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汉学家、颇具感染力的诗人、散文家、当代德国哲学研究者、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家、翻译家……无论处于何种身份，顾彬都注重语言本身对思想和道德的塑造作用，并将汉语视为自己的“故乡”之一。

Z世代"买"出百亿大生意。

“西方正典不足以定义完整的‘艺术史’，我坚信这种视野更开阔的新观念是正确、必要，且值得我们为之努力的。”

这种对帝制中国政治文明的重新发现，或许是继器物审美、生活方式之后“大宋文艺复兴”的另一个重要面向。

"陶德文从来不喜欢吹牛，他的文章都源自一种沉静（Stille），在沉静之中发表，并且在沉静之中产生着影响，就像是牧溪（一一八一至一二三九）所画的六个柿子，特别不显眼，但实际上却是整体存在的完美表达。"

明治时代之后，尤其二战结束以后，岛国政治家对汉学的学习与掌握水平已经大不比其先贤。

作为“孙子辈学生”，史景迁认为，费正清的作品足以改变一般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

日本学者宫纪子的两本书都能看到杉山的影响，简单来说就是崇蒙元，抑宋明，否认蒙古帝国是中世纪般的“黑暗时代”，认为几百年来它的科学、文化、经济成就都被低估了。

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概念，尤其他主张的对国家进行数目字管理，是送给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礼物。就像一句英语俚语中所说的：一人眼里的垃圾，却是他人心中的宝贝。

徐志摩和卫礼贤在法兰克福的重逢，以及二人期望促成的中德文化合作的这一段往事，因为他们先后的离世而淹没在历史的尘埃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