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在日常生活中自称女权主义者，但在文学作品中，这位事业顺风顺水的智利女作家选择不流露自己的女权主义倾向。

男性有赤裸上身的权利，为什么女性没有？

我们对历史上叛逆女孩的诸多代表人物如数家珍，是否真的有助于改善女性处境，或推动历史进步？

玛丽·比尔德认为：“无论你理想中的女性主义是什么样的，否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这一点都是完全无法令人接受的。”

在《足够坚韧》中，黛博拉·纳尔逊大胆地将戴安·阿勃丝、汉娜·阿伦特、琼·狄迪恩、玛丽·麦卡锡、苏珊·桑塔格和西蒙娜·薇依聚集在了一个普通房间，让她们互相对话。

麦金托什认为自己的新作《水疗》并非《使女的故事》的翻版，但“任何以女性生活为中心的小说，都免不了带有女权主义色彩”。

文学也许无法承担推动社会变革的作用，但它承担的，是一个预言者、一个拉响警报的人的作用。

《我们的身体就是我们自己》首次出版于70年代，每隔4-6年再版一次，2011年出版了最后一版。虽然如今该书已停止再版，但它依然为当代女权主义运动提供了有用的模式，且对缓和今天女权主义运动中的一些矛盾冲突也有着重要作用。

《使女的故事》再次启发了一代作家，她们的反乌托邦世界愈加阴郁凄冷、黑暗嗜虐。但哪里能看见希望呢？

今天的『思想界』，我们关注两个与女权主义相关的话题。