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筱一认为，“身体”这个标签并不能完全覆盖埃尔诺的写作，她也不仅仅是关注自己的身体，没有人能靠写自己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

如果男性继续被阻隔在月经叙事之外，那么另一半人口在一定程度上将永远是“看不见的女性”。

这些文字并未被压抑、焦躁与绝望的情绪笼罩，更年期女性不再停留于干涸枯萎的妻母形象，她们也可以是探索衰老另一种面貌的观察者、富有生命力的性欲主体、自我身体的主导人。

今年6月，多位海内外女性艺术家的作品亮相本届画廊周北京，我们重点关注了范尼·吉奎尔、红妍、梁远苇三位艺术家的个展。

将妇女本身的处境重新置于这一论争的核心位置，超越一切基于意识形态的论辩与博弈，真正走进个体的经验领域，是人们理解堕胎这一文化问题的重要一步。

当身体和医疗变成了重心，我们看待世界的眼光会发生什么变化？你是否会发现一些过去极少发现的问题？在你看来社会运转的逻辑又会如何改变？

同意堕胎与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宗教纷争”——反对堕胎的宗教人士比例远远高于非宗教人士比例——而自1970年代美国“宗教右翼”崛起以来，美国的党派分界线亦逐渐被宗教信仰重塑。

爱尔兰作家希内德·格利森把自己身体里的金属称为“人造星星”，将伤疤称为“地图”。对她来说，痛苦的经验是个人的，也是文化的。疾病不仅和生物学有关，也和社会性别、政治、种族、经济、阶级、性和环境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在新作《我的身体隐藏着你的秘密》中，澳大利亚作家露西亚·奥斯本-克劳利试图揭示女性与非二元性别者是如何被定义，以及为自己的身体而斗争的。

就像生活本身无法用二元思维去定义一样，我们对女性运动身体的诠释也无法用简单的“好与坏”、“天生与养成”、“压迫与解放”、“规训与挑战”、“成功与失败”进行二元划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