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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伟民:扩大消费需要在发展思路和政策上做出优化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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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伟民:扩大消费需要在发展思路和政策上做出优化和调整

例如增加居民收入,增强消费能力;对居民消费尽可能不干预、少限制;改革身份证制度和住房制度等。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杨伟民。图片来源:人民视觉

记者 辛圆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杨伟民周六表示,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需要在发展目标、发展思路和发展政策上作出一些调整和优化。例如增加居民收入,增强消费能力;对居民消费尽可能不干预、少限制;改革身份证制度和住房制度等。

杨伟民在第九届“青岛·中国财富论坛”上指出,2010-2020年,在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指导下,我国投资和出口占总需求的比重有所降低,最终消费有所增加。但过去三年,经济增长格局重新回到更多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

他列举数据称,2019年居民消费占GDP比重是39%,2021年降到38%,2022年降到37%。2010-2019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降到了40.3%,过去三年又提高到45%。

杨伟民指出,造成居民消费疲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居民收入占GDP的比例偏低,且逐步下降;房地产相关支出的增加对消费产生挤出效果;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和人均消费水平偏低,等等。

由此,他表示,恢复和扩大消费需要在发展目标、发展思路、发展政策上作出一些调整和优化。

杨伟民认为,首先要把民生大国、民生中国作为重要目标。“我国是世界制造大国、生产大国,但还不是消费大国、生活大国。我国人均GDP已经接近高收入国家水平,有最大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有14亿消费者。我国的发展已经到了从追求生产大国向追求生活大国,从以制造大国为目标向以消费大国为目标转换的阶段。”他说。

其次是增加居民收入,增强消费能力。他表示,下一步既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扩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也要同步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着力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实行有利于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财税和金融政策。

“过去我们的政策主要是面向生产者、面向企业,现在需要考虑的是如何面向消费者,增强消费能力。”杨伟民说。

第三,他指出,消费权也是基本权利,对居民消费要尽可能不干预、少限制,逐步改变对住房、汽车和部分高端消费的抑制政策,推动汽车消费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

此外,他表示,要改革身份证制度和住房制度,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以农民工为主体的非户籍人口是潜在的中等收入群体,也是扩大居民消费最值得关注的群体。

杨伟民称,到2035年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之时,要争取解决1亿-2亿农民工市民化问题,仅是他们在就业地的住房消费就能创造大量需求及关联消费,因此需要做两方面改革。

一是住房制度改革。“从十九大到二十大,中央四次提出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新的住房制度既要面向城镇户籍人口也要面向非户籍人口。现在和1998年中央制度情况不一样了,我们的保障住房既要面向城里人,也要面向农民工。”他说。

二是改革身份证制度。杨伟民指出,中国特有的农村集体所有制是与户籍挂钩的,多年实验证明,即便放开部分城市的户籍限制,农民工也不愿意在城市落户,因为怕失去在农村的三块权益——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

“可以研究考虑身份证按常驻地的地址来登记,不再按户籍地地址来登记,这样的改革有利于彻底解决户籍人口、常住人口、管理人口三个人口口径,彻底解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两个口径带来的问题,也有利于城市治理的现代化。”他建议。

未经正式授权严禁转载本文,侵权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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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伟民:扩大消费需要在发展思路和政策上做出优化和调整

例如增加居民收入,增强消费能力;对居民消费尽可能不干预、少限制;改革身份证制度和住房制度等。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杨伟民。图片来源:人民视觉

记者 辛圆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杨伟民周六表示,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需要在发展目标、发展思路和发展政策上作出一些调整和优化。例如增加居民收入,增强消费能力;对居民消费尽可能不干预、少限制;改革身份证制度和住房制度等。

杨伟民在第九届“青岛·中国财富论坛”上指出,2010-2020年,在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指导下,我国投资和出口占总需求的比重有所降低,最终消费有所增加。但过去三年,经济增长格局重新回到更多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

他列举数据称,2019年居民消费占GDP比重是39%,2021年降到38%,2022年降到37%。2010-2019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降到了40.3%,过去三年又提高到45%。

杨伟民指出,造成居民消费疲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居民收入占GDP的比例偏低,且逐步下降;房地产相关支出的增加对消费产生挤出效果;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和人均消费水平偏低,等等。

由此,他表示,恢复和扩大消费需要在发展目标、发展思路、发展政策上作出一些调整和优化。

杨伟民认为,首先要把民生大国、民生中国作为重要目标。“我国是世界制造大国、生产大国,但还不是消费大国、生活大国。我国人均GDP已经接近高收入国家水平,有最大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有14亿消费者。我国的发展已经到了从追求生产大国向追求生活大国,从以制造大国为目标向以消费大国为目标转换的阶段。”他说。

其次是增加居民收入,增强消费能力。他表示,下一步既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扩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也要同步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着力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实行有利于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财税和金融政策。

“过去我们的政策主要是面向生产者、面向企业,现在需要考虑的是如何面向消费者,增强消费能力。”杨伟民说。

第三,他指出,消费权也是基本权利,对居民消费要尽可能不干预、少限制,逐步改变对住房、汽车和部分高端消费的抑制政策,推动汽车消费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

此外,他表示,要改革身份证制度和住房制度,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以农民工为主体的非户籍人口是潜在的中等收入群体,也是扩大居民消费最值得关注的群体。

杨伟民称,到2035年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之时,要争取解决1亿-2亿农民工市民化问题,仅是他们在就业地的住房消费就能创造大量需求及关联消费,因此需要做两方面改革。

一是住房制度改革。“从十九大到二十大,中央四次提出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新的住房制度既要面向城镇户籍人口也要面向非户籍人口。现在和1998年中央制度情况不一样了,我们的保障住房既要面向城里人,也要面向农民工。”他说。

二是改革身份证制度。杨伟民指出,中国特有的农村集体所有制是与户籍挂钩的,多年实验证明,即便放开部分城市的户籍限制,农民工也不愿意在城市落户,因为怕失去在农村的三块权益——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

“可以研究考虑身份证按常驻地的地址来登记,不再按户籍地地址来登记,这样的改革有利于彻底解决户籍人口、常住人口、管理人口三个人口口径,彻底解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两个口径带来的问题,也有利于城市治理的现代化。”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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