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不同可能会引发争吵，令人不快，但分歧是推动人类思想发展的重要因素。如果没有争论，我们可能依然活在黑暗之中。

在许纪霖看来，《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在中国能引起一些反响，“大概和我们身临其境感受到的一些东西有关。”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马凌认为，《观看之道》的主旨是为了“破”，这在那个时代是有其意义的，但对她而言，伯格走出了七十年代最激进的那一步后，时代的钟摆就会往反方向走。

何兆武说自己最快乐的时光就是做学生的时候。

“复杂性”几乎是一个旧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在KOL时代所能带给我们最有益的启迪之一。

一方面，人人生而平等、社会民主的观念不容许少数人凭借知识凌驾于众人之上，进而引发反智思潮。另一方面，尊卑贵贱的等级制度又采取由上而下的反智措施来打压民众的反叛。

爱德华·萨义德认为小说无法改变世界，或许只是因为他自己从未成功。

陈寅恪既指出所有人皆生活在“一时间一地域”之中，但也强调一个“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的存在，而且世人可以经由理性，超出自身所在的局限，突破“彼此所是非”的困局，达到与另一时空中的人物心通意会的境界的。

作为海外新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林毓生沿着其老师殷海光的思考继续前行，对五四出现的激烈的全盘反传统主义进行了思考，并进而对20世纪中国出现的激进反传统主义思潮进行了深刻的剖析。

知识人应以怎样的姿态面对民众、国家以及“同时代集体性心情”，应与之保持怎样的距离，这个问题不只投向了思想史叙事的“对象”，也抛给了作为历史见证者、书写者的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