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后西奔：帝国晚期的仓皇与激荡》的作者谭木声认为，并不是少数几个关键原因决定了历史，历史的每一个参与者都在谋求更好的出路，每个人的努力和挣扎汇聚成了历史。

传说中的外销画大都收藏在国外博物馆，往往不为中国读者所熟知。

马葛尔尼访华事件奠定了中西外交史的“文化冲突”叙事，更鲜为人知的荷兰使团的故事则让我们看到了一种不为获得好处或签署条约、只为建立联系增进了解的外交可能。

单霁翔认为，郑欣淼当院长的十年是“故宫发展最好的十年”。

《清末民国人口贩卖与家庭生活》作者任思梅认为，只有强有力的文化异见才能真正介入人口交易机制，无论是晚清还是民国都未能达成这个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