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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作家都是时代的产物,每一个作家的书写不仅仅是个体的命运与抉择,而是现代性的冲击下全体人类所面临的道德困境,以及背后的孤独、勇气与怀疑。
经过了两次世界大战,犹太人和德国人从捷克消失,造成了该地区的一种同质性和单调性的现代化,摧毁了原来现代主义的丰富记忆。
克里玛已经87岁,尽管他已搁笔,但思维仍然很敏捷。我们的谈话算不上采访,而是很随意地聊天,我觉得这也是克里玛现在喜欢的谈话方式。
“匈牙利政府参战投入德国阵营,抱着收复失地的目的,愿意送五十万犹太人去德国集中营作为交换。这生意做得糟透了,因为最后他们不但失去了犹太人,还失去了领土,落得满是耻辱。”
在巴尔干,一方面各民族混居在一起;另一方面,每一个被迫和其他民族混居的人内心深处又都怀着不切实际的梦想。当梦想与现实的落差同日常生活里的贫苦、不耐烦和愤怒搅拌到一起,民族主义就很难不变成种族主义。
东欧在新旧故事的交织中,映照出的是一页冷战与后冷战的全球化变迁史。
粗野主义建筑与当代历史和政治的关系不能在Instagram上用一句图片说明草草带过。那个时代发生的故事,已经沉淀在了建筑的混凝土中。
评论者止庵认为,与中国作家大多站在知识分子立场的写作有很大不同,赫拉巴尔选择站在底层,以仰视的角度表达人类的痛苦。
保加利亚曾经是东欧的硅谷,随之而来的,是许多质问人性的科幻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