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张晓晶指出，取消政府隐性担保、打破刚兑，包括打破‘国企信仰’，让传统的公共部门债务积累方式无以为继，形成以市场化风险定价为基准的可持续的债务积累模式。

今年专项债的发行规模之大史无前例，但面对着同样变大的财政收支缺口，资金的运用却显得有点分身乏术。

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李伟表示，随着基建投资不断加码，其投资回报率也在不断下降，能否收回巨额的投资成本是重要问题。

400亿的债务，让独山这个贫困县城每年光债务利息就超过40亿元。全年财政收入，不吃不喝也远不足偿还利息。

各地审计报告均认为，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但审计也发现一些问题，有隐性债务化解方式不合理、违规举债仍有发生、地方债资金闲置、隐性债务认定口径把握不准等。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永钦认为，地方债虽然是一个问题，但不是大问题，因为政府有各种软预算约束，不会被平仓，不会破产。家庭债务太高的问题，表现为家庭不消费。企业债务积压的问题是企业会不投资。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陆铭表示，要真正治本，除了要求劳动力自由流动，财政和金融分家，最终还需要调整国家区域发展战略，提高政府的投资效率。

面对中央释放的“稳投资”信号，在地方债务水平持续被严控的前提下，地方政府如何落实？基建力度能否再次恢复？金融机构如何满足融资平台的合理需求？ “压力空前。”江苏多个地方政府发展与改革委的负责人如此表示

化解风险，不能仅看表面，要看到风险的整体性、各个领域风险的穿透性和传染性。各自为政来防范化解风险，可能会引发巨大的操作性风险。

辽宁省年初公布的2017年底政府债务余额为6767亿元，然而几个月后财政部核定的数字为8455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