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
罗志田:重释“辛亥巨变”

变革的发生,不在朝廷君臣失道,也不在旧有政治伦理失效,而是在西潮冲击之下,寻求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峻急心态与政治结构变革之间有着根本性的矛盾和困境。

“文明主义”:宫崎市定的中国观

宫崎市定用“朴素主义”与“文明主义”的此消彼长来分析中国通史,形成了一套颇为独特的历史观,我们也要在历史的情境中理解他的情感与立场。

皇家的还是公共的,民族的还是世界的:从马首回归看中国人文物观的演变

我们的文物观念是如何形成的?在后殖民主义的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西方国家博物馆中海量的中国藏品呢?

陶庆梅:革命何妨细腻,蚌病如何成珠

在“现代”的认识框架与艺术体系下,如何寻找我们表述自身艺术理念与审美逻辑的话语?中国的戏曲大概是人类社会少有的,把前工业文明的表演艺术发展到了极致状态。但也正因为其发展得过于完善、过于自足,二十世纪以来,现代对于传统的挑战才显得如此严峻。

“群众科学”:技术政治与相关文艺

“群众科学”和我们今天理工科等学科所理解的科学不完全是一个概念。它主要依托群众运动和劳动者的生产实践经验,与工人、农民的生活福祉密切相关,形式上是群众运动加社会主义大协作。

与乳母们竞争,为不哺乳撑腰:奶粉的形象工程是如何一步步建立起来的?

科学话语加上商业推广是牛乳哺育逐渐植根中国的重要因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营养学说推举牛乳为人类进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食物,商人乘机把牛乳塑造成文明的象征、强国强种的凭证。

藤井省三:在鲁迅的漫游中找到东亚文化的共同命运

鲁迅研究者藤井省三认为,鲁迅对中国人国民性的批判同样可以视为对日本人国民性的批判,他的绝望与希望的哲学引起了日本人的深刻共鸣;他既是中国的modern classic,也是日本和东亚的modern classic。

王柯:从“文明”到“民族”,历史上的中国认同是如何建立的?

“在历史不可能完全还原的条件下,历史学者依然有责任要记录一个国家所走过的弯路及教训,并且通过利用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理论概念去寻找人类所选择的道路种所表现出来的法则。”

近代日本如何言说中国?

子安宣邦的《近代日本的中国观》试图回应的问题便是,“如何在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构筑日本与中国的相互关系”,因为“与怎样的中国、如何地相处才能确保亚洲和平,这自然是与当代日本国家命运相关联的本质性问题”。

历史学家王柯:“中华民族”一词至今仍缺乏一个科学的定义

“中华”被革命家们努力从一个文化共同体改造为了一个政治共同体,并在此后一直不断地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