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其六十年的职业生涯中，她发表过十一部小说和六部短篇小说集，收获多项文学奖，她最成功的作品是《占有》。

虽然萨拉马戈无法像医疗史学者那样研究和书写历史中真实出现过的流行病，但他以小说家特有的敏锐洞察力在小说中提醒我们，一场毫无征兆地蹂躏了全社会的流行病将如何撕裂我们习以为常的一切。

埃尔诺是一位很难用所谓“纯文学”去定义的诺奖作家，某种程度上来说，她与2015年的诺奖获得者阿列克谢耶维奇一样，展现了非虚构写作在文学领域能够取得怎样的认可。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文学奖”的颁奖词评价《兄弟》“艺术性地结合了喜剧和悲剧”，罗翔也曾在刑法课上说过，上课讲的段子不是为了幽默而幽默，而是为了让人思考它背后的沉重。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对幽默与沉重之关系的理解不谋而合。

古尔纳拒绝“后殖民作家”的称谓，拒绝刻板印象，他不制造耸人听闻的情节，而是保留了故事中的交叉复调。徐则臣看到，这也让阅读古尔纳的感受变得非常平静、祥和。

《撒旦诗篇》出版后鲁西迪性命堪忧，这一可怕现实一方面使得他长久生活于死亡威胁之中，同时也深深地伤害了这部小说自身。

“在中美洲，死亡过于迫近，人们到头来除了拿它开开玩笑，别无他法。”

“某种意义上，余华描述的时代其实已经过去了，改革开放四十年往后的时代，余华能不能写出繁荣时代的人生故事，也是对他的考验，”俞敏洪说。

作家路内于近期出版了新作《关于告别的一切》，在这次专访中，他谈到了浪荡子的爱情、前作《雾行者》对新作的影响，以及作家在今天要面对的公共与私人边界的消失。

张莉以爱情话语和女性命运为线索，串联起了百年来中国小说的变迁。从沈从文、郁达夫到萧红，她试图调整当下时代对于文学经典的读法，就像一代代的写作者那样，探索一条属于自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