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前，北京大学曾经放映过《八月》。巴塞电影编辑也观看了这个版本。据导演张大磊解释，该版本并非最终版，技术上有许多不足。尤其是声音效果较差，放映投影仪、音响条件也十分有限。如今，张大磊终于带着制作完成的《八月》DCP拷贝杀入金马奖，入围六项提名。颁奖前夜，巴塞电影在台北专访了张大磊与《八月》《塔洛》摄影师吕松野。谈及黑白画面的选择，胶片的没落与拍摄的初衷与感悟。
《八月》获得金马影展“亚洲电影观察团”推荐奖与国际影评人费比西奖。金马主席张艾嘉女士为张大磊颁奖
巴塞电影：《八月》拍摄之初就确定下使用黑白画面吗？
张大磊：对。
巴塞电影：中间没有动摇过吗？
张大磊：动摇过。一方面是怕黑白片过不了技术审查。再有当时就想也做一版彩色的，因为拍出来之前谁也想象不到结果会是怎样。
巴塞电影：现场监视器是黑白还是彩色的？
张大磊：彩色的。按照彩色布的光。但是从剧本开始我就想拍黑白片。
巴塞电影：后期调色的时候才定下黑白色调吗？
张大磊：是我剪辑的时候。我每剪一小段就会传给摄影师或其他人看。彩色总觉得差点儿意思，还是调整到黑白后是最对的。
巴塞电影：之前采访万玛才旦老师的时候，他说拍摄《塔洛》时，监视器就是黑白的。
吕松野：对，那从一开始就定下来是黑白的。所以我的机器上加了一个预设，那片子就完全没有想过彩色。从头到尾都是按照黑白片来做，大家到后来都不知道彩色是什么样子。
巴塞电影：《八月》现场还是按照彩色来拍的，那么最后为何放弃？如何权衡？
张大磊：之前我担忧彩色会有很多颜色还原不到。但实际上彩色特别到位，也可能是因为太到位了，太具体了，对位感很强。
吕松野：剪辑的时候我希望也不要放弃彩色，调一版彩色的看一下。其实室内的颜色做成那个年代很容易，因为我们找的所有的家具摆设都是那个时代的东西。那些人的状态，穿的衣服也是。室外找的小区也很好，但有些地方颜色稍微有些丰富，跟那个年代稍有出入。这些外景的丰富颜色可能不是太好。
巴塞电影：不能后期调色弥补吗？
吕松野：那个颜色特别碎，不像过去年代颜色那样单一，可能是几个大色块。
巴塞电影：是颜色问题决定采用黑白版吗？
吕松野：这是很小的一方面，最主要的其实还是……
张大磊：静！
吕松野：对，整体黑白的感觉就像我们一开始商量的摄影风格一样，非常安静。整部电影一条轨道都没有，就是机器放在那拍。就是想要安静的感觉。午后大家坐在那没什么事儿，小孩子在扔东西玩，那样的感觉。
张大磊：剧本刚出来的时候我发给他看，我们聊看完剧本有什么感觉？我俩同时说：静。甚至静到能让我们清楚地感受到时间在走，感受一天从清晨到中午，黄昏，傍晚，夜晚的变化。
巴塞电影：很多人以为使用黑白是为了展现回忆的感觉。
张大磊：我们压根就没有把这部电影当成一个回忆怀旧片 ，没想过。
巴塞电影：那么最后为何在录像带的部分改用彩色？
张大磊：是这样，录像带的部分是后来补拍的，是要弥补我之前拍摄遗漏的东西。因为我样片拍完后，很多朋友看完觉得影片的基调是向下的，很压抑，不是很愉快。尤其是那个父亲，大家不知道他最后怎么着了，好像是妥协了，拎着两个兜子走了。
巴塞电影：还有三哥他爹去世的剧情，也显得压抑。
张大磊：我有一哥们儿看完说：“这片真丧！”但我的片子不是要说丧啊！后来我就在想有什么方法能弥补，是否可以给一个亮快一些的结尾。毕竟事实是这样，父亲出去是拍戏，这个选择没有对他有多大的伤害，他非常明白家庭的责任，要生存，也没有脱离电影职业。
巴塞电影：这部影片确实很静，那个主人公小孩尤其安静。您小时候也是这样安静吗？
张大磊：某种程度上是这样的，而且“静”是我理解的那个年代，那个空间最大的特点。当时车很少，没有手机这些东西，很多声音都能听到，我是由这个感知来总结的。这都是回忆的一部分。
巴塞电影：电影虽然是在呼和浩特拍的，但却看不出太多城市特征和地标建筑。是有意为之吗？
张大磊：内蒙古就是这样，因为它是很早成立的自治区，首府像贵州的三线，由全国各地的人来建设的。内蒙古电影制片厂也是这样。我们也希望让观众看到八九十年代的中国，而不是电影厂大院。
巴塞电影：片中有看电影胶片的情节。对于胶片时代的没落以及数字的技术的崛起，作为摄影师您怎么看？
吕松野：这是必然的。除质感有些区别外，从各方面来讲数字肯定更方便，更快，更节约成本。各方面优势太突出了。
巴塞电影：这也带来了拍摄手法，工作流程的改变。您上次拍摄胶片电影是什么时候？
吕松野：上大学的时候。拍了一部彩色的，一部黑白的。大学毕业后就没拍过胶片，因为数字技术瞬间就起来了。现在在制片的方面也不允许你使用胶片，成本太高。
张大磊：不能说“顺应发展”，而是要正确地和技术发展合作。胶片时期有一种仪式感，我还有幸参加了三四部胶片电影的拍摄，气氛是完全不一样的，每一格胶片都是非常珍惜的，所以可能性也很少。但每个创作人员工作时的状态都很认真。
吕松野：胶片和数字电影的场记都不一样。胶片电影的场记打板老快了，数字的就在那磨叽啊。你想打板那一下把它攒起来，好多胶片就过去了。
巴塞电影：现在数字就不一样了，想拍多少条就拍多少条，大卫芬奇一场戏拍200条。
张大磊：所以数字的可能性更多，可以有更多种尝试，但同时也不珍贵了。
吕松野：像《维多利亚》《俄罗斯方舟》这样一镜到底的电影用数字就能完成，用胶片就做不到。
巴塞电影：片中舞厅一段有向考里斯马基致敬，谈谈考里斯马基对您的影响。
张大磊：那场戏就是致敬考里斯马基，可能我们的下一部电影会受考里斯马基的影响更大一些。叫《蓝色列车》。
巴塞电影：什么样的故事呢？
张大磊：很难说，也是比较底层的人物，我们不愿说成是底层的，而是说简单善良，老碰钉子的人。
巴塞电影：会考虑自己做一些原创配乐吗？
张大磊：可能会，而且我们下一部片子是和俄罗斯有关的，搭出来的场景又像中国又像俄罗斯，我们准备去绥芬河看看。《蓝色列车》本来就是一首苏联歌名。
巴塞电影：最后还是想和您详细聊聊上次问过您的，关于你这部《八月》和德格娜的《告别》。你们都选择了把目光对准没落的内蒙古电影制片厂，虽然角度不同，但都是自己父辈的故事，这是电影人的普遍创作现象？
张大磊：创作者在创作之初选择自己熟悉的人或事，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可以原谅的。我们都选择了比较熟悉的事情。我和德格娜很熟，我们的出发点不一样。我完全是为了抒情。我创作这个片子的起因是在一个中午我感受到了过去的气息，勾起我的一些情愫。我认为德格娜可能是要通过《告别》给自己一个交代。
她的生活和我不一样，她的父母是较早一批成功的，转移到内蒙古制片厂的。她在内蒙生活的时间不长，再比如她在北京，在伦敦，在家里，更多是外人的感觉。我是在用抒情去赞美那个时代，但她不是赞美的，她影片的基调是很冷酷的，主题是死亡。似乎只有当她父亲面临生命终结的时候，当她快要失去这个父亲的时候，她才感觉到这是他的父亲，才会惋惜，才会和父亲有交流，甚至这个交流都是很隐晦的。
可能她的电影是为了她的父亲，而我真的是为了父辈。我是要赞美、抒情，我们目的不一样，经历不一样。一个涉及到亲人生死离别，一个还在回味那个时代，这两个故事气质、目的肯定是不同的。所以，“内蒙古电影制片厂”的符号和“影人家庭”，完全是巧合。
《八月》摄影师吕松野，导演张大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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