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
知识精英如何进入大众:战后日本知识分子的“同时代集体性心情”

知识人应以怎样的姿态面对民众、国家以及“同时代集体性心情”,应与之保持怎样的距离,这个问题不只投向了思想史叙事的“对象”,也抛给了作为历史见证者、书写者的我们。

【专访】历史学家恩里克·克劳泽:马尔克斯的一些小说对权力有“几乎色情的迷恋”

拉美革命陷入死循环,是因为“具有宗教情怀的救赎者太多,能够付诸实践的思想家又太少”。

当家庭遭遇革命: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如何看待亲密关系

中国人对于家庭的推崇似乎是其几千年来传统的底色。但鲜为人知的是,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曾掀起一场针对家庭的“革命”——家庭成为先进中国人眼中愚昧、落后、不堪的代表,亟待改造。

匈牙利往事:老去的战后中欧知识分子

后转型时代的匈牙利,先是尝试稳固两党制,却又在一种自保的心态中愈发远离了有活力的政治。

近代日本如何言说中国?

子安宣邦的《近代日本的中国观》试图回应的问题便是,“如何在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构筑日本与中国的相互关系”,因为“与怎样的中国、如何地相处才能确保亚洲和平,这自然是与当代日本国家命运相关联的本质性问题”。

把林徽因纳入女权的范畴讨论,只怕她自己料想不到|林徽因逝世65周年

她不止是一个成就斐然的个体,也是一代新型知识分子的缩影。

桑塔格在萨拉热窝

“咱们别再说空话浪费时间啦!咱们趁这个机会做点儿什么吧!并不是天天都有人需要我们的。”

柏拉图之恋:皮博迪小姐与美国超验派

爱默生曾说,在他所处的时代,“拥有创造性天才对女性生活而言是极其危险的一件事情”——幸或不幸,皮博迪小姐正是这样的天才。

致愤青:披上任何信念的铠甲都不会比“保持怀疑”更重要

如果不让思想和原则光明正大地对抗,清晰就无从谈起。

《聊天记录》与互联网爱情:现代理念指向何种生活?

如周嘉宁所说,千禧一代比起上一辈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在呼喊“平权”“平等”“自由”的声音中长大,他们缺乏的并不是关于性别、阶级议题的反思能力,而是在具有这些理念之后怎么办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