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人应以怎样的姿态面对民众、国家以及“同时代集体性心情”，应与之保持怎样的距离，这个问题不只投向了思想史叙事的“对象”，也抛给了作为历史见证者、书写者的我们。

拉美革命陷入死循环，是因为“具有宗教情怀的救赎者太多，能够付诸实践的思想家又太少”。

中国人对于家庭的推崇似乎是其几千年来传统的底色。但鲜为人知的是，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曾掀起一场针对家庭的“革命”——家庭成为先进中国人眼中愚昧、落后、不堪的代表，亟待改造。

后转型时代的匈牙利，先是尝试稳固两党制，却又在一种自保的心态中愈发远离了有活力的政治。

子安宣邦的《近代日本的中国观》试图回应的问题便是，“如何在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构筑日本与中国的相互关系”，因为“与怎样的中国、如何地相处才能确保亚洲和平，这自然是与当代日本国家命运相关联的本质性问题”。

她不止是一个成就斐然的个体，也是一代新型知识分子的缩影。

“咱们别再说空话浪费时间啦！咱们趁这个机会做点儿什么吧！并不是天天都有人需要我们的。”

爱默生曾说，在他所处的时代，“拥有创造性天才对女性生活而言是极其危险的一件事情”——幸或不幸，皮博迪小姐正是这样的天才。

如果不让思想和原则光明正大地对抗，清晰就无从谈起。

如周嘉宁所说，千禧一代比起上一辈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在呼喊“平权”“平等”“自由”的声音中长大，他们缺乏的并不是关于性别、阶级议题的反思能力，而是在具有这些理念之后怎么办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