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作家都是时代的产物，每一个作家的书写不仅仅是个体的命运与抉择，而是现代性的冲击下全体人类所面临的道德困境，以及背后的孤独、勇气与怀疑。

经过了两次世界大战，犹太人和德国人从捷克消失，造成了该地区的一种同质性和单调性的现代化，摧毁了原来现代主义的丰富记忆。

克里玛已经87岁，尽管他已搁笔，但思维仍然很敏捷。我们的谈话算不上采访，而是很随意地聊天，我觉得这也是克里玛现在喜欢的谈话方式。

“匈牙利政府参战投入德国阵营，抱着收复失地的目的，愿意送五十万犹太人去德国集中营作为交换。这生意做得糟透了，因为最后他们不但失去了犹太人，还失去了领土，落得满是耻辱。”

在巴尔干，一方面各民族混居在一起；另一方面，每一个被迫和其他民族混居的人内心深处又都怀着不切实际的梦想。当梦想与现实的落差同日常生活里的贫苦、不耐烦和愤怒搅拌到一起，民族主义就很难不变成种族主义。

东欧在新旧故事的交织中，映照出的是一页冷战与后冷战的全球化变迁史。

粗野主义建筑与当代历史和政治的关系不能在Instagram上用一句图片说明草草带过。那个时代发生的故事，已经沉淀在了建筑的混凝土中。

评论者止庵认为，与中国作家大多站在知识分子立场的写作有很大不同，赫拉巴尔选择站在底层，以仰视的角度表达人类的痛苦。

保加利亚曾经是东欧的硅谷，随之而来的，是许多质问人性的科幻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