责提供服化道,消费者带着手机去店里取景拍摄就可以,计费方式则是计时消费。

彼时,蛋挞和朋友都已经工作了4年,两个人的存款加起来有二十多万元。作为启动资金,这笔钱支撑了两个人前两个月的店面房租、公寓房租,以及一次性的装修费用和设备购置费用等。

谈到创业初期的时光,蛋挞回忆道,“大部分时间是快乐的。我和合伙人设计了自拍馆的装修风格,看到竣工时的样子,很有成就感。”

然而,好景不长。自拍馆营业不久,疫情就反复侵袭西安,摄影馆营业的时间也变得断断续续,并最终没能撑过农历新年。

创业失败本就让蛋挞颇受打击,而妈妈态度的变化,更是让她极其无奈。

“创业之初,我妈妈不断鼓励我,告诉我‘创业是一种历练’。但当我告诉她,创业失败,钱打了水漂之后,妈妈的态度就变了。”蛋挞表示,虽然自己很能理解妈妈的那份心急,但还是很难接受她那种表达方式,“那种背负着重壳的感觉,很窒息。”

终于,在今年2月底,觉得喘不过气的蛋挞,演起了“假装上班”的戏码。

2月21日,假装上班第一天的蛋挞,一大早就给妈妈发了一条信息,“我找到工作了,在一家新媒体公司上班。”之后,蛋挞便和之前在媒体公司上班一样,9点半出门,晚上7点以后再进家门。

不过,假装上班的蛋挞,并没有闲着。

第一天,蛋挞就给自己约了两场媒体公司的面试,上、下午各一场。两场面试之间,蛋挞在饮品店喝奶茶、嚼面包的同时,还在招聘网站上疯狂搜索新的面试机会,并给接下来的两日排满了面试,“不是在面试,就是在面试的路上,为的就是不让自己那么焦虑。”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为了不让自己假装上班的行为穿帮。每天出门在外,蛋挞除了关心自己的步数,还得随时注意上班生物钟,“我妈问我吃饭没,或者下班没时,我都要先看表确认一下时间。此外,当妈妈打电话问我最近工作是否顺利时,我一般都会用 ‘还在适应阶段’搪塞过去。”

每晚“下班”回到家后,蛋挞还会在社交平台上更新自己的“假装上班”日记。当情绪接近崩溃,和亲朋好友沟通失败时,蛋挞觉得陌生人之间的交流,没有“被期望”和“被比较”的压力,反而会让她觉得更加轻松。

在社交平台,蛋挞还会安慰比自己状态更糟的女孩子,“安慰的过程,在治愈对方的同时,感觉也治愈了自己。”

就这样,在“上班、下班”“适应”“面试”与“更新日记”的日子里,过了大半个月的蛋挞,终于等到了一家心仪新媒体公司的offer。

当3月底入职,蛋挞以饱满的状态从容地迈进公司时,她知道这次假装上班的选择,是对的。

“毕竟是个善意的谎言,并无大碍。被家人强行往前推,和自己积极地向前走,这两种动力是截然不同的。所以我觉得,对于部分人来说,在过渡期假装上班时可以根据自己的节奏,更快调整自我,并让自己以更好的状态进入新的工作。”蛋挞表示。

不过,蛋挞也直言,尽管妈妈说的有些话,确实“很难听”,但却也是真正的“逆耳忠言”。

“她说我社交能力差、毫无主动社交意识这一点,确实没错。所以,除了同学,我的确没什么新朋友,也不容易找到对象。” 蛋挞表示,为了挑战自己,最近,除了逐步适应工作,也在尝试和新舍友一起做饭、出游,跨出主动社交的第一步,努力去寻求社交新突破。

02 兼职、面试,还考了驾照

和蛋挞因创业失败被迫假装上班不同,2021年上半年,刚刚从一段疲惫的创业经历中脱身的90后女生飒飒,主动选择用假装上班的方式,“gap”两个月,“我就是想让神经发条拧得松一点,工作衔接得不要这么紧。”

2019年年中,在新媒体公司工作了几年的飒飒,选择“下海”当起了自媒体创始人,“当时每天早上醒来,我满脑子就是‘自己需要养活近十个人’,想到自己运营的媒体号虽然获得了融资,但仍有着非常大的经营压力,我的脸上就开始爆痘,内分泌也明显失调。”

这样的生活大概持续了一年半的时间,飒飒觉得自己实在是力不从心,便在2020年年底完成了工商变更,彻底退出了公司。

“我爸其实是知道我不打算继续创业的想法的,但他并不清楚我退出的时间点。因此,在2021年1月和2月,我已经从公司抽身时,并没有告诉他们,只是说我还在处理公司的一些收尾工作。到了3月,找到新工作后,才和他们说已经换了工作单位。”

尽管自我调整的2个月,飒飒并没有被父母看出破绽,但因为和父母同住在上海,假装上班,对她而言则成了一件极其需要谨小慎微的事,“每周一至周五,我都会抽两天去咖啡馆,呆上大半天再回家,就是为了让退休在家的爸爸,觉得我在处理公务。”

“因为媒体大多是不坐班的,所以我去咖啡馆也不必朝九晚五,这么一来,也就没有‘演’得太辛苦。”飒飒幽默地表示。

只不过,虽然是计划放松2个月,但“gap”期间,飒飒还是把事情安排得满满当当,“前两个星期,我主要是在咖啡馆看书,给自己充充电。大约半个月后,我就开始每日投简历、做兼职。兼职工作内容主要是与网红艺人的经纪业务相关,这也是我本人比较感兴趣的。”

除此之外,在这难得的“不上班”的时间里,飒飒还考了驾照,“两个月时间,我会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去驾校上两个半天的课,科目一到科目四都是一次通过的。拿到驾照我父母自然是知道的,在他们眼中,只要我没有脱离工作状态就可以。”

“之所以没把两份工作之间的过渡期告诉父母,主要是因为如果告诉了他们,自己的情绪就会在他们的焦虑情绪中陷入内耗,这反而不利于我放松自己。”飒飒直言。

但与此同时,飒飒也表示,“我比较能理解父母对于待业状态的焦虑心理,这与他们从小生长的环境,息息相关。”

“我父母是在六十年代比较贫困的农村地区长大的,小时候常常会面临食不果腹的窘境。他们那一代人,会把自己的位置放得很低。即便我们家当下生活小康,在城市中有房有车,我爸也拿着稳定的退休金,但他的那种不松弛感,或许是骨子里的。当这种危机感投射在我身上时,或许就是不希望我失业。”飒飒表示。

“但我内心非常清楚,短期休整对我而言,是一件磨刀不误砍柴工的事。”飒飒告诉燃次元,自己有一定的存款,在休整期间也在做兼职,“而休整期也是很重要的思考期,会让自己想清楚下一阶段做什么。”

而在经过了2个月的调整、几家公司的面试后,飒飒最终选择了上海一所高校的行政岗,“毕业后的5年时间,我把自己逼得太紧了。这份工作,节奏相对舒缓,可以用于过渡。”

在高校工作期间,飒飒又考了基金从业资格证。近日,离开高校的飒飒重回媒体成为了金融编辑兼主笔。

“当代年轻人与父母之间的价值观差异可能比较大,或是因为生长环境,或是因为教育背景,求同存异,我们知道自身的目标与追求就好。”飒飒如是说道。

03 边兼职边读研

“去年12月底,我们公司大裁员。很多部门被‘血洗’,我们部门算是幸运的,一半员工被裁,只是我比较不幸,成为了被裁人员之一。”

90后女生Sarah告诉燃次元,被裁之前,自己在一家互联网中厂做企业公关,“被裁之后,我和老公第一反应就是要不要告诉父母。因为我俩在北京租房,怕父母知道我被裁,担心经济压力太大,最终选择了隐瞒。”

Sarah透露,选择不告诉爸妈的另一个原因,则是“有心理阴影”。“6年前,我从彼时的公司离职。但当时,我已经拿到了一家公司的offer,而且还有另一家公司的面试结果在等待中,我就想对比看看哪家更好。可即便如此,还是被父母‘嫌弃’了。”

Sarah回忆,因为当时没有确定是否接受第一家公司的offer,所以自己有大半个月的时间用来休息,便回了趟老家。“在这不足一个月的时间里,我本想通过看书、追剧来放松,没想到伴随的是妈妈的训斥,‘年轻人,每天怎么能如此懒懒散散’。”

不仅如此,妈妈还觉得Sarah在职场心思太过活络,“‘不足一年就跳槽,不求稳,不踏实’都是彼时妈妈的口头禅。”Sarah直言,尽管自己一再告诉妈妈,离职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那家公司,领导对下属的态度很恶劣,半年时间同部门就有3、4位同事先后离职。但她妈妈完全无法接受她的说法,并表示,为什么不能在单位“再忍一忍”。

“也是那段经历,让我知道,自己和长辈看待工作的想法大相径庭。他们的初心肯定是关心,只是这种关心让我不太舒服。”Sarah表示,之后,自己便不再和妈妈详细地沟通工作情况,或者说只报喜不报忧。

因此,去年被裁后的Sarah,为了避开父母的苦口婆心,开始假装上班。“我和爸妈通电话的频率并不高,大概一周一次,所以假装上班对我来说并不难。继续做当下的工作就可以,他们也不会对工作问得太详细。”

不过,当妈妈问起Sarah每日的作息细节时,她还是谨慎地编造了每天的通勤情况,“我还是每天骑着小电动去上班,晚上7点40多到家。通电话的话,8点以后比较方便。”

和飒飒、蛋挞一样,Sarah的待业期也很忙,甚至是更忙。

首先是去年4月,Sarah考上了北京一所985高校的在职研究生,“9月开学后,我每周末都需要上课。不过因为当时正赶上疫情的尾巴,不需要参加线下教学,周末过得相对轻松。”

但到了本学期,大学校园都已经恢复开放,Sarah每周末也必须去学校上课,“7点多起床,朝九晚五的课表,包括了专业课、英语课、科研规范课等。除了上课,还有课后作业要完成。”Sarah直言,“新学期的课后作业也比第一学期多,每周大约都需要整整两天的时间来完成作业。我经常想,如果不是被裁,或许我也会主动选择离职。”

而除了忙碌的课业安排,Sarah还在给原单位做兼职。“说是给原单位做,但又不完全一样。因为我曾经的工作已经交给了外包公司。原单位省了一大笔定薪,但对原来的员工肯定不太友好,不过对于我而言,倒并非坏事。毕竟没有了KPI,也不需要坐班、打卡。”

如今,Sarah虽然拿不到曾经15000元的月薪,但6000-7000元、按件计费的兼职收入,也已经令她颇为满意了。

*文中飒飒、Sarah、蛋挞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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