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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张晓晶指出,取消政府隐性担保、打破刚兑,包括打破‘国企信仰’,让传统的公共部门债务积累方式无以为继,形成以市场化风险定价为基准的可持续的债务积累模式。
今年专项债的发行规模之大史无前例,但面对着同样变大的财政收支缺口,资金的运用却显得有点分身乏术。
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李伟表示,随着基建投资不断加码,其投资回报率也在不断下降,能否收回巨额的投资成本是重要问题。
400亿的债务,让独山这个贫困县城每年光债务利息就超过40亿元。全年财政收入,不吃不喝也远不足偿还利息。
各地审计报告均认为,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但审计也发现一些问题,有隐性债务化解方式不合理、违规举债仍有发生、地方债资金闲置、隐性债务认定口径把握不准等。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永钦认为,地方债虽然是一个问题,但不是大问题,因为政府有各种软预算约束,不会被平仓,不会破产。家庭债务太高的问题,表现为家庭不消费。企业债务积压的问题是企业会不投资。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陆铭表示,要真正治本,除了要求劳动力自由流动,财政和金融分家,最终还需要调整国家区域发展战略,提高政府的投资效率。
面对中央释放的“稳投资”信号,在地方债务水平持续被严控的前提下,地方政府如何落实?基建力度能否再次恢复?金融机构如何满足融资平台的合理需求? “压力空前。”江苏多个地方政府发展与改革委的负责人如此表示
化解风险,不能仅看表面,要看到风险的整体性、各个领域风险的穿透性和传染性。各自为政来防范化解风险,可能会引发巨大的操作性风险。
辽宁省年初公布的2017年底政府债务余额为6767亿元,然而几个月后财政部核定的数字为8455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