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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新闻编辑 | 刘海川
近日，催收业掀起风波。5月25日深夜，湖南永雄资产管理集团（以下简称“永雄”）在公众号发布《告全体员工书》称：集团决定从今日（5月25日）起停业，集团相关部门即日起将商讨善后事宜。
永雄的主营业务是催收逾期贷款，2022年营收8亿元，集团旗下员工最多超万名，号称“中国最大的拖欠信用卡应收账款催收服务提供商”。
上述告员工书称，自今年4月以来，该集团先后有179名员工被安徽警方跨省抓捕，其中3人因寻衅滋事罪被批捕。
催收巨头倒台，不少同行哗然。“现在是人人自危”，一位催收公司高层对界面新闻说。
公开信息显示，近年来，各地催收人员因使用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冒充公检法、举报投诉等违规违法催收手段，多次被司法机关打击。而此次“巨头被端”，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是“释放一种信号”。
催收巨头崛起
永雄总部大楼坐落在长沙岳麓区芯诚科技园的西北角，这栋灰色办公楼在园区众多大楼中并不起眼，只在临街的两面墙体上高悬公司招牌。在园区里工作的人们，对它的了解也仅限于“员工很年轻”“给人催债”的公司。
业界巨头永雄，创立者谭曼一手成就了它。在成立永雄之前，谭曼已经在律所跟贷款催收相关工作打了12年交道。
公开资料显示，2002年，从湘潭大学法学院毕业的谭曼，进入广东天伦律师事务所，从事诉讼催收工作。“他那时每天骑个自行车到处去要账。”一位接近谭曼的永雄前高管说。
两年后，谭曼加入广东信孚律师事务所，以律所金融业务部负责人的身份为客户处理资金信誉管理、财产安全保护等法律问题。
在当时，这是一个新兴市场，体量庞大，自带鲜明的时代光环。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和不良资产数量迅速积累。1999年，国内相继设立华融、长城、东方和信达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分别接收来自工、农、中、建4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
进入21世纪后，我国信用卡市场迅猛增长。应对小额不良欠款的民间信贷催收企业也开始涌现，并被准许列入商事登记，催收行业应运而生。
谭曼正是赶上国内催收行业发展的第一波浪潮。
2005年2月，谭曼成立佛山市天曼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主要从事车贷清收法律服务。上述永雄前高管说，谭曼发现，催收服务工作不一定要由专业律师来干，诉讼催收手续繁琐、流程长，并没有专业催收公司的效率高。于是，谭曼在2006年回到长沙创办裕邦律师事务所，试水“法律服务公司化”。凭借着谭曼在催收行业的积累，裕邦律所在两年之内占据了湖南个贷催收行业80％的市场份额。
2013年，互联网金融兴起并快速发展，随之而来的是市场上更多不良资产需要处置，引发了催收行业发展的第二波浪潮。
谭曼于次年注册成立湖南永雄资产管理集团，正式从律所的诉讼催收业务转轨到催收公司可承接的非诉催收业务，并在行业发展下，短短几年带领永雄成为国内催收行业巨头。
上述永雄前高层说，巅峰时期，永雄在全国开设有40多家分公司——甚至远在西藏，员工接近17000人，每个月承接的逾期催收金额达600亿，仅长沙就有4个作业中心。
一位永雄前员工描述作业中心的场景：“一层楼密密麻麻坐着上千催收员，打电话怒吼的，骂娘的，各种声音都有。”
永雄在头部催收公司里的独特性，在于其专注于长账龄资产（长期无能力还款或无意愿还款的逾期资产），俗称催收中的“癌症业务”。面向的催收对象是久拖不还的“老赖”。这部分业务催收难度高，回报也高。一位业内人士说，永雄催收员的提成在10%左右，在催收行业里属于头部水平。
多位永雄前员工称，公司为总监级别以上的员工配车，为副总裁配别墅。公司里很多二十多岁、业绩突出的女员工，一年下来能赚二三十万，在长沙早早买车买房。
自信、强硬，多变，多位跟谭曼共事过的永雄前高层如此评价他。另一位永雄前高管说，公司管理层员工90%以上是中专、大专毕业。在谭曼的管理下，永雄从组织构架到企业文化都接近军事化。“（谭曼）喜欢到处调人，不管业绩好坏，管理层在一个地方做两个月就被调去另外一个区，当天晚上开会，第二天就要去到现场。”公司内部有一句“永雄人随时准备出发”的口号。
而公司组织构架接近步兵的“三三制”班组构架，3个组为1个部，3个部为1个业务集团，1个作业中心最多有40-50个业务集团。每个作业中心除了有1名业务总经理外，还配有1名政治总经理，专门为员工做思想辅导工作，上述高管说：“天天打电话，有的员工也会有心理问题，老是骂人或是情绪不稳，（政治总经理）就找他谈谈心，疏导疏导。”
2015年，永雄筹备登陆新三板。但他没抱太大的希望，“因为国内舆论环境一说到催收，就联想到黑社会讨高利贷、赌债等，行业形象很不好。”上述前高管回忆。
2019年，永雄转而在美国谋求上市。上述永雄前高层回忆，筹备上市期间，集团在多地扩张筹建分公司，同时关闭多家拿不到工商执照、业务不合规的分公司。
“当一批员工兴奋地抵达美国，准备上市敲钟的头一天晚上，谭曼却临时决定撤回上市。”他说，主要原因是没有达到所期望的1亿美元募集资金目标。公司在香港和美国两地路演，获得的机构投资者并不多，“在法律上有灰色系带，机构都不敢做这种冒险的事。”
永雄无缘“国内催收第一股”后，谭曼以个人利润分红的形式赔偿了战略投资者约3亿元人民币。
这是发生在2019年后的事。但在2018年，危机早已出现。在那一场声势浩大的扫黑除恶行动中，永雄主动撤除了15家分公司，“有些地方工商执照没办下来”，上述高管说：“一些地方公安比较严格，比如那时候北京、深圳都撤了。”
事实上，监管层面对"软暴力催收"等违法犯罪行为的整治也日渐趋紧。
2022年9月，公安部联合银保监会等9个部委发布通知，在全国开展对软暴力催收、黑恶势力组织等进行打击和整治。
2023年2月16日，在全国公安机关打击惩治涉网黑恶犯罪专项行动电视电话推进会上，软暴力催收被作为重点打击对象之一。
2023年5月27日，界面新闻记者来到永雄长沙总部，多位安保人员在前后门把守，一楼大厅里陈列的几十块荣誉牌匾，展示着这家催收巨头的昔日辉煌。永雄宣布停业后，前台一位安保人员告诉界面新闻记者：“内部对员工的说法是放假到6月30日。”
“他不可能在合规方面犯错误”
多位接近永雄的人士表示，谭曼对集团风控、业务合规管理得十分严格，永雄旗下有一家律师事务所专门处理集团的法律风险，“这是一家催收公司的命脉。”
一位在永雄工作了5年的行政员工说，永雄在员工入职签订的劳动合同中印有“九大禁令”“合规制度”，明令禁止催收员在工作中使用冒充公检法、黑社会性质的暴力软催收、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等9条违规违法操作，“厚厚一沓，二三十页”。
合规合法催收是入职培训的重点。此外，公司每周、每月都开展制度学习和合规培训，告诉员工哪些催收话术不能用，哪些引发了欠款人投诉，处罚措施是什么，全国分公司通过广播线上参会。
从现有相关案件判决来看，催收行业通常会触碰两条法律红线：
一是买卖公民个人信息，一名催收行业人员告诉界面新闻记者，为了掌握欠款人更多的有效信息，催收人员会从特殊渠道购买其亲属朋友电话、工作单位等信息，“快递公司、电信运营商、电商平台等都可能是这种特殊渠道”。
二是软暴力催收，为了催收回款，催收员有时会采用辱骂、威胁、恐吓等软暴力催收方式，给债务人造成心理压力。
在永雄总部，一个由七八十人组成的监察部，会对集团所有催收员的录音做品质抽检，还会定期检查催收员手机，一旦发现催收员使用不合规的催收方式，对方轻则会被通报罚款，重则被开除或扭送警方。
一位在永雄工作过的催收员说，公司电脑安装有内网，欠款人的信息不能传播泄露。电脑上安装了软件，监测到催收员在电话里骂人就会弹窗警告。
界面新闻记者获取的一份永雄内部文件记录：永雄明文告知员工会违反监管和法律的催收行为，并组织员工学习有关“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法条，员工要签署“依法合规作业行为承诺书”，并画押。
安徽警方此次带走永雄4家分公司共179名员工，界面新闻记者就其可能涉嫌的罪名咨询一位永雄前管理层，她并未正面回答，只是说“谭总法学出身，他不可能在合规方面犯错误。”
界面新闻记者致电永雄创始人谭曼，电话无人接听，此后界面新闻致电永雄总裁周雄——他也是谭曼妻弟，对方婉拒接受采访。
两副脸孔，纠结不清
但在催收业务的实际操作中，又是另一番景象。
王静（化名）是永雄西南某分公司的前催收员，入职永雄前，当地派出所带她去做了声音记录，她说：“警方怕我们在电话中恐吓或威胁欠款人。”此后两天的入职培训中，人事同事反复强调工作要合规，每位员工要学习“九大禁令”“合规制度”等一系列资料。
永雄“九大禁令”的第一条是，催收员禁止给欠款人打电话时冒充公检法。但王静说，一些同事会变个法子跟欠款人说自己是某单位的法务处，“总之会绕几个弯，很灵活。”
王静所在分公司的催收员底薪只有2500元，人们都很明白，主要收入是那10%的提成。她观察到，公司里业绩做得好的员工“说话会不太好听，声音比较大”。员工工位挨得很近，大家每天讨论的是哪个人欠了多少钱、怎么和他沟通，"怎么骂他"，“整个公司负能量比较重。”她说。
在每周一的全公司大会上，领导会对王静所在的分公司700多名员工讲话，提醒催收员不能威胁或恐吓欠款人。但在私底下，领导又请来业绩突出的员工“分享”催款经验。她记得“有个同事催回了16万，打破了公司当月单笔还款最高记录，他跟我们说，就是不停地给欠款人的同事、孩子的学校老师和同学家长打电话骚扰。”
王静所在分公司承接的，是逾期一两年以上的长账龄不良资产项目，欠款人还款意愿低，一般早已更换了手机号。据王静回忆，公司领导便告诉他们去买欠款人的其它信息，比如孩子就读的学校、父母伴侣的工作单位等，一些欠款人听到催收员掌握了这些信息，会非常害怕并主动还款。“有一次我同事找到欠款人的工作单位后，给他点了一份外卖，让外卖员到达现场后打开手机扩音器，欠款人的所有同事当时就知道他欠了钱。”王静说。
“我们自己没有途径买欠款人的额外信息，就通过我们的部长、集团副总去给我们买，每个分公司都有这个特殊渠道，家庭地址、配偶的工作单位、小孩的年龄和就读学校等，买下一个人的完整信息需要50-80元”，王静说：“买信息的钱是我们自己单独转给部长的，以微信转账的形式，这样就切割了个人行为和公司行为。”
而另一边，公司会定期检查催收员手机里有没有收集欠款人信息的痕迹，如果查到就会罚款，并声称情节严重的话会开除或报警。“但如果催不回款，公司又会私底下教我们怎样收集更多欠款人信息，不然我怎么会知道怎么做呢？”
跟王静在同一家分公司的同事谢亚琴（化名）表示，平均接到100条催款单子，“能催回5到6笔欠款就很不错了。”员工绩效是回款的10%，有20%的员工每个月能拿到1万以上，30%的员工基本只能拿底薪，其他员工的工资一般在5000元左右。
行业数据显示，逾期达12个月以上的三级逾期款，行业平均催回率为0.5％左右，而永雄80%以上的业务是三级逾期款。
王静在永雄的那段日子，基本靠每人500元的内推奖励，来弥补绩效工资的不足。她坦言，“之前我也因为资金周转不开欠过信用卡，被打电话催着还钱，永雄领导教我做的一些事情我不太喜欢。”仅工作半年，她便辞了职。
管理困境
面对一线催收员“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游走在法律边缘，上述永雄前行政员工坦言，永雄做的是催回难度最大的长账龄资产，“（公民）信息肯定要买，因为它（的欠款人）95%都联系不上。”她认为，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中层管理者有很大的业绩竞争压力，所以会“纵容”手下一线催收员。
另一位接近谭曼的永雄前高层并不讳言：公司太大了，一线催收员遍布全国各地，多多少少管不过来，肯定会有人触犯暴力催收、买卖公民个人信息等法律法规。
界面新闻记者在裁判文书网上检索发现，近些年，永雄催收员涉及多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件。
2018年10月，湖北十堰中院判决的一起涉及从公安、计生办、银行、滴滴客服等人员处买卖公民个人信息的大案中，其中4名被告人或为永雄公司员工，或曾在永雄工作，涉案人员被判处10个月到3年6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2019年6月，广州荔湾法院判决的一起利用中国联通内部系统非法查询公民信息案中，从永雄辞职后在联通公司当客服的陶某，将公民手机号以5元一条卖给多个债务催收员，因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他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
2020年9月，贵州贞丰县法院一起涉及2万条公民信息买卖案中，永雄温州分公司员工万某为催讨债务，将21774条含有公民身份证和姓名的公民信息提供给兰某，以获取这些身份名下的手机号，他的花费是2.5元/条。兰某则以每条2元或1.5元的价格从移动公司员工刘某处购买这些公民信息。法院认定，万某支付2.6万，利用这些号码催债获得提成0.7万元。
上述接近谭曼的永雄前高层还认为：“走到今天跟他（指谭曼）性格也有关系，独断专行，实际上没有真正地管起来，有些员工做一些事相当于也睁只眼闭只眼，没有那么用心地去把风控真正做好，所以导致有些把柄被别人抓住了。”
作为另外一条法律红线，软暴力催收杜而不绝。据裁判文书网记载，2017年6月，贵阳市南明区法院判决过一起永雄员工催收中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的案件。此案中，为催回贵阳市驾驶员沈某强归还欠款，永雄催收员拨打贵阳市报警电话，谎称沈某强在其驾驶的19路公交车上装了炸弹，导致贵阳警方启动紧急措施排爆，结果未发现爆炸装置，造成较大经济损失，被告人陈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催收行业里触犯软暴力催收红线的不止于永雄一家公司。2020年12月24日，公安部通报利用信息网络实施黑恶势力犯罪十大典型案例。其中江苏泰州“6·17”网络软暴力催收案中，催收人员采取电话轰炸、短信轰炸、假装上门、发照片恐吓等方式对网贷借款人实施软暴力催收。“甚至出现连续5天以不间断电话轰炸等手段骚扰泰州某医院，导致该医院急救中心瘫痪，行政和医务服务无法有序开展。”
分公司一片废墟
6月1日，界面新闻记者来到永雄邵阳分公司，1700多平方米的办公室场地已是一片废墟，物业人员正在拆卸桌椅。该场地的房东对界面新闻记者说：“邵阳分公司最多的时候有400多名员工，是这栋写字楼里的明星企业。”
该办公场所位于某商圈一栋写字楼的18层，楼道里仍摆放着《个人信息保护法》宣传牌，制作方显示是永雄集团。
“四年半合作了，（永雄在邵阳）一直没出过问题。”该房东对界面新闻说。
一位永雄前管理层说，在此之前，永雄分公司被警方抓一处就关一处，前后关了近20家，“关闭一家分公司主要考虑的是业务合规问题，怕当地公安处理，就算了。有的分公司开业不到半年，电脑、桌子都是新的，关了就直接扔掉，浪费几千万，再重新找地方开新公司，又花几千万。”
据《安徽商报》报道，目前永雄资产案件由安徽阜阳警方负责办理。对于永雄在其发布的《告全体员工书》中质疑的安徽警方异地办案违规情况，安徽阜阳警方相关负责人对《安徽商报》记者表示：“异地办案肯定是掌握了相关的线索，不存在违规的情况。”界面新闻记者多次致电安徽阜阳警方，无人应答。
界面新闻记者就安徽警方异地办案情况致电邵阳市公安局，对方回复称，此次办案是公安部统一部署到湖南省公安厅的，跟邵阳警方没有关系。
招股书显示，永雄的营业收入主要来自于信用卡催收业务，合作客户主要为商业银行及消费金融公司，主要客户包括中国最大的10家银行的7家，但这7家银行的具体身份并未公开。
据报道，招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副行长、纪委书记姚自力曾出席永雄2022年度总结表彰大会并发言。据银行内部人士向界面新闻记者透露，招商银行跟永雄曾有较多业务往来，这两年业务慢慢减少。此次事件发生后，银保监会通知招商银行湖南长沙分行等银行开展催收业务自查。界面新闻致电招商银行长沙分行办公室主任电话，对方婉拒采访。
催收行业呼吁立法
多位催收行业人士呼吁，国内催收行业需要立法。一位催收公司高管对界面新闻说：“现有法律保护了欠款人的权益，却没有保护催款人的权益。”
以催收行业“最大的痛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为例，他说：“银行提供给催收公司的欠款人电话号码有可能是空号，为了催款，催收员只能走歪路子，找特殊渠道买欠款人其它个人信息，继而侵犯了公民个人信息，但如果只有一个打不通的手机号，催收员怎么催？他们也要完成业绩吃饭啊。”
而另一方面，现存不良资产规模决定了催收行业将长期在市场上存在。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四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2.98万亿元，不良贷款率为1.63%。同时，全国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偿信贷总额为865.80亿元。
为破解欠款人信息修复难的瓶颈，部分金融机构、催收机构正在联合通信运营商推动“三网修复、失联连通”模式，即移动、联通、电信三大通信运营商依托自身数据，在确保数据隐私安全的前提下，通过加密身份证号码发现失联人当前活跃的手机号，再通过虚拟号外呼的方式为银行、催收机构等提供失联用户触达服务。
在永雄宣布停业次日，5月26日，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不良资产清收专业委员会发布倡议书：一是倡议各催收企业严格遵守《个人信息保护法》，合规作业不踩红线；二是呼吁执法部门理性、客观看待催收行业，既要打击暴力催收、侵害公民信息安全的害群之马，也要保护合法合规经营的催收公司；三是呼吁有关部门进行催收行业立法，让催收企业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2017年5月，谭曼与母校湘潭大学合作，捐资1亿元设立湘潭大学信用风险管理学院，并担任创始院长，旨在培养信用风险管理方面的人才。此外，谭曼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中国债务催收行业立法论纲》等多篇探讨催收立法的学术论文。 上述永雄前高层说：“他做这些事不是为了争风头，是想切实推动这个行业的阳光化发展。”
一份关于贷后催收的国家标准正在业内广泛征求意见。5月15日，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下称协会）在北京召开“催收国家标准研制与催收业务规范健康发展”工作会。《互联网金融个人网络消费信贷 贷后催收风控指引》（下称《催收标准》）或将于今年8月出台。
协会相关部门负责人此前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表示，此次标准制定最主要的出发点是根据催收的业务本质制定规范，平等的保护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合法权益。
“催收行业良莠不齐，确实存在暴力催收、频繁骚扰债务人等问题，也出现过一些比较恶劣的刑事案件，目前行业有污名化的趋势。但催收从业务本质上来说，是贷后管理的重要内容，催收本身也是一个很古老的行业。”该负责人表示，当前需要制定标准来指导金融机构和第三方催收机构应该怎么做，也让债务人知晓自己有哪些责任和权利，明晰各方边界。
“催收行业是市场需求，肯定会存在，只是如何去规范的问题。”上述催收公司高管表示，催收行业呼吁立法和监管，希望实现合理的政府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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