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身份政治的问题已经不是挑战契约政治，而是遇到了一个巨大的“求同的矛盾”——种种有着不同身份的人生活在一个民族国家之中，他们该如何相处？

常见的政治暴力现象除了政治暗杀，还包括街头骚乱、恐怖主义袭击、种族屠杀……

无论从制宪决断进程遭遇的种种质疑，还是从社会生活世界中深藏的世态民情看，作为革命与战败后复杂政治斗争产物的魏玛共和国，从它诞生开始就没有获得真正的“权威”，它更像是一项重大功利算计。

米卡尔·丹泽尔·史密斯在新作《美国梦醒之后的生活》中反思了促使特朗普上台的美国社会。

民主制度究竟是解决一切发展问题的灵丹妙药，还是一套纸面制度？数十年来，不同的政治理论家一直在给出不同的解答。

“自由派可能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文化价值观远远比美国的主流价值观偏左，他们可以活在自我感觉良好的泡泡里，但稳固的政治联盟不可能建立在取笑、羞辱自己应该争取的对象，以及空谈理论和秀优越感的基础之上。”

基层官僚所面对的是一个充满了张力的世界，感受着规范间的冲突，踌躇于各种可能的选择之间，他们更加关心如何消除这种冲突感，令自己舒适自然——我们或许可以从人的角度出发来认识基层治理。

“对这种反自由主义思潮的抵抗力决不能演变成一种新型的教条主义和政治威压——而今右翼煽动者已经在利用这一点。只有当我们公开反对在各方出现的不宽容的氛围，才能实现我们所希望的民主包容。”

当全球化的混合性、流动性、突变性和去疆域性加之于“诸众”之中，劳动、政治和智力便不再分离，“全球诸众”由此被赋予了一种“联合起一切”的可能性。

“在哈贝马斯诞生九十年之际，我们需要以纪念他生日为理由，深入地去把握他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